|
谈及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学风，人们往往笼统地称其为“空疏”、“浅薄浮泛” ，并将这种空疏学风的形成，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倡导。实际上，导致明代空疏学 风形成的原因很多，简单的归咎于王学的倡导，有失公允。 一 明代中叶空疏学风的形成，确实与王阳明“心学”派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 不观”(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 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治学风气有关，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关系 。追本探源，明代的空疏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和科举制 度造成的。 明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明太祖多次诏示 ：“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注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永乐年间，胡 广、金幼孜等39人奉诏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 全”，以作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之依据。而这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的 著作，并无学术价值可言。此举开了明代抄袭和剽窃风气之先。对此，顾炎武指出：“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 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 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明代八股取士，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更是将士子们导向了不 学无术的歧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 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 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注：《升庵集》52 “举业之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09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顾炎 武也曾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豪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 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 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炯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 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 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而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 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 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由 此可见，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其最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所至。 在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望风披靡。在理学内部，一些有识之 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 倡实学。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 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 ，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 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7“答许廷纶”，见《王廷 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 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 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 ，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 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注：王廷相 ：《雅述》下篇，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认为：“士惟笃行 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送泾野吕 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 ……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注：杨慎：《升庵集》75“珠椟鱼筌”。) 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 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白沙( 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 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 ”(注：胡应麟：《诗薮》外编《三唐上》，见《少室山房全稿》明万历汪氏刊本。)焦 竤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注：焦竤：《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注：焦竤：《澹园续集》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与心性之学毫不相干的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指出的：“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魄(糟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因此他认为：“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竤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注：焦竤：《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26，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二 明初一些学者虽有一些考据性的著作，但大多因袭旧说。如宋濂有考据性著作《诸子 辨》(一名《龙门子》)，写成于元顺宗至正年间，其中多袭用唐宋学者之旧说，算不得 开山之作。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竤、陈第、方以智等一批考据学家。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专事考证经书的，如梅鷟；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订古字古音上的，如陈第；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其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早在 宋代，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等对东晋以来流传的《古文尚书》就提出了怀疑。元朝学者吴澄在其《书纂言》中断定：“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但均未展开深入地考证。吴澄的观点直接启发了梅鷟追索伪《书》二十五篇之“所本”。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对伪《书》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各个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辨是伪《书》考辨史上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2.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辨伪方法和辨伪学理论。考辨古书、古说、古史的真伪是考据学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应麟在他的辨伪学代表作《四部正讹》中，较为 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并将前人运用的辨伪方法归结为：“核之《七略》以观 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 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着以观其人。”(注：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32《四部正讹》下。)这八种方法言简意赅，对后世的辨伪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胡氏在《四部正讹》中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古人作伪之动机及伪 书的种类归纳为20余种，基本概括了伪书的种类和作伪之动机、原因。可以说《四部正 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的问世，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正如梁启超所指 出的：“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 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注：梁启超：《古书真 伪及其年代》卷1《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了传统的考据范围。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内容的真伪、校勘文字、考 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的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的范 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首开明代考据风气之先的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 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 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注：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 ，收入焦竤《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焦竤所编 《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 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 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 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 不得不尔也。”(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稍后焦竤著有《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 义。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 、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 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出“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 “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 海波澜余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 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 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 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 定之，鲜有不失者矣。”(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5“石熊峰滹沱河” 。)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 。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此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 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 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在“炫 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考据成癖，甚至到了走火如魔的地步。如周婴在《卮 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性、男子双名等。 4.勇于厘正当代前贤考据之缺失。杨慎虽以博学见称，受到一大批学者的景仰，但由 于他“炫奇好博”，其“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 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丹 铅余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 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在考据中的种种缺失，共驳正杨书中 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 证杨慎之误而作。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 其对杨慎的崇拜。然而胡应麟本着“爱而知其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余尝窃窥 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 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 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陈言，盾矛故帙。”(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5“ 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 熹的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 《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 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红、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在考证问题上的种种缺 失。 三 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致力于考据，一方面是出于对宋明以来空疏学风的反动，另一 方面也是继承了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学风。提及宋学，人们往往以“空言义理 ”加以概括，实际上宋人治学也有其求实的一面，宋代的考据学应该说十分发达。北宋 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考辨《系辞》非圣人所作，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考辨了《诗序》的作者、《周礼》的真伪、《尚书》部分内容的 真伪等。司马光作《疑孟》，考证《孟子》中所谓“瞽叟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媪之说 。又作《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证史料的异同、真伪，说明对史料的取舍原因。南宋初 ，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进行发难和考辨。郑樵作《诗辨妄》考证《诗序》作者、专攻《毛诗》之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辨史实谬误的精道之论。尤其是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脱离儒经的语言文字而去穿凿附会义理，十分重视训诂考证。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指采宋人之说)?”(注：朱熹：《论孟精义序》，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十分注重字音字义的诠释。他还先后作《诗序辨说》、《孝经刊误》等，对《毛诗》、《诗序》、《孝经》作者及内容进行考证。在他的《文集》、《语录》中，还有不少考辨《古文尚书》、《尚书序》、孔安国传的内容。明代杨慎等考据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考据的传统方法，才开启了有明一代考据之风的。 明代学者在考据学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还直接影响了清初以来的学风和考据 学的发展。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学者在治学上无不 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他们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明中叶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考据派的影响。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 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撰写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 睹身历”的求实精神。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注：《四库全书 总目》卷6经部6易类6“周易稗疏”。)，在其《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 疏》一类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名物、典制等的考证内容。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 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 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他所作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均为考据性的著作。 在考据的内容、方法上，受明儒的启迪或直接承继其衣钵的也大有人在。如明儒十分 重视古代音韵、古字的音义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 学五书》，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其考 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其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其弟子戴震著《声 类表》、《声韵考》，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音韵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 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 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 。乾嘉以后古代音韵更是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 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四库总目 提要》所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按指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 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29杂家类三“《通雅》提要”。)因此 可以说明代学者的考据成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清初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 在伪《古文尚书》漫长的考辨过程中，梅鷟所采用的考据方法及取得的成绩 更是直接引导了清初阎若琚对伪《书》所作的最后定案。清朝学者朱琳在《尚书考异跋 》中对梅鷟作了这样的评价：“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顾广圻赞扬梅鷟的观点：“往往精确不磨，切中伪《古文》膏肓，卓然可传也。”(注：顾广圻：《校定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孙星衍也评价说：“明梅氏鷟创为《考异》，就伪书本文，究其据摭错误之处，条举件系，加总论于前，存旧文于后，于是阎氏若琚推广为《疏证》，惠氏栋、宋氏鉴皆相继辨驳，世儒方信廿五篇《孔传》之不可杂于二十九篇矣。”(注：孙星衍：《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阎若琚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还直接吸收了梅鷟的不少成果，比如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条，第六十五“言今《英典》、《舜典》本一为姚方兴二十八字所横断”条等基本沿袭梅鷟的观点。卷三从第三十三条到第四十八条(其中第四十二条到第四十八条已缺失)其中多采用梅鷟的观点。 在辨伪学理论的总结上，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 沿袭了胡应麟的观点。他提出的辨伪十二公例，其中所谓的“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决 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 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等诸多公例均沿用胡氏“八法 ”，略加阐发，其中只有一两条为梁启超所发明。此外，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中将伪书分为十类，又将作伪的动机和原因归结为：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 、掠美等十多种。梁氏的分类和归纳较之胡应麟更加缜密，其中不乏创见，然而其说脱 胎于胡应麟则昭然若揭。 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 弃了明代考据学家在治学过程中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 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 据学派的根本区别。如顾炎武在广览群书的基础上，“尤留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 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 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注：全祖望 ：《鲒崎亭集》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在治学方法上，针对杨慎等明代考据学家 在论证问题时往往引文不注出处、妄删引文甚至杜撰古书等弊病，顾炎武批评说：“若 今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因此提出：“今但 令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之语不得入文。”(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经义 论策”。)王夫之在研究《资治通鉴》时强调：“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 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 用史为?”(注：《读通鉴论》卷6“汉光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针对明儒“ 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不良学风，黄宗羲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 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 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 见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色彩。而明儒的“求实”往往仅仅体现在书本 文字的考据上，他们力图纠正宋明理学对儒经的曲解，还原经文之本义，恢复实事求是 的学风。在这一点上，乾嘉考据学派与之则有更多的共同点。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