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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古文献新证，就是在整理和研究先秦、两汉古文献时，采取传世文献与出土材 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古文献新证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孔安国对孔壁古文 经的整理，但在近两千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这一研究方法却几乎不为人们所知。这种 状况到了20世纪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个中缘由，牵涉近代学术史发展的许多方面，颇 值得玩味。我们曾就疑古思潮对20世纪古文献新证产生所起到的刺激和催化作用进行过 讨论(注：冯胜君：《王国维与疑古学派》，《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 大学出版社，2002年，长春。)，下面我们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 讨。 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走向 有学者说，17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变异的速度越来越快(注：朱维铮：《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个中原因，牵涉 到历史、政治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等诸多方面，这里不能详论。但仔细考察道 咸以降清代学术嬗变轨迹的每一步骤，大多与20世纪古文献新证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具体说来，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宋学的再次为学界所关注，基本奠定了20世纪史学逐 渐取代经学而占据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大格局，古文献新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诞生 的。而清末学者在传统金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更是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所依赖的 重要学术资源。 1.今文经学和宋学的复兴与20世纪学术史上的经史易位 今文经学虽在西汉曾煊赫一时，成为最早为官方所承认和提倡的学术。但自从其垄断 地位被古文经学打破后，蛰伏了近两千年，在学界一直处于“失语”的境地。到了清代 ，几乎所有的经学研究形态都在传统经学本身的回光返照中轮流上场表演了一番，用梁 启超的话说，就是“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 、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 案，绌王伸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 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此前，梁氏 曾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 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 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可 参看同书《自序》2页。顾颉刚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描述则是：“到清朝时，学问又要变 了，于是劈头打破最在外层的宋明理学，这是顾炎武、毛奇龄们的功绩。他们用的工具 是在内一层的注疏学。过了些时候，学术界中见到的东西又深一层了，于是他们觉得注 疏学靠不住，要打破它，其中心人物是惠栋、戴震等，他们的工具是古文学——即许、 郑之学。又过了些时候，他们走到的境界更深了，于是他们想打破第三层壁垒——古文 学，他们用的工具是西汉今文学，这便是刘逢禄、魏源及康有为们的工作了。他们一层 层的逼近，二千年来造成的偶像便一个个的跌翻。”(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 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86—87页。此文本是顾颉刚于1927 ～1928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三百年来思想史”时有关康有为部分的讲稿，题目为 王煦华所加。)顾氏此论对上引梁启超说的继承是明显的，但在行文中又体现出学术取 向上的不同。)今文经学的出场，已成必然。今文经学经历了常州学派庄存与、宋翔凤 、刘逢禄等人的经营，加之龚自珍、魏源(注：章炳麟说：“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 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也( 段氏《经韵楼集》有《十经斋记》，欲于十三经外，加入《大戴记》、《国语》、 《史 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 二十 一经)。”又说魏源之学“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见章炳 麟： 《与支伟成论清代学术书》，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7年版，第340页。)可见道咸以降说今文经者，已不能纯守今文经家法，常流露 出明 显的史学倾向。对此，钱穆亦有所论述，谓：“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 ，施 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 。… …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故时袭 实斋 余绪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 不为 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 章氏 之旨哉!”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33页。文中“近人”乃指梁启超 而言 ，参看钱氏《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5页。)的发展，已渐成气候(注：有关今文经学 的研 究，可参看[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 因笃 信今文，遂遍疑古文经传。康有为作为清朝今文经学的殿军，其所著《新学伪经考 》( 注：学术界多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受廖平的影响，如梁启超说：“有为 早年 酷好《周礼》，尝贯穴之作《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清 代学术概论》77页)，进而有学者认为康氏书根本就是剽窃自廖平，如钱穆就曾说 ：“ 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非由寝馈之深而自 得之 也。”(见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3页。 )但 也有学者认为康氏书与廖平毫不相干，如钱玄同说：“有人说他(按，指康有为)偷 了廖 平的成就，据为己有。……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 考》 等书相提并论。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 的混 乱思想的代表，和‘考据’‘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 儒的 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钱玄同《重论经今古学问题》，《钱玄 同文 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近更有陆振岳著文力主 此说 ，其结论似亦颇可信(参看陆振岳《关于康有为公羊学的渊源》，《华学》第四辑 ，紫 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327页)。)(1891)、《孔子改制考》(1898)等书中 的很 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引起极大震动，正如梁启超所形容的 是“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对20世纪学 术史 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注：陈寅恪曾深有感触地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 胜流 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 制疑 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考自古世局 之转 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 可御 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第144 页。)陈氏此论揭㮣了政治与学术之间往往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诚为卓识 。考察 20世纪诸学术思潮的消长及互相间的复杂关系，常与陈说若合符契。)。梁启超 曾参与 《新学伪经考》的写作(注：梁启超说：“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 治考证 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多所参与 ，亦时 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见《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并对该书 的要点 及影响做了如下概述： 《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 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 ，皆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 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 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 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注：梁 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 其实，以康有为学说为极端体现的清末今文经学的主要影响并非使早已“竭而无华” 的“清学正统派”的“立脚点根本动摇”，而是使人们彻底放弃了“以经学救世”的幻 想，传统经学至此气数已尽，不得不把盘踞了两千多年的学术主流和中心的地位让给史 学，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注：今文经学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败，并没 有直接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破产。一直到30年代，今文经学仍然在学界占有相当势力。据 钱穆讲：“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 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 文家言。”(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版，第160页。)据此可见当时传统经学思维模式尚未完全转变，而钱氏《刘向歆父子年 谱》则起到了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作用。)。而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传的全面怀疑和否定 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史学色彩，也为20世纪初疑古学派所继承而成为其重要的思想 资源(注：参看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之《引论》及上编第五章《经今文学的兴起 与贡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 1987年版；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商鼎出版公司，1993年版。另外，还可参 看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8 6—89页。钱穆对此亦曾有所论述：“夫治经不能不通史，即清儒主张今文经学，龚定 庵、魏默深为先起大师，此两人亦既就史以论经矣。而康长素、廖季平，其所持论，益 侵入历史范围。故旁通于史以治经，筚路蓝缕启山林者，其功绩正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 。惟其先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 其所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世 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夫史书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 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 异为自表曝之资，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则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页。)上引钱氏所论 ，不仅客观地揭示了今文经学派与疑古学派之间在学术传承上的嬗变关系，而且对疑古 辨伪的流弊痛加针砭，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道咸以降，理学逐渐挣脱汉学的压制，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学界也形成了普遍推崇 宋代的风气。影响所及，民国初年的考据史学家多重视和强调对宋代学术的研究(注： 其中陈寅恪所论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进程着眼，最为精辟。陈氏云：“吾国近年之学术， 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 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 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 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 丛稿二编》245页。)另参看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 1998年1期。)。而宋代学术正是以史学见长，余嘉锡曾说：“清儒经学小学自辟蹊径， 远过唐、宋，其它一切考证，则无不开自宋人，特治之益精耳。至于史学，不逮宋人远 甚。乾嘉诸儒，鄙夷宋学，窃不谓然。”(注：余嘉锡：《古书通例·绪论》，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王国维也曾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 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 不可也。”(注：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因此，宋学的复兴，不仅是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发生 经史易位的“内在理路”之一，也直接为古文献新证研究做了古文字学知识方面的准备 。 2.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演变 清乾嘉年间，正是考据派经学研究声势最为煊赫，在学术界也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和尊 重的时期。然而所谓盛极必衰，其流弊也日益显露，起而与之相争的有当时著名学者章 学诚。其所著《文史通义》劈头第一句话便是：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注：章学诚 ：《文史通义·易教上》，《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其“以史学争经学”学术立场。章氏自己曾自负地说：“吾于史学 ，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注：《文史通义·家书二》，《章学 诚遗书》，第92页。)但其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部分学者的共识，如袁枚就曾 说：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 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注：袁枚：《史学例议序》 ，《随园文集》卷十。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73页。) 所论与章学诚十分相近。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代表着史学已不再自甘居于 学术主流之外，正在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章学诚的学说不仅对今文经学 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观点也被20世纪一些史学家改造后加以利用(注： 钱穆谓对此曾有所论述，谓：“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 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经生窃其说治 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故时袭实斋余绪者。公羊今 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 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见《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433页。文中“近人”乃指梁启超而言，参看钱氏《从 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版，第255页。)。因此有学者说：“章学诚的登高一呼，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演 变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到了20世纪，史学与哲学已经无可逆转地取代了经书，成为 现代中国学术的支配性框架。”(注：[美]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 讨论的意见》，见上引《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1页 。) 1920年，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刊载其《新史学》 各章节，这一般被视为近代“新史学”(或称资产阶级史学)的开端(注：参看吴泽主编 ：《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 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作为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麾下得力干将的梁启超 ，在20世纪初却又成了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中固然不乏戏剧性，但细究起来， 正体现了今文经学同历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合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注：参看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 二辑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海；葛兆光：《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 对中国古典的重新诠释(一)》，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四辑1—22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0年版。)。梁启超的《新史学》从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他超越旧史学传统、 构建新史学体系的努力。史学的重要性，也被梁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注：梁启超 在《新史学》一文的开头便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 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载蒋大椿主编：《史学探 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这正体现了陈寅恪所说的“近20年来 ，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 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9页。)近代“新史学”的建立，是古文献新证出现的基本前提 和背景。 3.传统金石学的研究 传统金石学的著录和研究在宋代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元、明两朝乏善可陈。到了清 乾隆以后，社会安定，出土铜器、碑刻日渐增多，加之考据学家的重视，对金石铭刻的 搜集、整理和研究又蔚成风气。 有清一代青铜器铭文著录之书，最初为朝廷所纂集。乾隆年间有所谓的“西清四鉴” ，即《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 鉴乙编》二十卷。这几部书因所收伪器太多，且摹写失真，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但 所谓“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朝廷的提倡，无疑对金石学的重新兴起，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而“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致古器，搜集拓本”(注：王国 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嘉庆以后 ，私人著录之风乃大盛。 最早明确阐述金石文字对于经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的，当推乾嘉年间著名学者 钱大昕。他说：“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 ，故可宝也。”正因为金石材料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性，所以他强调“金石之学，与经史 相表里”(注：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版，第414页。)。但由于受当时金文研究水平所限，加之钱氏本身不以考证先秦典籍见 长，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偶然有以金文同先秦典籍相印证的例子，也不见佳。 道咸以降，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利用金文校订和解读先秦典籍开始渐入佳境。出现 了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如方浚益、刘心源根据金文把《尚书·费誓》“我商赉汝”中的 “商”读为“赏”；孙诒让根据金文指出《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作册逸 诰”中“作册”为职官名等。特别是王懿荣、吴大澄、方浚益、孙诒让等人根据金文几 乎同时发现《尚书》“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等文中的“宁”为“文”字 之误，揭千载未发之覆，更为后世学者所艳称(注：参看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 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现》，《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版，第73～80页。)。因此，在当时就有学者认为：“《尚书》至今日无从得确据以定 之。其理之至者，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说定之。其文之古者，则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 金之文亦唯《尚书》可以通之。”(注：陈介祺：《陈簠斋尺牍》第一册，陈敬第辑。 转引自上引裘锡圭文。)以上这些成绩和观念，为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提供了知识和 理论上的准备，这在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等人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 20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同传统金石学研究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二、地下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及其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反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正经历着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蜕变所带来的阵痛。 今文经学的最后挣扎终归失败，固然已经昭示了传统经学研究的行将就木，但其对古文 经传的普遍怀疑和否定，又必将使当时正呼之欲出的“新史学”因材料上的先天不足而 在日后发展中步履维艰，事实也正是如此。甲骨文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世人所发现，这一 事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正是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地下新材料的不断出土， 为中国古史的重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传统经学的研究保存了一线生机。 正如李济所说，如果用长时段的学术史的眼光来考察，甲骨文在1899年被发现毋宁说 是必然的：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证据表明 ，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学者像19 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十三个世 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 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 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 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 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清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 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注 ：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与李济所论略有不同的是，顾颉刚认为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学 术界的重视，更多地是由于历史观念的进步：现在发见了殷墟甲骨、新郑铜器，所以轰 动全世界的视听者，正因今人的历史观念突过前人的缘故。若在那时(引者按，指西汉) ，单说“古东西，好材料”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个偶像才能收号召的力量。例如 殷墟甲骨，不要说时代待考，须要说这是武丁举了傅说之后，祭祀上帝祖宗，傅说亲手 刻上去的；新郑铜器，不要说是从无名氏的墓里挖出，你不妨说这是子产死了之后，家 人把他日用的东西拿来殉葬的：那就有了经典上的大价值了。(注：顾颉刚：《古史辨 》第五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另外，19世纪后半叶金石学逐渐发展成为古器物学以及石印术和照相术的传入都为甲 骨文的发现、刊布和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注：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 书局，1988年版，第1～2页。)。 有关甲骨文最早发现者以及发现的时间，在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比较可信的说法应 该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第一个断定甲骨文为殷商文字并对有字甲骨加以购藏 (注：有关讨论参看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据《清史稿·王懿荣传》称：“懿荣泛涉经史，嗜金石，翁同𥤖、潘祖荫并称其为 博学”，而且据考证也是王懿荣第一个指出《尚书》中的“宁王”“宁武”等文中的“ 宁”为“文”之误字(注：裘锡圭：《谈谈清末学者利用金文校勘＜尚书＞的一个重要发 现》，《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74—75页。)。可见，王懿荣能够发现甲骨文也不是 偶然的。遗憾的是王氏在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自杀殉 国，不然他一定会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取得更多成绩。 1903年，刘鹗在罗振玉的鼓动下编纂并出版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铁云藏龟》 ，该书共收录甲骨1058片。次年，著名学者孙诒让便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了第一部研究甲 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关于这部书，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例如王国维 购得《契文举例》手稿后，罗振玉谋为刊印(注：罗振玉在1916年12月20日致王国维信 中说：“奉到惠书，快悉《契文举例》竟为公购得，惊喜欲狂，祈即日双挂号邮示。弟 意即付之影印，书来即付照，四五日内即奉缴。公选其精者入《学报》，与原书并行， 最佳。”(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 社，2000年版，第1—2页。)因下文所引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发表时， 此信尚未公布，故裘文只是推测此信的内容，并无实证。特将此信揭之于上，供参考。 )，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孙仲颂《契文举例》当即寄上，惟此书数近百页，印费却不少，而其书却无可采，不 如《古籀拾遗》远甚。即欲摘其佳者，亦无从下手，因其是者与误者常并在一条中也。 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所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我辈因颂老而重 其书，又以其为此学开山更特别重之，然使为书费钱至数百金则殊不必，公一观此书当 与维同感也。(注：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6—16 7页。) 后经唐兰、裘锡圭等学者竭力表彰(注：参看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第84片考释， 辅仁大学，1939年，北京；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6～342页。)，才使该书的学术价值逐渐凸显。裘锡圭对孙 诒让的学术成就总结说：“应该承认《举例》是甲骨文研究方面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开创 性著作。……考虑到孙氏写书时在资料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他所作出的那些贡献就更加 值得后人珍视了。孙氏在古文字和古文献方面的学力决不在罗王之下。如果孙氏在甲骨 文研究方面能有罗王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他所能作出的贡献大概是不会比他们小的。” (注：裘锡圭：《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第336～342页。)这应该是比较公允的意见。 在早期甲骨文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是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所以人们也把这 一时期的甲骨学称为“罗王之学”。罗振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和著 录方面，他先后编纂了《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 编》(1916)等著作。另外，罗氏对于甲骨文的考释用力亦勤，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 (1910)、《殷墟书契考释》(1915)等。王国维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把甲骨文研究同古史研 究结合起来，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一系列 著名论文，奠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础。陈梦家说： 罗氏对于卜辞辞句的通读与分类，是他胜过孙氏处；王氏又从辞句的通读与分类，更 进一步结合卜辞于史地和礼制，亦即历史的考证。罗氏在《贞卜》序中所举的考史、正 名、卜法的三个目标，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础，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学发掘以后才开 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 是王氏所特别著重的。……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他在讨论《尚书》、古地理 、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王氏 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是很重 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 ”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俗提供了新材料，我们由此而发现卜辞中的“毫 社”。他分别了卜辞中“又”字有“佑”“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说明朔义与假义 的分别如“我”字本象兵器，假借为人称。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 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61页。) 上引陈氏所论对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及学术成就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和总结。 与上述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甲骨文的研究相比，在当时的学术界对甲骨文 这一新材料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态度：一种是干脆否认甲骨文的真实性，以章炳麟、黄侃 为代表；另一种是虽承认甲骨文的真实性，但在研究中并不十分重视，以钱穆为代表。 章炳麟在《理惑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他对甲骨文的态度：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 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 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粱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 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璺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 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 者随侯之珠，照乘之宝，珧珌之削，余蚔之贝，今无有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 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 易霾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注： 章炳麟：《国故论衡》卷上，浙江图书馆，1919年版。章氏相似的议论又见于《章氏国 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1935)，参《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一士 类稿》)一文中孙思昉所引述。) 文中所说的“贤儒”当指孙诒让而言，而所谓的“欺世豫贾之徒”、“非贞信之人” 则显然是说罗振玉。章炳麟的弟子黄侃则把矛头直指王国维，他在日记中对王氏大肆谩 骂： 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始西域出汉 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藏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 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凌傲前人，辐凑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 。罗振玉且著书且行贾，兼收浮誉实利，国维之助为多焉。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 而希冀发现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 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注：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章、黄二人在学术界的地位非比寻常，前者更是清末民初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他们 的意见虽偏激却颇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注：据上引《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一文中 姜亮夫所述，章氏曾对其说：“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 我心，出之于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 则章氏对于甲骨文似乎也并非全然不信，而学术界也流传着章氏晚年对甲骨文态度有所 改变的说法，如李济就曾讲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件轶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 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季刚 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轶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 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 假文字。”(见《安阳》37页)而章氏自己也曾说：“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 。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能不够，盖当时坊闲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 之力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任启贤：《章太炎先生晚年 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版，第447页)这段记载如果可信的话，则表明章炳麟晚年对于出土文字材料的态度是相 当积极的。杨树达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另一件趣事，颇能反映黄侃对待甲骨文的复杂心态 ：“林景伊来，告余云：黄季刚于没前大买龟甲书读之。尝告渠云：‘汝等少年人尽可 研究甲骨，惟我则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余谓，季刚始则不究情实，痛诋 龟甲，不免于妄；继知其决非伪物，则又护持前错，不肯自改，又不免于懦矣。”(杨 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26页，1936年12月27日条。)关于黄侃晚年对 甲骨文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在新近出版的《黄侃日记》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如《量守 庐日记》甲戌(1934年)三月十四日条下黄氏记“《甲骨学文字编》出书，试买之”，四 月十四日条下记“得来熏阁书，即复令寄《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并求《续补》)、《 甲骨文字研究》”，在第二天(十五日)的日记中并记有对甲骨文“王”字的考释意见： “看《甲骨学》，有谓(古文王)象斧形者，……予谓不如言似海船铁猫尤为酷肖也。” (参看《黄侃日记》，第965、971、972页。))。 以钱穆、柳诒征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甲骨文等地下新材料虽予肯定，但态度有所 保留，认为不宜过分夸大其重要性。钱穆曾记载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时的一则趣 事：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 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注：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3页。) 这件事不仅非常生动地说明了钱氏对于甲骨文的态度(注：但钱氏在《国史大纲》中讨 论殷周历史时，亦不得不借助甲骨、金文材料，并对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成果多 有肯定与吸收。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修订版)第一编《上古三代之部》，商务印书 馆，1996年第三版。详细的讨论还可参看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 史论丛》第6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307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当时学术界各种学派和学说互相争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看待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材料与旧材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陈寅恪曾过有如下阐述 ： 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 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 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 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 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 ，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 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注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 97页。) 类似的表述，也见于其所撰《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注：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231页。)，可参看。傅斯年也有与上引陈寅恪所论极为相 近的看法(注：参看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及其它》，辽 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而且更进一步指出“每每旧材料本是死的，而一 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胡适对此说大为赞赏，称“此意最 重要”，而傅氏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主要因为他“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 纷乱中理出头绪来”(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 、485页。另可参看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历史研究》2001年3期 。)。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具有空前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学派和学说 互相交流和碰撞，为古文献新证研究的孕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对地下新材料与 旧材料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则为古文献新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疑 古思潮的刺激和古史新证的影响下，古文献新证研究在20世纪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