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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献积累丰富、传流历史悠久的国家。如果从甲骨文算起，当有3000多年 ；如果从孔子收集整理算起，也有2000多年。在如此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历代文献得以 长期保存、积累、流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各个时代都有重视传统文献的具体措施，特别 是国力强盛的汉、唐、清各代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譬如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 就是超越前朝的空前伟业。 总汇传统文献 较多的学者都把传统文献界定在上古到近代以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过四次较大 的总汇工程：一次是东汉初班固在向、歆父子《别录》、《七略》基础上编纂的《汉书 艺文志》，一次是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一次是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而最 大的一次则是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总汇工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 两次，著录之书为3461种，79039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 ，172860卷，较前二次不啻增大一二十倍。在再编纂上，它不仅如前二次那样有提要性 目录，还将著录部分收入全书。四库全书总汇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四库全书》的再编纂也实现了数百年来儒家学者期望总汇传统文献的宿愿。在传统 文献中，佛、道两家早就有总汇的成果，即佛藏与道藏的编纂，而儒家独无藏。最早提 出编纂儒藏的是明末福建人曹学ｑｕáｎ@①。曹氏在明末和唐王政权下，任过高官，好 学嗜书，收藏繁富，曾感叹地说：“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藏?”遂决意编纂儒藏。他采 撷四部，按类分辑，经营十年，可惜以明亡殉国而未完成，但他提出编纂儒藏的思想影 响后来颇巨。清康熙时的徐乾学在为高士奇所撰《编珠》写序时，就有类似的建议，并 希望高士奇向康熙进言落实。乾隆初，新成进士的全祖望曾以在翰林院供职之便，着手 从《永乐大典》中分类钞辑。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是“纂辑《四库全书》的远源”。 不久，著名学者周永年正式提出为编纂《儒藏》而搜求图书的建议，写了一篇《儒藏说 》，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其后，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广征遗 书、 整理官藏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等建议。这一建议与乾隆帝向往实现文治武功的 一统 心理恰好合拍，促成乾隆帝决定编纂一部能囊括古今文献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 。因 此，《四库全书》的编纂可谓既实现了曹学佺以来诸多儒家学者的宿愿，又完 成了总汇传统文献的宏业。 整理、完善传统文献体系 保存、积累和流传传统文献，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如上所述的进行文献的再编纂，另 一条则是整理和完善传统文献体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时，即全 面规划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运用体系。它先把编书与写提要的工作统统纳入四库全书馆的 统一领导下，使二者没有此疆彼界的划分。它采取分片包干，一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 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该书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钞 、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由一人专负其责。这样，既节省人力与财力，亦明确责任 ，便于发挥人才的作用，创立了传统文献再编纂的良法。 在着手再编纂之始，首先广征图书以奠定整理基础。《四库全书》的书源，大致为三 方面：一是命各省采购图书进呈；二是要求各大藏书家选送相当数量的图书，以官编大 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作奖励；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共辑出三百余种佚书。然 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书收录、存目和撰提要等工作。历时十余年，《四库全书》与《四 库全书总目》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的同时能完成书与录，确是前此未有的创举。 在《四库全书》再编纂过程中，又有为完善运用体系而做的两件事。一是在征书辑书 工作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决定刻印流通，先刻印四种，旋因刻印 速度较慢，改用新创造的木活字法，共印行134种，即《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二是开 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 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 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四年，两份《荟要》就先于全书 竣工，分藏于宫内摛藻堂和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随时阅鉴。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 全书荟要总目》，作为提纲挈领之作，又一次地书录并举。 与《四库全书》的再编纂几乎同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 程碑性质的、最重要的目录学专著。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 旨，不仅对已收各书撮其指要，论其指归，对存目诸书也叙其大略，使人得其大概。沾 溉后来，厥功至伟。但卷有二百，未免检读不便，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即另撰简编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款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据，乾隆四十六年前后修成 ，早于《总目》四年问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然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 但有些条目仍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图书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为前代所未见 。 这项整理传统文献工作既有《全书》，又有《总目》；既有《总目》，又有《简目》 ；既有珍善图书的选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又有必备书选本《四库全书荟要》，较 完整地形成既有原始文献，又有二三次文献的创制。它不仅代表当时整理文献工作体系 的水平，同时对当前编纂《清史》和《儒藏》一类大的文化工程无疑会有所启迪和借鉴 。 奠定清学基础，培育专学人才 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明末学风空疏的弊病，提倡追古求实之 风，标举“古学”，以反对用朱注猎取功名的“俗学”。顾、黄等学者不仅博涉群籍， 而且在治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整理阐释传统文献的方法，即考据方法，影响了一大批学 者，如马驌、胡渭、阎若璩等都可称考据学健将。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可说是已成 “显学”，出现了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汉代许慎、郑玄为师的 “ 墨守许郑”的口号，建立师承家法，称为“郑学”。因郑玄是东汉人，所以又称“汉 学 ”。他们以考据学作为学派特色，因而又有“考据学派”的称呼。这批学者多奋起于 乾 嘉时期，而被称为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派、乾嘉学派具有同一内涵，它就是清学 。 有学者认为清学是建基于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等等的专学之上的，而这 些 专学的发展应该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四库全书》的编纂 是 在乾隆中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像这样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必然需要经过求书、登录、校 勘 、编目、叙录、搜求散佚和抄写誊录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门学问。 于 是，以清初以来的考据学为基础，逐渐分化发展为目录、考证、校勘、版本、辑佚等 不 同门类的专学，而这些专学不仅是清学的支柱，也是发展清学的动力。乾嘉时期之所 以 能成为清学的鼎盛时期，不能不说是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以至 数 十年后，著名学者魏源在给友人李兆洛的信中还说：“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 兴 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这一概括正好说明《四库全书》对清学的奠定做出过积极 的 贡献。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然需运用众多专业知识，必然需要引用和培育大量专门人才。 所以在开馆之初，乾隆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 了大量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据有人统计共有360人，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 调、协勘等等职务，其中有许多人是当时卓著盛名的大学者。黄爱萍女士曾在其所著《 四库全书纂修考》中列举出十二人：即于敏中、王际华、金简、纪昀、陆锡熊、陆费墀 、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等，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级人 物。此外，黄著又列举了朱筠、姚鼐、彭元瑞、朱珪、庄存与、金榜、李潢、陈 际新、郭长发、陈昌齐、洪梧、王念孙、刘墉、谢墉、赵怀玉、曹秀先、王太岳、余 集 、曾燠、门应兆等和没有列出的众多学者也都是俊才硕彦，其学术成果历历可考，为 清 学昌盛发展之砥柱，称一代人才之盛。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工作实践和学者们相互商 榷 切磋，这一庞大的学术群体在治学上都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四库全书》培 育 人才之功，亦不可没。 结语 《四库全书》在其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黄爱萍女 士统计，在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 上，数量不可谓不大。所以，有人概括其事说，《四库全书》对传统文化是“功魁祸首 ”，言其保存文化有功而毁灭文化有罪，未免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遗憾。最近看到任继 愈先生所写《为＜四库全书＞正名》的文章，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禁书、改书给 以很好的诠释。任先生认为，禁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书“则是历代统 治者所惯用的手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因而，任先生肯定这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文化事业”。我赞同任先生这一合于情理的解释，因为任何事物在它进行过程 中常常是利弊共存，那就要分析其弊端产生的时代必然性，而考察它利之所在，测量其 对后世的贡献。《四库全书》较完好地保存传统文献，特别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30 0余种，开拓了学术眼界；给后世留下一份包罗繁富的传统文化载体，使传统文化不再 像前代那样散佚流失。《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严密组织、周密规划、制定完整的文化 整理体系、培育高质量人才等等，更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对《 四库全书》不妨多理解些不足，更多地利用其有利于我们的地方，让人们更多地向《四 库全书》索取，使它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中发挥更多的潜力!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