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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是 现今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其可靠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定州汉墓竹 简不像郭店竹简、上博战国竹简那样幸运，问世伊始便受到天灾（唐山地震）与人祸 （文革）的夹击，研究相对滞缓。仅就竹简《论语》的定性而言，有人说它“保留了 《古文论语》的一些面貌”（注：孙钦善：《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前言，《四部 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年。），有人推测“《齐论》的可能性大一些” （注：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更 有人断定当属于《鲁论》系统（注：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为“鲁论” 考》，《文史》2001年第3辑。），迄今尚无定论。而我们通过统计、对照简文避讳 用字，认为竹简《论语》当属汉高祖刘邦时期抄本。因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才出 现，而《鲁论》与《齐论》的产生年代又晚于《古论》，所以竹简《论语》已经超出 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 讨了竹简《论语》与《古论》、《鲁论》以及《齐论》的关系，对两汉时期《论语》 的流传提出了一些初步见解。 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年代问题 竹简《论语》出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说：“ 这部《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所以它是公 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它 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55年，这意味着《 论语》抄本的年代可能更早。史载西汉河间王、淮南王等都非常喜爱收集古籍，多是 重金收买其原本，另抄副本还给主人。中山怀王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得到这部《论 语》，因珍爱非常，以致死后用以随葬。它的大致年代究竟为何，我们尝试用西汉的 避讳之例作些分析。 《论语》成书年代迄今虽仍无定论，但推测最晚也是在战国后期。至于定州汉墓 竹简《论语》的抄写年代，简文中避讳用字最能说明问题。古人早就指出：“班（颁 ）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南齐书·王慈传》），“汉法，天 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全北齐文》卷三《避太子讳议》） 。汉代的颁讳布名之制，由今存文献来看，最常用的手法是以同训字相替换。如汉高 祖刘邦，讳邦曰国；惠帝刘盈，讳盈曰满；高后吕雉，讳雉曰野鸡；文帝刘恒，讳恒 曰常；景帝刘启，讳启曰开；武帝刘彻，讳彻曰通；昭帝刘弗，讳弗曰不；宣帝刘询 ，讳询曰谋，等等。汉人为避讳，将恒山改名“常山”，将夏后启改称“夏后开”， 将孔子弟子邦巽改称“国选”，都是人所共知的。出土竹简《论语》的墓主刘修是刘 氏宗室同姓王，对皇室避讳自然会格外留意。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明显避讳“邦”字。所有“邦”字都用“国”代替。如《 八佾》篇“国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公冶长》篇“至于也（他）国，则曰犹吾 大夫□子也”；《泰伯》篇“危国弗入，乱国弗居”；《乡党》篇“……它（他）国 ，再拜……”；《子路》篇“壹言而兴国，有诸”；《季氏》篇“国君之妻……异国 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唯一的例外是《子张》篇“夫子得（邦家）……”一条。据《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释文凡例，〔〕内为1976年抄录文字，后因唐山地震，原简已损 ，已无法校正。推测是整理者笔误所致。 但是，不避汉惠帝讳，《述而》篇残存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等字句；不避 文帝讳，《述而》篇有“善人，吾弗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等字句；不避 武帝讳，《八佾》篇保留有“……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等 字样；不避昭帝讳，而且今本用“不”的地方，它多用“弗”字代替，大概是与经师 或抄写者的方言习惯有关。《为政》篇中的名句竟然成了“〔知之为知〕之，弗知为 弗知，是知也”。如果是昭帝或宣帝时期所书，只能说是自招晦气。竹简《论语》没 有保存下来带有“启”（汉景帝讳）和“恂”字（汉宣帝讳）的字句，但由其不避惠 、文、武、昭之讳来看，大概也不避景帝、宣帝之讳。 鉴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只讳“邦”字，惠帝以下诸帝皆不讳，我们推断其抄 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的十余年间，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山东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属同一时期的抄本。 基于上述推断，再来看竹简《论语》的属性问题。首先，应该排除它属于汉代《 古论》系统的可能。据说最初的《古论》是由战国时古文书写，但这并不为西汉人所 知。西汉人所知的《古论语》，是在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的，就是说，孔壁《古论 》是在汉景帝或汉武帝时期才问世，汉高祖时根本不可能有《古论语》之说。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说，孔壁《古论语》的抄写年代虽早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但其在 汉代的流行却晚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汉景帝或武帝时新发现的《古论语》之所以被命名为《古论语》，说明当时已经 有《论语》在流行。因为是使用战国古文书写，没有使用汉代流行的今文隶书，所以 又被称为《古文论语》（《论语集解》何晏序）。也就是说，在《古文论语》问世时 ，汉代已经有以隶书抄写的《论语》在流行。过去学术界大多认为《古论语》或《古 文论语》得以命名的参照物，是汉初今文《论语》，也就是《齐论语》与《鲁论语》 。但这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齐论》与《鲁论》的出现其实晚于《古论》。这从 考察西汉《齐论》、《鲁论》的师传学者的年代就可以得到证明。 据《汉书·艺文志》及《论语集解》何晏序的记载，西汉传习《齐论》的学者有 ：1.王卿，据宋邢昺《疏》记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曾由济南太守迁任御史 大夫；2.庸生，《汉书·张禹传》记张禹曾师从于王阳、庸生。张禹为汉元、成帝时 人，其师庸生可能是汉宣帝时人；3.王吉，宣帝时为昌邑中尉，元帝年间卒；4.宋畸 ，宣帝时为詹事，后迁大鸿胪左冯翊少府；5.五鹿充宗，通《齐论》兼治《梁丘易》 。《梁丘易》的创始人梁丘贺为汉宣帝时人，五鹿充宗只能是宣帝以后人；6.贡禹， 元帝时官谏太夫。以上传习《齐论》者六人，只有王卿是武帝时代人，其他都是宣帝 、元帝时代的学者。 再看西汉传习《鲁论》学者的年代：1.龚奋，《汉书·艺文志》记其曾为常山都 尉，生卒年代不详；2.鲁扶卿，《论衡》记其曾师从孔安国学《论语》；3.韦贤，曾 为昭帝师，授《诗经》，地节三年（前67）卒；4.韦玄成，韦贤之子，以明经官至丞 相，元帝建昭二年（前38）卒；5.夏侯胜，宣帝时为太后授《尚书》，官长信少府， 后迁太子太傅；6.萧望之，宣帝时人，从夏侯胜学《鲁论》；7.张禹，初从夏侯建（ 夏侯胜从兄之子）授《鲁论》，后又从王阳、庸生讲《齐论》。元帝太元中为太子讲 《论语》，官光禄大夫。成帝时赐爵关内侯，哀帝建平二年（前5）卒。以上传习《 鲁论》者七人，其中龚奋年代不详，鲁扶卿一人为汉武帝时期，其余都是汉昭帝、宣 帝以后的学者。 上述十三位《齐论》《鲁论》传人，其中一人年代不详，两人为汉武帝时人，其 余都是武帝以后的学者。因此，可以断定《齐论》《鲁论》的产生年代不会早于《古 论》。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是什么新见解。早在20世纪初，章炳麟就指出：“《论语》 初出，董仲舒、东方朔已多称引，司马迁著之《史记》，皆在《齐》、《鲁》前。盖 孔安国时已隶写传诵矣。《齐论》传者胶东庸生，《鲁论》传者扶卿，并安国弟子。 ”（注：章炳麟：《广论语骈枝》“此传不习乎”条，《章氏丛书续编》本。）约半 个世纪前，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也曾指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 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 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 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注：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 ，岩波书店1972年，第72-74页。）近年，郭沂先生也撰文指出：《齐论》、《鲁论 》可能出现于汉宣帝时期，明显晚于古论（注：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 研究》1990年第4期。）。这些见解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再度重视。 既然可以肯定《齐论》、《鲁论》是在《古论》问世以后才出现的，则自然不会 是《古论语》得以命名的参照物。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年代在汉高祖时期，当 是流行于汉初（高、惠、文、景帝时期）的《论语》，即《古论语》问世以前已经在 汉代流传的今文《论语》。 如果以上分析大致不误，我们对汉代《论语》流传状况可重新描述如下：定州汉 墓竹简《论语》（今文《论语》）与《古文论语》都是战国时《论语》的遗存。因避 秦火，《古论语》长期隐匿于孔壁，武帝后才得以问世，并逐步为世人所知。定州汉 墓竹简《论语》是根据口诵《论语》整理而成，在汉初一枝独秀。因当时传习《论语 》者不止一家，出自鲁学和出自齐学，有文字上的不同，于是形成了《齐论》和《鲁 论》两个系统。《齐论》和《鲁论》大行于世，它们之外的今文《论语》以及《古论 语》则逐渐式微。到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并吸收《齐论》的优良之处， 形成所谓的《张侯论》。《张侯论》的出现，又使得《鲁论》特别是《齐论》走向衰 落。直到东汉末年，郑玄以当时所能见到的《鲁论》与《古论》、《齐论》相对校， 篇章结构采《鲁论》，文字语句从《古论》、《齐论》，形成了独特的郑注《论语》 。稍后，何晏《论语集解》则延续了传统的《鲁论》。由此又开始了《论语》学史上 《何集》与《郑注》并存的时代。 二、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篇章结构的问题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没有篇题，篇数不详。但由存留的十一枚“章数简”，根 据其所记章数及字数，大体可以推断相当于今本某篇。 六一二简“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整理者将它排列在《尧曰》篇后，章数 相近，字数也与今本《尧曰》篇前两章字数相近（三百四十一字）。 六一三简“凡卅七章……”。传世本中只有《述而》篇有三十七章的记录，当为 《述而》篇。 六一四简“……〔章〕……五百七十五字”。与今本《为政》篇（五百八十一字 ）字数最为接近。 六一五简“凡〔卅六〕章·凡九百九十字”。查传世本各篇没有三十六章的，字 数最为接近的是《阳货》篇（一千另二十字），“卅”字当为“廿”字之误。可能是 整理者误录。 六一六简“凡卅章·凡七百九十字”。章数与今本《子罕》篇合，字数也相近（ 八百一十二字）。 六一七简“凡〔四十〕四章……”。与今本《宪问》篇章数合。 六一八简“〔凡四十七章〕〔□□百八十一字〕”。章数最多的，今本《卫灵公 》篇有四十九章的记录，字数也相近（九百字）。 六一九简“凡十三章……”。与今本《季氏》篇章数最为接近（十四章）。 六二○简“〔凡十〕三章……”。疑整理者有误，当为“廿三”章之误，与今本 《先进》篇章数合。 六二一简“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与今本《公冶长》篇章数相同， 字数也相近（八百七十一字）。 再来看残存数篇内的分章。竹简《论语·公冶长》篇，将“宰予昼寝”章“子曰 始吾于人也”句下另分为一章，与何晏《集解》分章相同，大概认为是孔子在不同时 期的发言。《先进》篇将“柴也愚”章与“孔子曰回也其庶乎”章合二为一，“子张 问善人之道”章与“子曰论笃是与”章合二为一，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分章相同。 竹简《论语·卫灵公》篇第一、二章连在一起，与朱熹《集注》本相同。 现存残简与传世本分章明显不同的只有两处。一是《子路》篇将“子路问曰君子 尚勇乎”章与“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章合二为一。传世本中不见如此分法。二是《 子罕》篇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章与“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出”章连在一 起。两章意义绝无连贯之处，或者是抄录者的笔误。 由以上对比来看，虽然不能推断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确切篇数，但就有记录 的这十一篇来看，可以说与今本基本相同。各篇中分章歧异也不大，章数没有超出传 世本分章变动的范围。整理者按照二十篇来排序应该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断言《论语 》的篇章结构在汉初已基本固定，此后历两千余年并没有太大变化。 两汉四家《论语》在篇章上分歧集中在《尧曰》篇。今本《尧曰》篇共有三章组 成，首章为“尧曰”章，次章为“子张问”章，最后一章为“子曰不知命”章。崔述 曾论述说：“《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断 简无所属，附之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 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洙泗考信录》）看来，一 直到清代，对《尧曰》篇的认识也没有统一。 竹简《论语·尧曰》篇“子曰不知命”章与其他简文明显不同，“简本在此用二 个小圆点间隔，以双行小字书于此简的下部”（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 版社1977年，第99页。）。在《尧曰》篇的章数简上写的是“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 〕”，显然没有将此章计算在内。也就是说竹简《论语》是将“子曰不知命”章当作 附录看待的。 《古论》二十一篇，多于《鲁论》的一篇也与《尧曰》篇有关。班固说是多出来 了一个《子张》篇，如淳《汉书·艺文志》注说是“分《尧曰》篇后‘子张问如何以 从政’下为篇，名曰《从政》”。至于“子曰不知命”章，《经典释文》注明“《鲁 论》无此章，今从《古》”，证明是包含在《从政》篇中的，可能也是以附录的形式 出现的。《古论》与竹简《论语》的不同是将“子张问”独立成了《从政》篇。至于 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同”，则是发现后整理者的编次问题。与定州 汉墓竹简相似，因没有篇题，整理者在编排时有自作主张之处。 《鲁论》二十篇，最为精简。《经典释文》载《鲁论》没有《尧曰》篇最后的“ 子曰不知命”章。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推考，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也没有收 录“子曰不知命”章（注：武内义雄：《汉石经〈论语〉残字考》，《论语之研究》 ，岩波书店1972年。）。“子曰不知命”章虽然在汉初《论语》中的身分只是附录， 还不是正文，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视。《韩诗外传》、董仲舒对策等都有引用，在西汉 初年已经是广为人知的名句。《鲁论》坚持不予收录的理由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保 守。 《汉书·艺文志》载《齐论》“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注曰 ：“《问王》、《知道》皆篇名。”据说后为张禹所删，以致内容失传。马端临《文 献通考》对此提出异议，“《齐论》多于《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 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论语》与《古文 尚书》同自孔壁中出者，章句与《鲁论》不异，唯分《尧曰》‘子张问’以下为一篇 ，共二十一篇。则《问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无。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 经之本真。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我们基本上同意马端临的见解，《问王》 、《知道》两篇决不是随便可以删掉的。由竹简《论语》、《古论》、《鲁论》三论 的篇章分歧都集中在《尧曰》篇来看，《齐论》多出来的两篇，可能也在《尧曰》篇 上。推测所谓《问王》不是什么《问玉》之误，而是《问正》之误，来自“子张问” 首句“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政）矣”。《问王》篇可能就是“子张问” 章。所谓《知道》则是“子曰不知命”章中“知命”、“知礼”、“知言”、“知人 ”的概括，或者是“知之道”的简略。《知道》篇可能就是“子曰不知命”章。果如 此，《问王》、《知道》两篇就在今本《尧曰》篇之内。难怪后人在《逸论语》中寻 找，一无所获。 “子张问”、“子曰不知命”两章最初都是《论语》的附录。书写格式为双行小 字，并用二小圆点与正文间隔，以示与《尧曰》篇正文相区别。后来在传抄过程中陆 续混入正文，各学派学者因认识或统计方法不一，遂出现了二十篇、二十一篇或二十 二篇的不同。《古论》所谓的《从政》篇包含“子张问”与“子曰不知命”两章，全 篇都是附录。《齐论》所谓的《问王》与《知道》篇，如果确实是由“子张问”章与 “子曰不知命”章构成，两篇也都是附录。《从政》、《问王》、《知道》三“篇” 最初都没有篇名，当为刘歆等在整理统计时，后加的篇名；这三篇名与前二十篇名明 显不同，后者都是采用首章开头的几个字命名，前者则是归纳章旨以命名。 总之，由上述比较来看，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篇章结构与传世《论语》差别不 大，可以推断《论语》一书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定型。竹简《论语》与《古论》、《齐 论》、《鲁论》在篇章构成上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尧曰》篇，局限在对“子张问”章 与“子曰不知命”章的认识与处理上。就篇章构成而言，竹简《论语》与《古论》非 常接近，因为二者同源。但在具体文字章句上，二者却差别很大，因为《古论》是古 文，而竹简《论语》则属于今文。 三、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字词问题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共保留7576字，几乎接近《论语》的一半。与传世本《论 语》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但特色鲜明——语气助词多、通假字多。分析其成因 及影响，对研究《论语》版本、学术源流不无启发。 竹简《论语》与传世本《论语》相对照，明显的不同是使用语气助词多。如今本 《论语·微子》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竹简《论语 》作“……谏也，来者犹可追也……”推测每句都带有一“也”字。查熹平石经《论 语》，正作“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今本《论 语·卫灵公》篇“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竹简本则 作“君子不可小知也，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也，而可小知也”，也 是每句都带一个语助词。此外尚有很多例子，不一一列举。 句末语助词多，说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接近口语，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根据 口诵《论语》整理而成。相反，郑玄注本则是在对校《古》、《齐》、《鲁》三论的 基础上形成，是来源于书面文本的代表。对照竹简本与郑玄注本，二者在遣词造句上 的差别一目了然。竹简本《里仁》篇“……曰：君子于天下，无谪也，无莫也，义与 之比。”唐抄郑玄注本则是“君子于天下，无谪，无莫，义与之比”。语气感觉不同 。竹简本《雍也》篇“君子可选，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罔也”。唐抄郑玄注本作“ 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删去了所有可以删除的语助虚词。又如竹简本 《雍也》篇：“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末之，命矣夫！……而有斯疾 也！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唐写郑玄注本则是“……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 也而有斯疾……”不但去掉了句末的语助词，连重复的一句“命也夫”也不见了踪影 。语句重复、不精练，是竹简本富有人情味之处，也是其来源于口头传诵《论语》的 标志。竹简本《卫灵公》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矣。水火，吾见游而死者矣， 未见游于仁而死者也。”通俗易懂。今本则明显经过了一番修饰与加工，作：“民之 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于仁而死者也。”不但省略了一 个语助词，粗俗的“游”字变成了文雅的“蹈”字。可能也是郑玄注本的功绩。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来源于口诵《论语》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多使用通假字。 耳闻其音，仓促笔录，无暇区分正字别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竹简本中“诱”写作 “牖”、“弥”写作“迷”、“闵”写作“黾”、“屡”写作“居”、“公”写作“ 功”、“笃”写作“祝”、“佞”写作“年”、“阴”写作“音”、“固”写作“故 ”等等。就字词使用上看，《鲁论》与其非常接近（注：参见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 本〈论语〉为鲁论考》，《文史》总第56辑。）。但这只能说明《鲁论》受其影响较 大，却不能证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属于《鲁论》系统。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较多 地保留了口诵《论语》的因素。 《古论语》从一出现就是以使用古文字为特色的，因此，汉武帝以后，《古论》 系统特别注意文字的审定。据《经典释文》及唐抄本郑玄注，《古论》与《鲁论》在 文字上有诸多不同。《古论·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的“诲”，《鲁论》作“悔” ；《古论·述而》篇“君子坦荡荡”的“荡”，《鲁论》作“汤”；《古论·子罕》 篇“不为酒困”的“困”，《鲁论》作“魁”；《古论·乡党》篇“君赐生必畜之” 的“生”，《鲁论》作“牲”；《古论·阳货》篇“馈孔子豚”的“馈”，《鲁论》 作“归”；《古论·先进》篇“子羔为费宰”的“费”，《鲁论》作“鄙”。《古论 》年代早，使用的多是正字，《鲁论》年代晚，使用的却多是通假字。 崔适《论语足征记》认为，这是《鲁论》早于《古论》，《古论》为刘歆伪造的 “塙证”。因为，“古者字少，一字恒莞数义，故多假字。后世各造本字， 分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后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后世以假字者。《鲁 》《古》异读，率《鲁》用假字，古用本字。如‘可使治其赋也’，《鲁》读为‘其 傅’，则‘傅’假字，‘赋’本字。‘吾未尝无诲焉’，《鲁》读为‘无悔’，则‘ 悔’假字，‘诲’本字。皆是。或曰‘读为’者改其字也，义当从所读之字。曰此说 诚然。然此二句从‘傅’字、‘悔’字本义，于经义断无可解。乃知《鲁》读为傅、 为悔者，犹言鲁本《论语》作此字耳。以为《鲁》用假字，《古》用本字，则文从而 字顺。然则《古论》之出后于《鲁论》明甚，其为赝古亦明甚。”（注：崔适：《论 语足征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意思是说，时代越 早，使用假字越多，《鲁论》使用通假字多于《古论》，可证《鲁论》年代早于《古 论》。 崔氏解释看似有理，其实就此例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崔氏理论的前提必须是先有 假字，如“傅”与“悔”，后有本字，如“赋”与“诲”。不然，则“于经义断无可 解”。“傅”字是否一定早于“赋”字，难以肯定。《经典释文》注释《为政》篇“ 诲女”二字时，没有说到《鲁论》有任何不同，说明《鲁论》中既有“悔”字同时也 有“诲”字。“诲”“悔”二字，并没有先后的问题，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二 字也是并存。再如上举《乡党》篇“君赐生必畜之”的“生”，《释文》注说“《鲁 》读生为牲，今从《古》”，自然也不能说《鲁论》时期没有“生”字，因此需要假 借“牲”字代替。从文字发生顺序上来讲，“生”字要早于“牲”字，这是一般性的 常识。因此，假借字多者时代早，正字多者时代晚的理论并不能成立，难以解释《古 论》与《鲁论》用字习惯不同的现象。 在我们看来，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鲁论》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口头传授系 统，由口诵《论语》笔录整理而成，因此，在整理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口语的成份， 假借字或者说“错别字”使用较多。《古论》与郑注本则是由文本传抄整理而来，誊 录、校对比较仔细，错别字较少，文章化比较明显。 口耳传授与展转传抄是汉代古文献流传的两大手段，各有得失，互有利弊。《论 语》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分歧，有不少是因此而起。口授笔录，容易产生同音混淆， 产生歧异。如“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古论》、郑玄注本），可以听成“五十 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竹简本、《鲁论》）。“易”与“亦”也是一对通假字。只是 我们已经不能判断孰正孰误，因此，孔子究竟有没有学过《易经》成了千古一大公案 。文本传抄可以避免同音相混，可以减少错别字，绝不会将“易”抄写成“亦”或相 反。但抄写仓促时也会因字形相近而误，如将“必祭”（《鲁论》）误写作“瓜祭” （《古论》），“夫何言哉”（《鲁论》）误写为“天何言哉”（《古论》）。由此 ，使得后人为孔子天命观思想争论不休。口耳相传则不会有这样的错误，不能想像有 人把“必”听成“瓜”，把“夫”听成“天”。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虽是由口诵《论语》整理而来，但它毕竟已不是原始笔录 ，文中校对、整理、润色的痕迹也很明显。如《卫灵公》篇“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 章有两处削去语助词的痕迹。《先进》篇“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章有四处 刮字后的空格。《先进》篇二六五简“……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也”字原脱漏 ，是后来补加在旁边的。这些都说明竹简《论语》在抄写完成后，曾与原始笔录或其 他抄本对校，进行过一番校勘的功夫。 总之，从文字词句上看，竹简《论语》保存口诵《论语》成份较多，与《鲁论》 有诸多相似之处。《古论》则基本上属于文本传抄系统，对郑玄注本《论语》影响较 大。 至于《齐论》，因史料较少，性质不明确。《齐论》既然与《鲁论》同时且与之 不同，应该是侧重于《古论》的继承与发扬。何晏《论语序》说“汉末，大司农郑玄 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经典释文》说“郑校周之本，以 《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但《经典释文》及唐抄本郑玄注，只有“《鲁》读 ”和“从《古》”的记录，根本没有涉及《齐论》的文字。有人推测《齐论》是在张 禹时期被《鲁论》吸收，因此《鲁论》与《齐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但我们更愿意 相信《齐论》是沿袭《古论》而来，二者本来是同一系统，基本相同，说“从《古》 ”就意味着“从《齐》”。但这终究只是推测，《齐论》之迷尚留待进一步探讨。 原载：《孔子研究》2003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