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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目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可惜元明以后大都渐趋亡佚，至清初，《四库全书总目》已称“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清人治学，十分重视目录学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于辑考宋代书目用力尤勤。其中，清道光年间徐松辑编《四库阙书目》，光绪末年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下省称《秘目》)，使得这两种宋代求阙书目为学人所周知。这对研究宋代的国家藏书和编目情况，尤其是求阙书目的编制，是极有意义的。 但是，由于宋代原始文献对其编撰情况的记载比较模糊，两种求圈书目的流传也并不广泛，尤其是徐松所辑《四库阙书目》并非完本，使人们以这两种书目的研究迄今不够重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这两种求阙书目是同一书目的不同版本，还是两种不同的书目？如果是两种不同的书目，其成书时间谁先谁后？无论是徐松、叶德辉等人的序跋，还是近现代目录学论著，对此都没有作过深入探讨，只是根据宋代有关文献记载提出了一些简单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两种书目“大略相同”，似乎认作同一书目。如丁申说：“按《直斋书录解题》有《秘书省阙书目》一卷，‘亦绍兴改定。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今所传抄者凡二卷，计书三千八百余种，道光壬辰大兴徐松从《永乐大典》录出，编为一目，为传抄本，大略相同。” [1] 第二种说法其实并没有就两种书目的关系提出明确观点。徐松在辑本《四库阙书目·序》中说它是“绍兴间改定”，没有提及《秘目》，可能他并不知道有元抄本《秘目》存世，当然不可能去谈论两目的关系，而是直接把《永乐大典》收录的认为是《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绍兴改定”的“《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叶德辉生在徐松之后，或许曾见到徐松辑本，却未提及。他也引用《直斋书录解题》所说的“绍兴改定《秘书省四库阙书目》”来说明“绍兴改定《秘书省阙书目》之始末” [2]，显然认为《秘目》也是“绍兴间改定”。叶德辉是否把两种书目看作同一书目，也无法断言。近现代目录学论著多有例举两种书目的，都是以徐松所辑《四库阙书目》在前，叶德辉刊《秘目》在后，如台湾学者刘兆祐《宗史艺文志史部佚藉考》，《秘目》、《四库阙书目》《(宋史艺文志》并未著录，但刘兆祐此书目录类没有考证此两目，其书后所引参考书排序便是如此，[3]为什么这样排列也不得而知。 第三种说法，明确提出两种书目为先后所撰的不同书目。如姚名达在谈到阙书目录时说： “南宋高宗时，‘向子固乞下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从之。’(《宋会要稿》五十五)《直斋书录解题》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徐松有辑本)即其目也。其《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迄今犹存。(见《观古堂书目丛刻》) [4]”。台湾学者严灵峰则明确提出《四库阙书目》成书在《秘目》之前，严灵峰说：“绍兴初年(1131)，秘书省先后颁有《四库阙书目》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种。” [5]另一台湾学者乔衍琯更明确地强调这一观点并提出了论据，乔衍琯说：“《陈录》：‘《秘书一省四库阙书目》一卷，绍兴改定，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四库阙书》一卷，并略加增订。《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系丁氏善本书室旧藏抄本。书名不甚可解，就字面说当系前出续编。” [6] 对上述说法进行分析即看出：第一，两种书目为“绍兴改定”的根源是《直斋书录解题》；第二，把两种书目看作同一书目的理由是两书“大略相同”，最明显的就是书名相近；第三，把两目看作先后所撰的不同书目的原因竟是“就字面说(《秘目》)当系前书(《四库阙书目》)续编。”这种论证方法是极不科学的，论据是极不充分的，因而结论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我们认为要弄清徐松辑本与叶德辉刊本是否为同一书目的不同版本，只能通过具体考察，比较两目所著录的图书来得出结论。首先，从两目所著录图书的有无来看。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四库阙书目》时，《永乐大典》已经阙失较多，徐松仅辑得568部，并不是原书完本。《秘目》是抄本流传，虽然“文多讹误，然而缺避及脱烂空白之处，皆无所改移，是知其书传授自古，必有依据”，[7]其著录之书，丁申说有“三千八百余种”，我们统计为3624部，著录已非常可观，必属完本。《秘目》著录而《四库阙书目》不见的固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四库阙书目》著录之书尚多有不见于《秘目》的，如《四库阙书目》经部计144部，《秘目》无者有李铉撰《春秋先儒异同》等34部，史部计101部，《秘目》无者有张知白《史一仪制》等20部。其次，两目都著录之书共400余部，我们对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如果不考虑注阙字的有无，两目有以下不同：一是撰人有无或不同。如《四库阙书目》易类有《王刘易辨》、小学类有《笔势图》、地理类有《河南志》，《秘目》分别作宋咸撰《王刘易辨》、王逸少《笔势图》、宋敏求《河南志》，此《秘目》有撰人而《四库阙书目》无撰人；《四库阙书目》易类有孔颖达《周易正义补阙》、春秋类有丁裔昌《春秋解问》，谱系类有徐商《徐诜家谱》，《秘目》皆无撰人。《四库阙书目》孟子类有王敏《孟子余义》，《秘目》儒家类作黄敏《孟子余义》，此为撰人不同。二是所著录图书书名不同。此类繁多，仅举四例：《四库阙书目》易类有邢璹《补阙周易正义略例疏》、诗类有刘泉《毛诗判篇》、春秋类有《春秋十三国年历》编年类有张敦素《建元历》，《秘目》则分别作邢擣(按：此误“璹”误为“擣”)《略例正义》、刘泉《毛篇》、《春秋十二国年历》、张敦素《通纪建元录》。三是所著录图书卷数不同。仅举两例：《四库阙书目》仪注类有《明堂记纪要》二卷，《秘目》则作三卷；《四库阙书目》医家类有《耆婆脉经》三卷，《秘目》则作一卷。 《四库阙书目》著录图书568部，其中经、史两部245部，有54部为《秘目》所无。另外，这568部约有近200部与《秘目》所著录图书的作者、书名、卷数相异，这些不同固然会有流传过程中发生讹误的情况，但不同者是如此之多，用同书不同版本是无法解释的。因而，《秘目》与《四库阙书目》不是一书。 既然《秘目》与《四库阙书目》不是一书，那么两书成书时间谁先谁后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以下两条：一是考察“绍兴改定《秘书省阙书目》之始末”，一是具体考察两目著录图书的成书年代下限之先后。 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以后，“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宋高宗移都临安以后，于绍兴元年二月重建秘书省，其后政府屡次下诏广求遗阙之书。为搜求阙书，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乞下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从之”。[8]即绍兴十三年，政府将《新唐书艺文志》及删去叙释仅存简目的《崇文总目》，视政府所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颁行天下以备搜访。这就是《群书考索》所说“高宗绍兴初，再定《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 [9]，《玉海》也说：“绍兴初，再改定《崇文总目》、《秘省续编四库阙书》” [10]。以上《群书考索》、《玉海》所说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显然是同时之事，因而《秘目》成书时间上限确定为绍兴十三年应当没有疑问。 《玉海》又说：“十七年，郑樵按秘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 [11]汪辟疆说：“《玉海》云：“淳熙十七年郑樵按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 [12]淳熙仅十六年，且郑樵卒于绍兴三十年，在淳熙之前，淳熙之时，郑樵已卒十几年了，怎能著书？此处汪先生致误原因是读《玉海》卷五二“淳熙《中兴馆阁书目》”条所说“绍兴初，再改定《崇文总目》、《秘省续编四库阙书》”，大概没有注意前三字而误作淳熙十七年。此处十七年，应为绍兴十七年。那么，绍兴十七年，郑樵所据的《阙书目录》是否即为《秘目》呢？清代学者认为郑樵所据的《阙书目录》就是《秘目》。张金吾说：“绍兴十七年，郑樵按秘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此本(按：指《秘目》即改定颁行之《阙书目录》也”。[13]其后陆心源、丁丙也持与张金吾相同的观点[14]，这一观点已为学人所接受。郑樵撰写的《求书阙记》与《外记》是其稍后所撰的《群书会记》草稿的一部分，而《群书会记》又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可见《秘目》与《通志·艺文略》是有渊源关系的。我们将《秘目》与《通志·艺文略》作过详细比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书相合者最多，所以将《秘目》下限确定在绍兴十七年应当不成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秘目》的成书时间应为绍兴十三年——十七年之间。 我们既已知道《秘目》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三——十七年之间，《秘目》著录的图书未见晚于北宋大观年间以后的，更无成于南宋时的图书，而《四库阙书目》著录的图书明显为南宋时的即有四部。 《四库阙书目》谱系类著录有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此书今存。《四库全书总目》说：“宋邓名世撰，而其子椿裒次之。名世，字无亚，临川人，祖孝甫，见《宋史·隐逸传》，即原序所称文昌先生者是也。椿有《画继》已著录。李心传《系年要录》称绍兴三年十月诏抚州进士邓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刘大中荐也。四年三月乙亥上此书。” [15]知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成书于绍兴四年。《四库阙书目》谱系类著录有李焘《晋司马氏本支》一卷。李焘，宋丹稜(今四川)人，登绍兴十八年进士，博极群书，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用力四十年始成。累官礼部侍郎，进敷文阁学士，同修国史，淳熙十一年卒，年七十，谥文简。据师从梁启超的史学家方壮猷所作《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晋司马氏本支》卷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6]《四库阙书目》谱系类又著录有丁维皋《百族谱》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作《皇朝百族谱》四卷，说：“长沙丁维皋撰。周益公为之序，时绍兴末也，仅得百二十三家，其阙逸尚多，未有能续裒集者。” [17]则丁维皋《百族谱》成书于绍兴末年。《四库阙书目》仪注类著录朱子《释奠仪式》一卷，朱子恐后人所改。但朱熹《释奠仪式》一卷，《宋志》著录，现有《指海》本，作《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卷。此书朱熹凡三易其稿，绍熙五年最后定本，此即为最后定本。《四库全书总目》有考释颇详，[18]则朱熹《释奠仪式》成书于绍熙五年。 据以我们可以确定《四库阙书目》成书在南宋绍熙年间以后，远在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三——十七年间的《秘目》之后。 我们既已清楚《秘目》与《四库阙书目》成书时间先后，那么不妨再来探讨一下“绍兴改定《秘书省阙书目》之始末”。绍兴年间，南宋政府改定使之成为求阙书目的计有三种：《新唐书艺文志》，删去叙释仅存简目的一卷本《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这三种求阙书目政府于所阙之书逐书之下注“阙”字，《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紧邻著录了此三种求阙书目，不过，陈振孙所著录的《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与《秘目》书名稍异，此即为今所传本《秘目》，而非徐松所辑《四库阙书目》，这也是姚名达等人致误的根源。 [注释]： [1]《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二》页20“抄本《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题识”.民国十七年。 [2][7]叶德辉《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序》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页249一250现代出版社，1987.1第11版。 [3]刘兆佑《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页943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页391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8初版，1957.3重印第一版。[5]严灵峰编《宋史艺文志广编·出版说明》页5一6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6]乔衍琯《宋代书目考》页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四月初版。 [8]《宋会要辑稿》五十五册(清)徐松辑，中华书局出版，1957.11第1版。 [9]《群书考索·前集》卷十九，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5第1版。 [10]《玉海》卷五二“淳熙《中兴馆阁书目》”条，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浙江书局刻本。 [11]《玉海》卷五二“绍兴《求书阅记》”条。 [12]汪辟疆《目录学研究》页62，注释(七)商务印书馆，1955.5第1版。 [13]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条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四中华书局1987.10，第114页。 [14]参见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秘书目省续到四库阙书目》”条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条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1987.10，第110页。 [1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中华书局出版，1965.6第1版。 [16]《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页29一30。 [17]《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 [18]《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 作者简介：王新华 (1972一一)，男，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吉林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