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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有精辟的论述（注：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按指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之不能尽归一例耳。”“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以前三类为一标准，后一类为另一标准。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章炳麟《国故论衡·辩诗》：“《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注：程千帆《汉志杂赋义例说臆》，见《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对《汉志·杂赋》作些探测，庶几刘勰“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之意乎！ 其一，《杂赋》类第一家是“客主赋十八篇”。按《文心雕龙·诠赋篇》云：“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则设立客主是赋家的共同特点，洪迈《容斋五笔》卷七谓这种方法当因于屈原《卜居》、《渔父》，是矣。《杂赋》中的“客主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人大赋，它包括两类：一是民间故事赋，二是指带有表演性质的客主论难赋。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燕子赋》等完全一样。这篇赋的写作年代，我认为是在汉成帝置“贼曹”官府至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之间（注：《神乌赋》出土于尹湾6号墓，根据同墓出土的竹简《元延二年起居注》，6号墓下葬的时间当在元延三年（前10年），这是《神乌赋》产生的下限。又赋中有“贼皆捕取，系之于口”句，对照《文物》1996年第8期第19页图版，“皆”当为“曹”字。贼曹，官名。《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汉成帝时，尚书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为断狱。后光武帝改三公曹岁尽考课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亦谓之贼曹。”据此，《神乌赋》产生的上限在成帝置“贼曹”以后。）。它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汉代民间故事赋的样板作品。略早于《神乌赋》的王褒，写有一篇《僮约》，用通俗口语和叶韵对话的形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子渊到寡妇杨惠家做客，请家奴便了酤酒。便了不但不去酤酒，还拽大杖到主人坟前讲理。子渊大怒，同杨惠商定买下此奴，并当面宣读券文。便了听了，“讫讫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可以说是民间故事赋的翻版。六十多年前，文学史家容肇祖曾说：“是否汉宣帝时，民间已有这种用口讲述故事，而带有韵语以使人动听及易记，有如王褒的《僮约》？或者在汉魏间，贵族盛行以赋作为文学的玩意儿时，民间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注：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原载1935年出版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集》，后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容先生的推测和疑问，因《神乌赋》的出土而有了一个完满的答案。 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晚期的残简，其中有韩朋故事，裘锡圭认为：“这枚残简所保存的汉代韩朋故事的内容极少，但是从其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其风格近于《韩朋赋》而远于《搜神记》，而且原来的全文一定相当长。”（注：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汉代韩朋故事残简的体裁因为存字太少而难以遽断，但也不能排除使用赋体的可能性。 东汉灵帝时，有所谓“鸿都门学生”。《后汉书·杨赐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俗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科场书”条引用了这段话，解释说“是汉时有连类捷录”，即用俗语编成的对句。《汉志·小说家》颜注引如淳曰：“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偶语”就是前文所说的“连偶俗语”。“陈方俗闾里小事”，正可作“偶语为稗”的注脚，那么，“鸿门都下”所作的“赋说”当是有故事情节的俗赋。 客主论难赋，又叫对问体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或设客难以著其正者也。”这类作品往往先假设一个“误题”，经过争辩之后，获得“正题”。《文心雕龙·杂文篇》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正。”宋玉《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赋，皆争奇斗胜之作，《杂赋》中“论难”类的赋作，当与此相类。之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可以说是这类赋的变相。这里要特别提到扬雄的《酒赋》，此赋见于《汉书·游侠·陈遵传》，也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陈遵传》题目作《酒箴》，《北堂书钞》作《酒都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皆作《酒赋》，按当以《酒赋》为是。据《陈遵传》，“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可知内容是设为酒客与法度士相辩难，《汉书》仅录其中一段。根据这段，则法度士曾指责酒客为“鸱夷”，故酒客驳辩时云：“自用如此，不如鸱夷。”而“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一段，与敦煌本《茶酒论》中酒难茶而自吹其身份高贵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渊源关系一目了然。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全晋文》据《初学记》辑录了残句：“兔谓鹰曰：汝害于物，有（原校：疑当作我）益于世。华髦被札，彤管以制。”程章灿《先唐赋辑补》又据《玉烛宝典》辑录五句：“我之长兄，长曰元鴞，次曰仲雕。吾曰叔鹰，亦好斯武。”据《文选·辩命论》辑录两句：“秋霜一下，兰艾俱落。”可以看出，是代言体、论辩性的俗赋，同敦煌本五言体《燕子赋》体很相似。所以《杂赋》类《客主赋》虽没有一篇作品存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得其仿佛。 “论难”类的杂赋，因其富有表演性质，因而戏剧性非常显著。敦煌出土的这类赋作，往往被一些学者定性为戏剧脚本。如敦煌俗赋《茶酒论》，完全用代言体对话形式写成，赵逵夫先生就认为是一篇唐代俳优戏演出的脚本（注：《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室发现茶酒论考述》，见《中国文化》第3期，1990年秋季号，三联书店1991年版。）。隋唐时期流行着一种同俗讲、转变、说话并行的表演伎艺——“论议”。它由两人或多人参演，通过论辩双方富于诙谐、机智风格的问难和辩驳来娱乐观众。敦煌俗赋《茶酒论》、《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和五言体的《燕子赋》正具有这种问难性质。所以王小盾、潘建国著文，就认为它们是民间“论议”的演出底本（注：《敦煌论议考》，见《中国古籍整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其二，《杂赋》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荀子》有《成相篇》，杨倞以为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这篇在内容上虽以“国君愚暗为戒”，但正如卢文弨所说：“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近来有人著文，认为《成相杂辞》是一种肇始于西周宫庭，流行于秦汉时期上层社会的文艺样式（注：姚小鸥《成相杂辞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从现存《成相》形式的歌辞内容看，它确实都是有关于政治教化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民间文艺性质。《礼记·曲礼》明确记载：“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郑玄注：“相谓送杵声。”即舂米时唱的歌，“成相”即唱舂米歌。《汉书·外戚传》载有高祖戚夫人被吕后囚禁为奴之后所唱一首舂米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以三言起句，是与《成相辞》同类的歌谣。舂米要用杵，筑城也要用杵，故筑城之歌也用“成相”的形式。《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宋国筑城者嘲笑被囚赎回的华元，其歌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即是成相体。役人筑城时所唱，显然是打夯抬土时的劳动号子。《乐府诗集》卷六十据《风俗通》记录了秦穆公时百里奚家中的洗衣妇所唱的歌，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古乐府》“雌”作“鸡”），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虽为援琴而歌，其实用的还是捣衣的调子，亦即《成相杂辞》之类。汉代的民谣，多用两个三字句起首，这其实正是“成相”体，如《汉书·冯奉世传》所引上郡民谣，《后汉书·五行志》所引桓帝时童谣等，例不枚举。汉乐府中亦有，如《相和曲·薤露》、《平陵东》等。 从流传至今的荀子《成相杂辞》、《逸周书·周祝》、《文子·符言》、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等篇看，《成相杂辞》是以七言为主的韵诵体。在汉代人眼中，“七言”不能称为诗，《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张衡传》、《崔瑗传》、《崔寔传》、《杜笃传》、《马融传》等皆诗、赋、七言并列，可见七言不在诗歌之列。七言不属于诗歌，根本原因是它的民间性质，西晋傅玄在《拟张衡四愁诗序》中说：“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傅玄是一个通俗文学家，连他都认为七言是“体小而俗”，那么在一般人心目中，“成相”类一定是“俗体”无疑了。汉末的戴良写有一篇《失父零丁》，是七言诙谐体寻父启事。但全篇把老父比作禽兽，对辨认毫无裨益，施之尊亲，诚为侮慢，恐怕是一篇调笑揶揄之作。蔡邕《短人赋》也为七言，可见《失父零丁》是与《短人赋》同类的俗赋。敦煌俗赋中的《酒赋》、《秦将赋》、《龙门赋》等或全用七言，或以七言为主，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流裔。而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全篇用通俗七言韵语，又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变种。 现存《成相杂辞》的内容皆为劝戒性质，这一点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金院本《诸杂院爨》中有一篇名为《太公家教》，见于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原本已散佚不传。“爨”是院本的别名，贺昌群《元曲概论》以为“爨”的结构是以歌唱及滑稽为主，引元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一曲中所说为证。无独有偶，敦煌遗书中也一篇题为《太公家教》的作品，已见著录的有36个卷号。全篇580余字，由四言韵语组成，选用当时流行的格言俗语等，以训戒口气宣讲为人之道。关于这篇的性质，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启蒙读物。按《太公家教》一书，中唐李翱《答朱载言书》已有记载，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也说：“世传《太公家教》，其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严有翼《艺苑雌黄》说，杜荀鹤《唐风集》中有的诗极低下，“前辈方之《太公家教》”。说明中唐以来，《太公家教》在下层流传了很长时间，文人都认为它是浅陋鄙俚的。王国维在《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中说：金院本中的《太公家教》，“盖衍此书为之”。可见这种民间传播知识的通俗韵语，是可以付诸演出的。它在形式上继承的是秦汉杂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的格局，而内容上则同《成相杂辞》很相似，说明秦汉时期的《成相杂辞》是可以演出的。 其三，《杂赋》中有《隐书》十八篇。《隐书》之类，我们还可以从史籍中见其仿佛。《文心雕龙·谐讔篇》说：“讔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隐是藏的意思，是借用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事情故意说得不明白，使听者或读者认真地思索，从中得到趣味。《荀子》的五篇赋，正是五首隐。《新序·杂事篇二》有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也有“齐威王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的话，可见嗜好隐语是古代一种极普遍的风气（注：可参看游国恩《槁庵随笔》卷十一《隐》，刊《国文月刊》第40期。）。《谐讔篇》所举作品，有许多还可从史籍中找到，最典型者，莫过于《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风谏齐威王饮酒一段，《汉书·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竞为射覆一段，章太炎先生就认为这两段“纯为赋体”。虽然刘勰总是要从“义正”“箴戒”中寻找其价值，但它主要是通俗娱乐的文艺形式，以诙谐调侃为其特点，却是不争的事实。《说苑·复恩》记介子推从晋公子重耳十九年而返国，重耳即位后，赏功臣没有介子推。子推遂归隐绵山，“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这也是一首隐，《吕氏春秋·介立篇》、《史记·晋世家》、《新序，节士篇》皆有引用，文词大同小异。《水经·汾水注》引王肃《丧服记》云“子推奉唱而歌”，《淮南子》中也有“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的记载，说明“隐”是可以诵唱的（注：本篇即收入《乐府诗集》卷五十七，题目作《士失志操》，题解引《琴集》曰：“《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龙蛇歌》。”）。《说苑·复恩》还载有与这首《龙蛇歌》相近的一首隐，云“舟子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隐语称为陈辞，作为与“君子”之雅赋相对的俗概念，则“隐语”的民间性可以想得。敦煌本《伍子胥变文》（拟题）基本上是四六文，押不规则的韵，中间又插有歌词，应是赋体形式。其中使用了好几条隐语，如子胥逃亡途中同其姊的对话，与其妻用药名诗互诉情志，渡江时与船夫的对话等。《韩朋赋》中也有隐语：书信隐语，梦兆辞，道旁树木的象征解辞。朱光潜先生说：“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语。”（注：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页。）故事赋含有隐语，会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含蓄而耐人寻味。 其四，《杂赋》类中有“杂四夷及兵赋”、“杂鼓琴剑戏赋”、“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器械草木赋”等，于最后三种，顾实分别说：“《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颂》、公孙乘《月赋》。”“《西京杂记》有公孙诡《文鹿赋》，《古文苑》有路乔如《鹤赋》。”“《西京杂记》有中山王《文木赋》、邹阳《酒赋》《几赋》、羊胜《屏风赋》。”按，顾氏所举皆为文人赋作，恐非是。我以为，这些佚名赋以“杂”或“戏”冠于名中，当是一种民间演诵的赋作。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一篇名为《百鸟名》的作品，所讲的故事情节是：阳春三月，有凤来仪，百鸟齐朝，鸟国聚会，鸟官述职，鸟民献艺。官尊民卑，井然有序。排备仪仗，一仿人君。全篇借着这个故事，介绍了四十多种飞鸟的习性、毛色、物候、名命及传说故事。体制上，开篇是几句四六骈句的提示语，中间又有几句散说过渡语，其余全由六言（三、三言）、七言韵语组成。本篇的性质，刘瑞明认为“是一种科普文学作品，它的目的就在于普及一些鸟类知识”（注：刘瑞明《敦煌抄卷百鸟名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歌而诵”的民间俗赋，它的源头就在秦汉时期的“杂赋”，《杂赋》中的“杂禽兽六畜昆虫赋”等就是这样性质的东西。现在流传下来的西汉时期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作品，往往用这种形式。如《灵枢经·刺命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春气存。”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也是以七言为句的字书，都是便于人们记诵的口诀文体。编口诀的人决不会自创一种世人不熟悉的韵文体，他们利用的必定是街巷陌上流行的歌谣形式，诵读起来才容易顺口成腔，为士民所接受。当然，《凡将》、《急就》不完全与《百鸟名》相同，但在它们流行的时候，下层还盛行一种既介绍知识，也进行娱乐的文艺形式，则是完全可能的。 宋代四水潜夫《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记当时有“教走兽”、“教飞禽虫蚁”和“说药”三种艺人。其具体说词唱文不传，但必定是集动物名和药名作趣说的，也应贯串着互为联系的生物知识。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打略拴搐”条，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军器名”、“神道名”等。贺昌群《元曲概论》说：“打略拴搐，这大约是用来代替艳段的，内容多主滑稽。”按，宋吴自牧《梦粱录》：“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据胡忌研究，“打略拴搐”是院本中穿插演出的由一人以念白为主，以事物名、职别、游戏归类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注：胡忌著《宋元杂剧考》第四章《分类研究》第十一“打略拴搐”，中华书局1959年版。）。虽然作品全部散佚，我们无从知其究竟，但想来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当同《百鸟名》有共同之处。更令人寻味的是，在院本“打略拴搐”中，还有《大口赋》、《风魔赋》、《疗丁赋》、《由命赋》、《伤寒赋》、《便痈赋》、《罢笔赋》等名目，以“赋”为名，更可见这些院本的源头就是秦汉杂赋。 其五，《诗赋略·杂赋》类作品的标目，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没有作者姓名，二是都不署年代，三是都冠以“杂”字。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多为下层文人创作并在长时间不断改造完善而成，因而作者无考、创作年代无考是其主要特征。都冠以“杂”字，也很有意味。赋本来就是民间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下层艺人在表演这种艺术的时候，往往夹杂使用了多种手法，如诵唱伴以各种动作、表情等。尤其是优伶侏儒的参加，更使这种表演综合化了。从汉墓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俳优俑看来，都具有这些特点：滑稽戏笑，调谑娱人；短胖袒裸，畸形丑陋；抱鼓握槌，作敲击状，可见是杂以多种民间伎艺手段的。所谓“杂”者，恐怕主要是指此而言。“杂赋”云云，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作为案头读物的文人赋。《诗赋略》总叙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汉志》判断赋的根本标准。“传曰”云云，只不过表示有所本且本于儒学而已。清人邹汉勋《读诗偶识》说：“声曲均具谓之歌。诵有曲折可诵，尚未被之管弦也。诗则但成篇章而无曲折也。”赋诵虽然没有乐器伴奏，但仍有音乐的旋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一《清商曲辞》收有梁周捨《上云乐·老胡文康辞》一篇，大意是夸述这位老胡文康的来历，并自表形貌和技艺。根据《隋书，乐志》的记载，《上云乐》是一场歌舞剧，《老胡文康辞》大约“是配合歌舞上场前的‘致语’”（注：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就其文体而言，任半塘认为“与其谓之诗，不如谓之赋”（注：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是对的，这是一篇典型的调侃诙谐风格的韵诵俗赋，与敦煌俗赋《驾幸温泉赋》很相似。 前文指出，汉代人将“七言”“六言”诗不算作诗，《汉书·艺文志》虽有《诗赋略》，但奇怪的是，《诗赋略》的“诗”类中却不包括“徒诗”即“诵诗”，只有“歌诗”即“乐府诗”，那么当时的“诵诗”归在哪里呢？我认为，“诵诗”在《汉志》中归入赋类，而不归入诗类。道理很简单，就是《汉志》总叙中的那句话，“不歌而诵谓之赋”。“七言”“六言”不歌而诵，所以归入赋类而不归入诗类；并且由于它们“体小而俗”，只能归入赋类中的“杂赋”，而正统文人不把它列入赋类，故正史中六言、七言仍旧归入赋类。 《诗赋略》中还有“大杂赋三十四篇”，我推测，这里所说的“大”，主要就其篇幅而言。《史记·龟策列传》载有宋元王与卫平之间关于神龟的一段故事，洋洋洒洒数千字，基本上用四言韵语。我以为，这段赋文正是“大杂赋”之类。《龟策列传》非司马迁作，褚先生取民间巫师占卜前招应民众的唱诵之词，补缀而成，故《索隐》谓其“叙事烦芜陋略，无可取”，《正义》也说“言辞最鄙陋”。章学诚说《汉志·诗赋略》的分类，“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他虽未曾深入论述，却对我们很有启发。《汉志》有《诸子略》，列入最后一家的是“小说家”，《汉志》将赋分为四家，列入最后一家的是“杂赋”。“小说家”与“杂赋”，都相应地处于末流的位置。《汉志》虽对“杂赋”没有叙论，但从它对“小说家”的叙论中可以大概了解一些“杂赋”的信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是一种官职，专门搜集庶人之言传达给天子（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作于1937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杂赋”的内容，大概也不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范围。把“小说家”与“杂赋”这样比附，也是刘勰的意思。《文心雕龙》把文体分为“文”“笔”两大类，列在“论文”部分末尾的是《谐讔》，这篇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俗赋”。《谐讔篇》说：“汉世《讔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这是明确说把“谐讔”放在文末，就如同《汉志》将“隐书”放在赋末，将“小说家”放在诸子末。 庸宋时期，有所谓“杂剧”。洪迈《夷坚志》丁集（卷四）云：“俳优侏儒，周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曚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也。”唐宋杂剧不同于元杂剧，它属于科白吟诵类剧。宋陈旸《乐书》卷一七八“俳优下”云：“唐时谓优人辞捷为‘斫拨’，今谓之杂剧也。”则唐宋杂剧以辞捷为主。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唐“杂剧”的底本没有流传下来的，难知究竟，但我们可以做些推测。《旧唐书·文宗纪》：“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这里的杂戏，就是杂剧。关于《弄孔子》杂剧的内容，已不可考。但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孔子项托相问书》，可能就是《弄孔子》杂剧的一种。这篇作品采用对问体形式写成，主体是孔子和七岁项托的论难，内容主要叙述孔子出游，路逢闻多识广的小儿项托，二人唇枪舌剑，展开一场论难辩说、精采斗智的故事。其争辩的问题，多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题材。孔子被项托问得无法作答后，竟设法杀害了项托。项托死后，化为石人，精灵不敢，化作森森百尺之竹。全篇采用韵散相间形式，属于俗赋的体制。本篇在敦煌汉文写卷中保存有十六个之多，敦煌藏文写卷中也有三个写卷。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初唐文书中，也有一篇《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其内容、情节与敦煌写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基本相同，只不过将与孔子论难的对象由小儿项托，变成孔子的学生子羽。可见“戏孔子”的杂戏在唐代普遍流行于广大民间的情形。这篇唐代“杂剧”就是《汉志·杂赋》的嫡传。 其六，枚皋、东方朔的一些赋作，可能就包括在《杂赋》中。理由之一，《文心雕龙·谐讔篇》，枚皋、东方朔是作为“谐讔”类的代表作家提出的。《隐书》就包括在《杂赋》中。理由之二，《谐讔篇》指出谐讔的特点是“博举品物”、“图象品物”，《诠赋》云：“皋朔以下，品物毕图。”两篇所揭示的赋的特点是一致的。范文澜注：“品物毕图，谓皋、朔辄受诏赋宫馆奇兽异物。”枚皋、东方朔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常从武帝出行。《汉书·枚乘传》附皋传记载，皋曾“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他所赋的题材，无所不有，且受诏辄成，只能是“诙谐类俳优”了。《陆贾赋》类著录有“枚皋赋百二十篇”，但《汉书》本传说这百二十篇是勉强可读的，“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这些赋“品物毕图”，诙谐嫚戏。今观《杂赋》类中的题材名，正是“品物毕图”的作品，与枚皋赋的题材很相似。东方朔其人，《汉书》本传即说他是“滑稽之雄”，“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班固作朔传时，虽然想努力摒弃这些奇怪不实之词，但今观其传，如上书求仕一段，戏弄侏儒一段，射覆一段，与郭舍人争论一段，皆为调笑诙谐的俗赋体制。那么，朔“为常侍郎”之后，为武帝助兴娱乐的“品物毕图”的赋作，自然严肃不了多少。《诗赋略》不录东方朔的赋，而《汉书》本传明明记载他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等，这些作品，著录在《汉志·诸子略》杂家类，云“东方朔二十篇”。从题目看，其中不乏“应谐似优”（本传）的赋作，这些赋当“别裁”入《杂赋》类。而不著姓名者，一则因为赋作“嫚戏不可读”，二则恐怕是后世好事者的仿作很多，真伪难辨。 综上所述，俗赋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都市文化生活的活跃和变文等俗文学的影响，唐代才出现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唐以后，俗赋无人继作，故尚未发现有俗赋流传。事实并非如此，敦煌俗赋发现之前，由于人们习惯上认为赋是最雅的文学，几乎没有人把“俗”同“赋”相联系，因而对文学史上一些实际上是俗赋的作品缺乏科学的认识。由于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俗文学”的排斥，俗赋保留下来的确实不多。宋元以后，俗赋作品载沉载浮，若隐若现，往往附着于其它俗文学而求得生存。元杂剧中丑角上场独白时，往往诵一段诙谐俗赋，如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第三折赵脖揪上场的自我介绍一段，就是一段俗赋。天都外臣序本《水浒全传》第七十八回入回处有一段507字的俗赋。《说岳全传》第四十三回写岳军与番军大战的一段俗赋，与敦煌本《秦将赋》颇相伯仲。《国色天香》卷三《戛玉奇音》所载《采桑赋》，更是一篇典型的通俗故事赋。 原载：《文学遗产》2002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