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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应予明确。有不少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或博士点的研究生之研究方向十分广泛，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古文字学、音韵学、断代文学(如唐代文学)、断代史(如先秦史)、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外关系史、宋明理学、考古学、敦煌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篆刻史等，几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果按照上述研究方向来进行分析，那么“中国古典文献学”这个二级学科似乎可包容与之相并列的以下二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方向)”，“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古代史”、“专门史(文化史)”，“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哲学”等，几乎与传统国学的概念相当。这种情况，对于古文献学的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笔者认为弊大于利。因为这样容易使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变得模糊，变得大而无当，一个内涵模糊并且大而无当的专业往往难以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甚至会使人觉得这样的专业可有可无。20世纪90年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曾经想取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并将其中的师生分别合并到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专业。这对古文献学的生存与发展极为不利。同时，由于古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过多，导致真正属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研究方向的学生数量不多甚至很少(个别高校几乎没有)。这也对古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古文献学的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梁启超先生所谓的“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这其实将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定得过于宽泛了。有的学者提出，古文献学应该讲古文献的种类、形成、形式、内容、功用、整理、研究、保管等等。笔者认为，关于古文献学应该讲古文献的内容这一点，应该具体分析。如果把古文献的具体内容都包括在古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那么就像上文所说的，古文献学的概念几乎与传统国学相当，显然过大。当然研究古文献学，有时也要涉及古文献的内容，但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加以研究，如研究丛书、类书时，往往要涉及这些书包含了哪些内容。早在1987年，洪湛侯先生在《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古文献学是关于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一门学问，其研究内容应包括古文献的形体(含古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古文献整理的方法，古文献学的历史，古文献学的理论等四个方面。该文对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洪湛侯先生撰写了富有特色的《中国文献学新编》一书。当然，我们明确了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后，并不等于说，古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只需要学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知识，而应该根据需要，同时开设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文化史、古代典章制度以及专书研究等课程，以便于古文献学专业的毕业生今后更好地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这正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同时学习一些古文献学、古代汉语的知识一样。虽然笔者认为，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中的部分内容，似乎不应属于古文献学的范畴，但该书作为教材却颇为适合，因为可以给予学生较为全面的知识。同时应该说明的是，虽然古文献学专业的目标是培养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和教学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古文献学又不同于古籍整理学，更不同于古籍整理与研究。许逸民先生在《“中国古籍”、“古典文献”和“古籍整理”的界限说》一文中，论述了“古籍整理学”与“文献学”之区别，并呼吁要加强古籍整理的理论研究，以尽快创建符合现代要求的中国古籍整理学。那么，古籍整理学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中认为：“古籍整理者，是对原有的古籍做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这就是古籍整理的涵义，或者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领域。超越这个领域，如撰写讲述某种古籍的论文，以及撰写对于某种古籍的研究专著，尽管学术价值很高，也不算古籍整理而只能算古籍研究。”黄氏的《古籍整理概论》(补订新1版)包括底本、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译、索引等内容。来新夏先生的《古籍整理散论》和《古籍整理讲义》，论及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书、校勘、考据、传注等八个方面的内容。时永乐先生的《古籍整理教程》分为古籍概说、古籍版本、校勘、古书的标点、古籍的注释、辨伪与辑佚、古籍整理的其他工作(撰写序跋、编辑附录、编制索引)等九章。刘琳先生、吴洪泽先生专门著有《古籍整理学》一书，该书的第一章是“古籍整理学的理论”，对古籍整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体系、古籍整理的指导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内中提到：“古籍整理学，就是研究有关古籍整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研究的范围包括古籍整理的理论、历史、相关学科及其与古籍整理的关系，整理的方式和方法，甚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组织管理等等。其中，古籍整理的方式与方法是古籍整理学研究的重点。……古籍整理的方式有校勘、标点、注释、今译、辑佚、抄纂等，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和方法，因此它们之中的很多内容又可以形成独立的学问，如校勘学、注释学等等。……古籍整理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古文献学是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献的一门学问。它研究的范围包括古文献的种类、源流、形制、版本、功用、断代、辨伪、编目、整理、收藏、传播等等。其中的很多方面又可以形成独立的学问或分支学科，例如研究古书形制发展的‘书史’，研究版本的古籍版本学，研究古书编目的古籍目录学，研究古书断代与辨伪的文献断代辨伪学，等等。古籍整理乃是着重研究古文献学中的‘整理’这个方面，它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熊笃先生、许廷桂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将“古籍文献注释学”作为古文献学之组成部分，专列一章加以论述。笔者认为，注释学应该属于古籍整理学的范畴，不宜成为古文献学的下属学科。并且，注释学在学科性质上更接近于训诂学，从汪耀楠先生的《注释学纲要》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此外，个别以文献学为名的论著存在内涵模糊的问题。如王燕玉的《中国文献学综说》，认为文献学的工作分类包括辨伪、注释、翻译、辑佚、编丛书，并将版本学、校雠学、目录学作为文献学的基础学科，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文献学的提高学科。且不论校雠学与目录学，小学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单说这样的论述和分类就不甚科学，同时使得古文献学的内涵过大。 第三，作为二级学科的古文献学，应该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出土文献学等三级学科。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乃古文献学之下属学科，这是无可争议的。除此之外，古文献学还应包括辨伪学。古文献学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辨别伪书应该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包括考辨古书书名、著者以及年代真伪等。台湾学者郑良树先生的《古籍辨伪学》是该领域首部通论性著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辨伪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继郑著之后，杨昶先生的《辨伪学讲义》成为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辨伪学专著。此外，杨绪敏先生的《中国辨伪学史》集辨伪书学史与辨伪说学史于一体，表明了古文献学研究者对辨伪学的关注。根据杨家骆先生的统计，中国历代著述之确曾成书并经著录者至少有25万3千4百35种，今存者仅约10万种。由此可见古籍亡佚数量之多。辑佚学也应成为古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已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玉德先生的《辑佚学稿》虽然只有7万多字，但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辑佚学的著作，功不可没。曹书杰先生的《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凡37万字，是首部独立刊行的辑佚学论著，内容丰富，研究深入。它的出版，使辑佚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于编纂，洪湛侯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新编》将其列为古文献学之组成部分，在第二编“方法编”中专列一章加以论述。他指出：“古典文献之所以能够汇集成书，能够流传至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编纂’。……古典文献的重要体裁，如辞书、类书、诗文总集、丛书、政书、方志、图谱、档案史料等等，无一不是采用编纂方法，类辑数据，编订而成。……历代文献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正有待于我们继承、总结和提高。”又指出：“从理论上说，有书籍就有编纂，就有不同程度的编纂事业；再从书籍形态的构成来考察，编纂活动的产生，必定早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因为如果没有编纂家构想、设计，编成图书，哪里会有目录?会有版本?校勘辨伪等整理工作，也就无从附丽，无从着手。因此，编纂在文献整理方法中，应当是最先出现的第一道工序。从它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编纂事业，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郭伯恭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考》、《永乐大典纂修考》和黄爱平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属于古文献学之著述，试想如果古文献学不含编纂学，那么这3部书归入哪个三级学科呢?同时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编纂学与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此外，有人主张古代典藏学应当归入图书馆学的范畴。笔者认为，古文献的保存、研究均离不开典藏，典藏学本身也是古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再加上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教学、研究之内容涉及古代典藏学者越来越少，故古代典藏学还是作为古文献学的下属学科为宜。出土文献的研究，已经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显学。在国家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文献学包括敦煌学和古文字学，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出土文献学也只有归入古文献学，否则很可能将无处可归，不利于这门国际显学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出土文献学应该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出土文献。同时，此处所说的出土文献是广义的，包括一些并不一定是出土而是一直流传至今的文献，如金文文献和石刻(含碑刻、墓志)文献。如果说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和典藏学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基本上是封闭式的，那么出土文献学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是在不断增加之中的，从某种意义上更具有生命力，将成为新时期古文献学研究强有力的增长点和引人注目的亮点，在整个古文献学科中所占的比重也将继续增大。出土文献学的下属学科包括甲骨文献学、金文文献学、简帛文献学、石刻(含碑刻、墓志)文献学、敦煌吐鲁番文献学等。现已出版的古文献学通论性著作中，较为全面地涉及古文献学下属的三级学科的有：杨燕起先生、高国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和藏书史(按：相当于典藏学)等内容；洪湛侯先生《中国文献学新编》中的“方法编”，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和编纂学等6个学科。至于说有的学者认为避讳学也属于古文献学的范畴，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否应成为古文献学的下属三级学科，尚需斟酌。同时，中国古代书史、编辑出版史和印刷史，虽然不是古文献学的下属学科，但与古文献学(尤其是版本学、编纂学)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的绝大部分研究内容可以归入古文献学之范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从很大程度上为古文献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古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和出土文献学等三级学科，并不等于古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仅限于上述三级学科，正像汉语史的研究范围并不限于其下属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等学科。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