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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在其散文名篇《风雨天一阁》中曾探讨一个合格的古代藏书家诞生的苛刻条件。他说，历史把藏书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他们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他们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他们还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和超越时间的精细谋划。唯其如此，才可能出现一名藏书家。余先生列举的这些苛刻的条件，本来是特意为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准备的。无独有偶，在范钦去世后二百年，又有一人具备了上述的条件，他就是山东聊城的杨以增，海源阁的创始人。 杨以增官至总督，乃一品封疆大吏；宦迹遍全国，尤在江南长期羁留；他本人又酷爱汉学，雅善典籍，得书必读；主客观因素加在一起，使访书、藏书成了他余暇的第一嗜好。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因高官和地利之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故以增藏弆，颇多精善之本。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建海源阁，又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贮之。以增之子绍和，在京官至侍讲，与乃父志趣一致，亦以搜罗典籍为务，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所以杨氏的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之子保彝，亦官京师，克承先志，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杨氏藏书本来在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时，就已有一定基础，复经以增、绍和、保彝祖孙三代多年苦心经营，插架之富，独步海内。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人；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五世，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五代主人杨敬夫时，频遭兵匪劫难，又将部分宋元珍本抵押银行以为经商的资本，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虽不能与瞿氏相提并论，但较之陆氏，实有天壤之别。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五种： 1、《楹书隅录》五卷，《楹书隅录续编》四卷，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 2、《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 3、《海源阁藏书目》一卷，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硃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 4、《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杨保彝撰，民国二十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 5、《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山东省图书馆。 这五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若以体例分，则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其余四种为简目。若以版本分，则第五种为普通本书目，其余四种为宋元秘本书目。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再现杨氏藏书的辉煌，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功绩，也是他继《山东藏书家史略》之后对藏书史研究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 海源阁五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三代主人杨绍和和第四代主人杨保彝之手。《楹书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楹书隅录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楹书隅录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籍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夥颐沉沉，美不胜收。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三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了，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弢、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注，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依照《隅录》原有体例加以编排，成《楹书隅录补遗》。这个《补遗》，从内容和性质上来说，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实现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四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标刻《海源阁藏书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刻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选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埋，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籍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的普通本，创修于杨绍和，复经杨保彝增补。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五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三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所以《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对杨氏藏书的巨大贡献，是藏书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是近年来古典目录学领域不可多得的收获。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 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 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 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 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无法统计卷数，故实际卷数应高于此数)。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弢、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三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冀淑英先生，冀先生有问必答，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2通，涉及海源阁遗书7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1994年3月20日的信中，则对王先生的《楹书隅录整理缘起》提出了六条修改意见。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楹书隅录》及《续编》的整理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为了缅怀冀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王先生特意将12封信札附在书后，充分表现了王先生笃于友情的高贵品德和不掠人之美的严谨学风。 至于三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迻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得以明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61种当中， 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 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不知何故流出馆外)， 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揆其情理，也不至于了无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更多的海源阁遗书现世。 海源阁遗书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 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 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叶恭绰等藏书家皆各有所得，俱为保存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王献唐则是最关心海源阁命运的人， 1929年海源阁第一次遭到匪劫，他写了《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使海内外了解到海源阁被劫的真相； 1930年海源阁第二次被劫，他更痛心疾首，写了《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提出保存劫余之书的三种办法；海源阁书流于济南书肆者，他百计求之，虽典质告贷，在所不惜。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 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以上所举，都是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他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事迹，因王先生的推扬而闻名于世，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古。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 《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五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持整理本与原书相对，不难发现，整理本新添的内容是原书的二倍，这实际上是王先生的再创造，即便称为新著作也不为过。《楹书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弢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氏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海源阁原书被影印时学者作的序跋，亦在收录之列。大量保存诸家题记和有关序跋，就较充分地体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绍和、杨保彝父子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黄丕烈跋，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缪荃孙辑《荛圃藏书题识》时，均抄自《隅录》及《续编》，凡《隅录》舛讹者，皆不免沿误。今王先生将《隅录》及《续编》中的黄跋加以校正，就等于对《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中的讹误作了订正。王先生向来敬佩黄丕烈，在整理《隅录》及《续编》时顺便整理了他相当一部分题跋，可谓遂意之举。 第四，根据诸家题跋，特别是周叔弢的批注，对杨氏著录的藏书印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考证。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的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此字无法辨认，经周叔弢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澂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的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周叔弢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地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王先生年过九旬，而将此厚礼奉献给文献学界，必将激励后来人把海源阁的研究推向深入，并由此带动文献学各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济南，250100) 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