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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率先问世的《古籍版本学》便是其中一种。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绪论、版本史和版本鉴别、版本目录。在246页的篇幅中，版本史和版本鉴别部分占了214页，而且作者说讲版本史是为讲版本鉴别服务的，可见版本鉴别是版本学的核心问题，更是本书的着力所在。“如何鉴别古籍版本，并加以条理化、规律化，使之成为科学”，作者认为方法有四：一是多摸多看古籍，获得感性认识。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者把能说明问题的现象称之为“精”，并认为“精”主要是字体、版式、纸张及其他某些特定现象。“抓住这些精的现象，才有可能找到某个时期某个地域以及官刻、家刻、坊刻的共性的东西”，并通过前一时期的版本和后一时期的版本之间的联系，进而找到鉴别版本的规律性的东西。三是在实践中印证那些规律，并进一步寻找规律。四是接受前人的成果，择取其合理部分，以帮助自己建立科学体系。那么借鉴哪些前人呢？作者认为应是那些藏书家、旧书店营业员，因为“他们之所以能打开一本书就知道它的刊刻时代，甚至只看书口就可以判断是明刻本抑清刻本，是明嘉靖本抑万历本，即通常所谓有‘观风望气’的本事，也就说明他们实际上在头脑里已总结过若干规律性的东西，用来作为鉴别的标尺”。根据上述方法，作者总结出鉴别版本应当把字体、版式、纸张作为标尺，还有些特殊现象可作为辅助标尺，如“明后期刻本的内封面，明活字本的点画轻重、墨色的浓淡”等。 上述观点可说是作者对版本鉴别的纲领性的意见，后面各章内容也是循着这个路子展开的。笔者通读这本《古籍版本学》之后，不免对黄先生的见解有些疑问。 由于版本鉴别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所以学习古籍版本鉴别，多摸多看是毋庸置疑的。自古以来，典籍虽历遭劫难，但保留下来的古籍的数量仍极为可观。见得少，就不易观察到版本里的复杂现象，要想摸到规律怕也是一句空话。试图照着几本讲义、教材学会鉴别版本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对此，古人和当今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与今日相比，由于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畅以及私家藏书的封闭性等原因，古时学者要见到书籍的各种版本并非易事，所以即便是大藏书家也每每慨叹所见为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使私藏化为公藏，也使多摸多看古籍版本成为可能，浏览珍本秘籍不再是私人藏书家的专利。实现了这一前提，紧接着就是怎样摸、怎样看，也就是如何来鉴别版本的问题了。黄永年先生的观点是抓住版刻外在的形式即字体、版式、纸张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标尺。从清人直至近代，这种观点在私人藏书家那里都是主流，孙从添《藏书纪要》说：“鉴别宋刻本，须看纸色罗纹、墨色、字画、单边、末后卷数不刻末行，随文隔行刻，又须将真本对勘乃定……元刻不用对勘，其字脚行款黑口，一见便知”；清末民国初年颇有影响的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的观点是“多见古书之人可以望气而定”；近代的张元济说“审别宋版，只看刀法”。虽然前人留下来的经验多是只言片语，并无科学而又系统的论述，但由于持此观点的都是有影响的版本学家，故后人多奉为圭臬，不敢置喙，更无人认真检验这些说法。“文革”以前能看到的版本学著作仅钱基博的《版本通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等几本小册子，虽对古人成说也提出一些疑问，但例证有限，总结得亦不充分，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其间，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主持编辑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国版刻图录》，是高水平的版本目录、图录，遗憾的是其着力之处在实践，对版本学特别是版本鉴别的认识未能予以系统的阐述。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集全国图书馆、博物馆、文物单位之力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推动了对版本学的研究，使从事版本学研究的人员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鉴别版本。这一过程，在《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主编顾廷龙先生的文集、副主编冀淑英先生为该书目所做的“后记”中有叙述。《总目》编辑过程中，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就版本鉴别的问题对前人的观点提出意见。魏隐儒先生列举大量例证说明，“鉴定古籍版本，一般是根据时代风格，地区特点，字体纸张，书中序、跋、版式、行款、字数、刊工姓名、封面、牌记、书名题衔、内容叙述、文中讳字，以及各家著录、藏印、题识等。在运用这些依据时，要视每一本书的具体情况，全面考虑，方能定出妥切的版刻时代，切忌孤立地凭序断年，或依照各家著录硬套，观风望气地向前推断。否则就会造成版本错定，影响著录质量”。这种观点大体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版本鉴别应综合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判断来下结论。 不少学者认为，片面地或者说是过多地强调版本的形式特征没有使版本学建立在坚实的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版本的形式特征，是一代刻版风气的反映，而不是特定年代的法定印刻规格。王朝更迭，改正朔，易服色，是一刀切的，而刻书风气不是顿起变化的，而是处在缓慢的量变过程之中。大量明末清初的刻本，如没有其他显著的标志，单从刻本的形式上就很难区别是明末刻本还是清初刻本。就这一点，李致忠先生更为明确地提出，“一书的版刻时地、初刻复刻、初印后印以及源流系统等，都是版刻鉴别所应研究的范围。但是怎么鉴别，依靠什么鉴别，以什么为主进行鉴别，是版本学领域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我们说作为学问就要有根有据，版刻鉴别也一样，它主要的是后人根据前人著录，文字校勘，书的内容，人物时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语言文字以及本书序跋，刊刻牌记等，进行审慎的考订，而不是依靠什么行款字体、印纸墨色、藏书印鉴等的视力辨别。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用，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前人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但经验毕竟是经验，经验在上升为理论之前，不能称为科学……自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到了近代现代，却出现了一批所谓藏书家，他们部分抛弃了版本学所要求必备的校勘学、目录学和应掌握各种知识的硬功夫，一味地搞起了表面的版刻鉴别和艺术鉴赏，过分夸大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把本来比较广博的版本学引上了十分狭窄的版刻欣赏和版本认定的玄而莫测、不可捉摸的斜路。”这些观点明确反对了版本鉴别中的“观风望气”。 说到底，问题的核心在于版本鉴别是仅凭形式特征判断还是要结合书籍的文献特征。所谓文献特征就是李致忠所述“书的内容，人物时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语言文字”以及“本书序跋，刊刻牌记等”。崔建英先生有进一步的论述，“文献流传从抄写过渡到版本印刷以后，不同的刻本都有了明显的个体属性———特定的书名、卷次，刻印的时代、阶段，刻印主持人或堂室名号等等。这些属性明显地区别出甲何以是甲，乙何以是乙。但传世过程越长，识别标记失去的也越多，再加上有意造伪或人为制造混乱，识别判断就有了难度。虽然明末以来，对从版式、字体、讳字、纸质、刻工姓名等方面考订版本已总结出不少经验，但多有不严谨之处。再加上文献内容、序跋作者或加工人的生活年代以至结衔、职官、地理、纪年等用语，甚至印章文字都可反映一些失去的、或根本不具有的标记，稍失注意，不加辨识，都会出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判断。从清人到当代，古籍著录中刻年著录不详或误著的现象比较普遍，某些书目几乎篇篇可见，触目皆是。”为说明问题，崔氏先后有《版本目录识谬述例》、《明别集版本审订札记》、《古籍刻年误录原因分析》等数篇文章对版本鉴别及古人的版本著录有深入探讨。 凡从事过版本鉴别与著录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初拿一版本在手，首先必然会观察版刻的基本风貌，如字体、版式、墨色、纸质等这些外在的形式特征，获得对该版本的一个初步印象，判断它的大致年代，但决不可就此下结论。为什么呢？一来这些所谓特征是属于共性特征，并不足以判断所持版本的个体属性，也就是说，仅凭形式特征来下判断，条件是不充分的。二来是因为所谓前人总结出的特征是约略的，不一定靠得住。中国古籍品种众多，怕是任何一个经验宏富的版本学家也不敢把他总结的这些形式的东西绝对化。清代版本学的代表人物黄丕烈也慨叹，“古籍甚富，人所见未必能尽，欲执一二种以定之，何能无误也！”外在形式的大致判断对下一步的辨别确实是有帮助的，但这之后要做的工作就是认认真真地从书的封面直到最后一页做一番识辨的工作，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识辨的内容包括书的序跋、凡例、牌记、讳字、卷端大题、作者题名、刻工、藏书印鉴到正文、注释、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及署衔、官职、地理、纪年等用语，还要识别初印、后印、补修、增修的问题。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呢？也还不完全，还有一些旁证要注意。冀淑英先生谈到，版本学家赵万里要求她在编目时做到“熟记书名、人名，记得越多越好，人名不止是书的作者，还有批校题跋者，包括大批明清学者和藏书家……总要不断查各种资料和工具书，熟悉前代公私藏目，或从地方志、家谱、诗文集等资料中，查出某个作者”。这番工作，绝不是把字体、版式、纸张等当做标尺所能达到的。 近二十年来，古籍编目专业人员力求在实践中纠正前人在版本鉴别问题上的偏颇，以版本目录的形式反映在各家善本书目以及善本书志当中，几乎有一定古籍藏书规模的图书馆都出版了反映本馆所藏的版本目录。但是，由于鉴定著录人员的识力有高下之分，目录的质量参差不齐，使用者应当多加注意。1990年前后，也出版了一些古籍版本学专著或教材，如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984）、戴南海的《版本学概论》（1989）、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1989）、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1990）、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1992）等，各书吸收了版本学研究的成果，在版本鉴别这个关键问题上已有共识，那就是：版本鉴别须从形式到内容汇集多种条件进行综合判断。 “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的编者说，这套书的出版旨在为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古籍研究所的师生提供一套质量较高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笔者认为，既然是教材，作者除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外，还必须要叙述他人的观点并进行必要的分析，至于赞同还是反对，那倒无妨，但不予置评怕是不妥。 《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对于前人的版本学，作者是看不大上的，“前言”里说：“时新不等于赶浪头，不能来个新瓶装旧酒，把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东拼西凑地搬弄一通，甚至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改头换面地照搬一通，这还不如让学生直接看原书好了，变戏法糊弄人干什么？何况，像《书林清话》之类能不能算是古籍版本学呢？我看是不能算的。”然而细读全书，其内容基本上是前人研究的成果，如谈宋刻，使用的材料和见解大多出自《书林清话》和《中国版刻图录》。据统计，建国以来有关版本学研究的论文不下1000篇，专著也有数部，然而在这部《古籍版本学》中均不见载述，是没有看到还是根本不值得去看？作者说要给古籍版本这门学问建立体系，使之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然而读完这本《古籍版本学》，我却恰恰有了这样的感觉———“新瓶装了旧酒”，不然，怎么还拿着“观风望气”那些说法来指导当今的版本学呢？而被作者称之为“旧酒”的《书林清话》，我以为作者恐怕也是看得简单了。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