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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韩国灿烂的文化遗产，超越了一国人民所喜欢的范畴。海外许多国家的学者也对韩国文化遗产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一事实已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邻邦—中国和日本，因与韩国频繁的人际交流和文化传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中国，不仅韩国所藏的中国善本、逸书和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而且连在韩国出刊或韩国人著述的书籍，也都得到充分收集。通过中国朝廷的正式邀请，或使节来往、边境贸易、商人中介等公私交易，使相当数量的韩国书籍传到中国，而且书的种类比较齐全。其中，中国人最为关心的是韩国历史、传记、医学类和文集类的书籍。对此，查看现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各图书馆所藏的韩国古书的各种文献记录，便可以知道[1]。 虽然，中国学者对韩国古书的兴趣比较高，但系统地整理韩国古书目非常少，现存的几乎都是近年来各国图书馆所编纂的。而清代以前的藏书目、藏书记，或各种文献，只是简单地列举了韩国古书和所关心部分的书籍而已。这是因为在古代没有一个公共机关或私人藏书家大量地具备韩国书籍，加上没有接触机会，因而不可能进行更为具体、仔细的研究。 刘喜海出身于清朝中期名门家庭，他保持了与访问北京的朝鲜使节团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开始关注朝鲜的金石文和文献。笔者在台北外双溪接触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朝鲜使节团成员赵寅永向刘喜海赠送的书籍以后，逐渐对刘喜海产生了兴趣。 最近在山东省山东大学，对山东诸城出身的刘喜海进行调查的过程中，通过中文系张可礼教授，接触到《朝鲜书目》的现代版印刷本(中华书局；北京，一九五九年)。《朝鲜书目》原是朝鲜金命喜所编纂的抄本；后来赠送给刘喜海，刘氏又根据朝鲜本而增补抄录了。在寻找金命喜的原编本和刘喜海的增补本之过程中，笔者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抄本，即刘喜海在道光十一年(纯祖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增补抄本。 通过这些资料，能把握刘喜海(如更为扩大，也包括当时的中国学者)对韩国古籍关心的实际情况，也是一种可以证明他与朝鲜学者进行支流、交换文献过程的珍贵资料。而且，在目前韩国国内古书目很少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介绍另一种别具风格的古书目的资料。
二、《朝鲜书目》的分析与特征 刘喜海抄录的《朝鲜书目》，收录了从新罗时期到朝鲜纯祖年间的书目。当时或其以前，中国学者很少有机会接触海外文献，只是有些单行记述。因此，此书目作为海外文献的目录，在当时是少有的。查看刘氏抄录此书目的经过，如《海东金石存考》一样，朝鲜学者的帮助起了极大的作用。在道光十年十月左右，刘喜海给金命喜的第二封书信中，邀他编辑韩国古书目: 贵邦代有学者，著述甚丰，不知旧有书目之辑否?如无，敢求足下将东国著述各书，自唐迄今(其人现在者不必录)，编一书目。如能仿四库简明目录法分类，更妙。否则宁详毋略，即古有其书，而今则亡佚，亦务列入，以传其名。弟近有古今书目之纂，因思东国素称文物之邦，不可无艺文志也。渊博如足下，定乐为搜辑。仰恳，仰恳。 刘喜海在研究韩国文物、金石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朝鲜文献进行基础调查，故而拜托金命喜，编辑韩国古书目。 当时，刘喜海所掌握的韩国知识，以中国文献为主，实际很少接触韩国文献[2]。他实际参考的韩国文献，是道光九年在扬州购入的抄本《高丽史》和《三国史记》、《东国通鉴》、《东京杂记》、《栎翁稗说》等一些书籍而已。这些书名，在他的《海东金石苑》和《海东金石存考》里可以看到。除此之外，他只认识书名，或只看过极少数的文献。如刘喜海与洪奭周见面时，问了金富轼文集，山立《海东高僧传》、《清溪剧谈》的现存与否，以及李仁老《破闲集》的刊行与否。还提到郑梦周《圃隐集》有新、旧版，想得到一套新刻本[3]。所以可以肯定刘喜海实际掌握的韩国文献资料很少。 在下面，笔者将仔细说明，他所抄录的《朝鲜书目》的编辑方法与金命喜的韩国古书目的作成方法相当一致。由此可以肯定，没有朝鲜学者的帮助，他的《朝鲜书目》的编辑难以完成。就如他接受赵寅永编辑和以后增补的《海东金石存考》一样，《朝鲜书目》也是以金命喜编辑本为基础而增补的。 金命喜什么时候把韩国古书目转给刘喜海?我们查看刘喜海和朝鲜学者之间的交流方法和礼物交换过程，推测在道光十一年，通过使臣转达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朝鲜书目》的编纂时期也应是在此以后。刘喜海在道光十二年秋，被任命为福建汀州太守。离开北京以后，与朝鲜使臣之间的直接交流也自然随之而停滞了一段时期。他编成《海东金石苑》后，给朝鲜文人李尚迪看此书，并叫他题诗的时间，是道光十一年十月份。通过此事实，可以推测刘氏《朝鲜书目》的抄录时期，在道光十一年左右[4]。 下面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刘喜海抄录本为标准，仔细看一下《朝鲜书目》。 《书目汇编》的书名下，分为《朝鲜书目》一卷和《日本所刊书目》、《日本书目》一卷。善本编号是八一二七本。手抄本记录于刘氏味经书屋所印刷的册纸上。版栏是左右双栏，半郭是二一、一╳一三、四公分。每半页的行数是八行，无界。版口为白口，鱼尾是上单黑鱼尾。版心题是“朝鲜书目(上版口)/小目几(鱼尾下)/东武刘氏味经书屋藏书”。版外左下面印上“燕庭校钞”。全书是二七、O╳一九、O公分。 全书封面题是“书目汇编”，《朝鲜书目》的封面题是“朝鲜书目”。藏书印是“燕庭/藏书”(朱方印)、“曾在周/叔弢处”(朱长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方印)等。从刘喜海的味经书屋散出以后，流入近代大藏书家周叔弢之手，终归于北京图书馆[5]。 《朝鲜书目》的书籍分类，主要根据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与《日本所刊书目》、《日本书目》以日本书的特殊性和书名的尾字为分类不同[6]。这与刘喜海要求金命喜的编辑方法一致，即使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方法，来编辑《朝鲜书目》。《朝鲜书目》大致分为经、礼、史、子、集和高丽所注书；子部细分为医家、艺术、杂家三类；集部则有别集和诗文选等二类。 此书目的礼类，是从经部中分出而设立为大类的；四部分类法的立场，与之相反，是经部中设立礼类的。由此可以推出，金命喜、刘喜海遵守四部分类法，没有可能特别分类。经史子集书籍的著者或编者是韩国人，而高丽所注书中的原书著者是中国人。对此加注的是韩国人，所以有必要特别区分[7]。子部杂家类的书籍，根据现在韩国所出版的目录，主要归为集部别集类、随笔类，但它分为中国传统目录中使用的杂家类。 在《朝鲜书目》中收录的书籍，一共一百二十部。其中，经部里有五部(包括礼类三部)，史部里有十六部，子部里有十三部(医家类三部、艺术类一部、杂家类九部)，集部里有八十二部(别集类七十五部，诗文选类七部)[8]，高丽所注书里有四部。 调查《朝鲜书目》中收录的书籍存佚与否，根据刘喜海依托金命喜的古书目编辑法，在韩国已经流失了很长时间的书籍，占了相当部分。崔致远的《中山覆匮集》，金冠懿的《编年通录》、金富轼的《文烈公文集》、崔惟清的《南道集》等新罗、高丽时代的书籍，到了朝鲜后期已经没有流传。在《海东金石苑》里，刘喜海记述了崔致远的《中山覆匮集》没有登录在《唐书·艺文志》。从此可以知道，连他也没有亲眼看过此书[9]。因此，这篇书目不是记述韩国文献收藏在哪里，或为谁所藏的藏书书目，而是编者记述自己所见闻的，是一种知见书目。 刘喜海邀金命喜编辑古书目时，虽嘱不要载录其人尚在者的著述，但在《朝鲜书目》里还是收录了道光年间出刊的书籍。集部诗文选类的《文史咀英》八卷下，记录了“道光九年内阁诸学士编”。此本书，在纯祖二十九年(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由朴宗熏、金正喜等学者编辑，使用生生字印刷的。史部的《高丽名臣传》(南公辙撰)，是在纯祖二十二年(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使用全史字印刷的。集部别集类的《丰山世稿》和《永嘉三怡集》，在纯祖二十四年(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由洪奭周等洪氏一家编撰，使用全史字印刷的。朴宗熏、金正喜、南公辙、洪奭周等文人，都是刘喜海抄录《朝鲜书目》时，在朝鲜文坛活动的文人[10]。 前面叙述的书籍，都是以刘喜海自己所收集、所见闻为依据而增补的。例如《丰山世稿》和《永嘉三怡集》，是在纯祖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十月二十二日与洪奭周见面时得到的[11]。但是刘喜海在李璋煜家中看到的洪奭周的《尚书补传》、《订老》二书和从赵寅永处得到的《海东唐文选》，都没有收录，从此可以看出，他只增补了一部分书籍。 此外，在《东国通鉴》(明成化二十一年刊)、《高丽史》(明景泰二年刊)、《海江绎文》(无刻本)等书下，记录了具体的出刊年代或刊行与否。《枫岳记》(徐荣辅撰)、《高丽名臣传》(南公辙传)等书，不同于其他书籍，只用小字记录了可能是刘喜海参考自己所藏或见闻的书籍的补记。 《朝鲜书目》里收录的著者表记法，主要记入了与著者活动时代相应的中国朝代。这篇书目里，最先收录的是《鲁史零言》，在此书著者李恒福的前面，并行记录了“明高丽”两国国号，而在其下，暗示了收录的著者是韩国人。这种方式，也被采用于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里。其他人的前面，只记入了中国的朝代。 统一新罗时期的崔致远，记录为“唐”。高丽初、中期的朴寅亮、金富轼、金仁存等人，记录为“宋”。高丽末期的李齐贤、李墙、李仁老等人，记录为“元”。但是高丽的李奎报一人，记录为“金”。至于朝鲜时期，前期的权近、徐居正、郑麟趾等人，记录为“明”，而后期的著者或清朝年号前面，没有记入“靖”字。此外，如有漏处，用小字补充[12]，收录的书籍中的著者未详时，留下空处，以便今后补充[13]。
三、结论 朝鲜使节团和清朝学者之间，有着广泛的来往和深厚的友谊。我们再次回顾历史，他们互相进行学术交流，接触了对方的文化和文献资料，通过两国学问的趋向和比较，使本国学术水平进入到新的层次。本篇论文中涉及的他们之间的国际交流，超越了个人之间的私交层次，起到了交流两国的学术和文化的桥梁作用，进一步确认了从古开始的中韩友好交流关系。 他们之间的交流事实，还表现于他们的合作作品《朝鲜书目》。道光十年十月左右，刘喜海依托金命喜编纂朝鲜古书目。《朝鲜书目》的编辑法，与刘喜海要求朝鲜古书目的编辑法，有共通之处。当时刘喜海所掌握的海外知识，主要是依靠朝鲜学者所提供的。因此，现存刘喜海的《朝鲜书目》，以金命喜所编的书目为基础，只是有部分的增补。 《朝鲜书目》是一个学者熟知的韩国文献的知见书目，他记录了韩国文献的概要和趋向。中国学者通过这本书目，能掌握所寻求的韩国文献的很多知识。这本书目在以个人名义介绍给中国学者的韩国古书目中，是现存的最古本。 可惜没有找到金命喜给刘喜海的《朝鲜书目》原本，对此，以后有必要进行特别的寻求和追迹。最后，笔者希望看过这篇论文的学者，进一步带动中韩两国交流和友谊的发展。
注释: [1]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之分析》，一九八九年学术振兴财团研究论文。第1一59页。 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文史哲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一、一，第41一42页。 朴现圭《中国三所图书馆藏韩国古书之分析》，《江淮论坛》，一九九五年二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第68一75页。 千惠凤、李廷燮《北京大学、延边大学所藏确认书目》，一九九三年，油印本。 [2]在刘喜海的《刘燕庭藏书目》史部中，有关韩国的文献，只见到无名氏《朝鲜志》二卷而已。 [3]《随搓录》卷六《户部郎中刘燕庭笔谈》〔纯祖31年10月5日〕云:“刘曰:‘金文靖富轼集有之否?’上使曰:‘所著《三国史》有。’刘曰:‘《破闲集》有刻本否?’上使曰:‘有。今已漫缺。’刘曰:‘《海东高僧传》，山立所作。尚有此书否?’又书曰:‘《清溪剧谈》。’上使曰:‘有，但绝难得。鄙人亦未曾得见。东国贫俭不能剞劂，故刊本绝少，所以书籍甚难得见。’……刘曰:‘贵邦刻本，书《郑圃隐集》旧本，非新刻者，望寄一部。’上使当图得，仍就旧本二字旁书，曰:‘但绝难得。’” [4]《书目汇编》，是收录《朝鲜书目》和《日本所刊书目》、《日本书目》的合本。关于《书目汇编》的编纂年，《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记载了道光十一年。这可能是北图编者依据《日本书目》书后所载“庚寅冬兄雯改名如海时年七十有四”的题记而确定。庚寅年，指道光十年。但是，这是指《日本书目》的抄录年，并不是指《朝鲜书目》的抄录年。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七。第1141页。 [5]周叔弢，一名暹，江苏扬州人，光绪十六年(一八九O)出生，一九八三年去世。他从小有志于藏书，有体系地收集善本、稿本等，遂成为近代大藏书家。解放后，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把自己所藏的古书，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和一些公共图书馆。 [6]《书目汇编》的日本古书分为《日本所刊书目》和《日本书目》。《日本书目》细分为经、抄、谈、式格、鉴、镜、记、大帖、史、实录、录、目录、和歌集、千首、百首、拾遗、次第、子、集、家集、髓脑、义、志、文粹、诗、韵、图、法、诀、谱、释、术数等三十二小类。 [7]集部诗文选类中的《史记英选》和《杜律分韵》，虽然著者是中国人(司马迁、杜甫)，但因为是经过朝鲜国王的命令而重新编撰，故而分类为以韩国编者为主的集部。《史记英选》，是正祖二十年(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朝鲜国王命令编定的，用丁酉字印刷。封面题是“内阁活印”。《杜律分韵》，是同王二十二年(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在擒文院受到王命编纂的，用整理字印刷的。封面题是“内阁新编”。 [8]集部别集类的李仁老《银台集》二十卷和《后集》四卷，各算一部。 [9]参照《海东金石苑》卷一《唐新罗真鉴禅师碑铭》刘喜海案。 [10]朴宗熏，英祖四十九年(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出生，憲宗七年(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去世。南公辙，英祖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出生，憲宗六年(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去世。洪奭周，英祖五十年(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出生，宪宗八年(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去世。 [11]《随搓录》卷六《户部郎中刘燕庭笔谈》〔纯祖31年10月21日〕载:“(刘)又曰:‘大著《尚书补传》、《订老》二书，昨于月汀处见之，甚为钦佩。此书仍留月汀处耶。’上使曰:‘芜拙之辞，何足挂眼。两书皆留月汀处，而临行忙急缮写，恨无他本可以分呈耳。’仍以《世稿》赠之。刘曰:‘《永嘉三怡集》，如有亦乞一册。’上使遂贈一帙。” [12]例如在《东国通鉴》的“徐居正等撰”旁边，用小字补充“明”字。 [13]例如《木斋家塾汇纂丽史》、《及庵诗集》、《默庵先生集》等书的编著者，留下空白，表示其姓名未详。
[作者简介] 朴现圭，韩国顺天乡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