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任文的朋友肯定知道，任君喜欢以专家权威的口吻讲话，俨然是一大家。可是，毕竟基础不够，所以每每讲错，致使其尽管给拙作罗织了十项左右的罪名，却一项都不能成立。
    
    动不动就说人家“基础不够”，说人家“罗织”“罪名”，这些都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既然要“为了学术”，那就应该“摆实事、讲道理”，而不应该任意贬低、诋毁人家，任文中在具体举例时偶尔有失误，但任文每条下都不是举一个例子，即使个别例子有失误，但所列黄书存在的那些问题，基本是符合实际的，就凭黄先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时那种只要“自信”，就可以“去乱改古书”的腔调，出现任文列举的那些错误，还不是必然的吗？
    这 里我想谈谈作为一个学者面对批评的态度问题。这里我们把“学者”理解为“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那些人”，任何一位学者，自然免不了发表学术论 文和出版学术著作，既然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就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这公之于众的意思，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接受，同时也要接受学术界的监督与检 验，由于学术观点、学术理念的差异，自然免不了有的赞扬、有的批评，这些都是正常的，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遇到赞扬和遇到批评同样是幸运的，说明作者的 成果引起人家注意了。赞扬是鼓励作者往前走，批评是警策作者往前走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总之都是于作者有利，于学术研究有利。
     对待批评的态度会千差万别，但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 大家风度的，他们对学术批评习以为常，宠辱不惊。学术著作出版了，不因为有人吹捧而高兴，亦不因为有人批评而生气。其实，真正的大家，遇到的论敌往往比遇 到的吹捧多，比如胡适，他遇到多少善意的、恶意的批评？或许正是遇到那么多批评，才成就他一个大家。再如孔子，有研究者称，孔子之所以名气大，很大程度上 得力于春秋战国时期除儒家学派之外的诸子百家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众多的批评使孔子成为名人、圣人。第二层次是一般学者的态度，他们看到批评文章，自然会生气，会感觉在学生、同事、同行面前没面子，但细细一想，学术评论也是正常的现象，虽然心里可能窝火，但还是拿出学者应有的气度和风度来，心平气和地接受和应对别人的批评。第三层次就是那种小家子气的，这些人或因为学术素养不够，或因为没有见过世面，在一个小圈子里牛气轰轰贯了，养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就很难理性、客观、冷静地面对别人的批评，听见别人说自己半个“不”字，就火冒三丈，气势汹汹。
    其实这些小家子气的所谓专家学者，之所以容不下别人的批评，关键的原因还是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路子缺乏十足的自信，生怕别人一批评就会使自己无立身之地。
    就本文讨论的黄先生说，他在回答任文的文章中，表现是以上三种情况中的那一种呢？大家自可对照一下。
    
    
    
     黄先生既然这样说任一真先生： “任文……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
    既然任一真先生是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如的、对古籍整理的专业知识所知甚少的一个门外汉，黄先生遇到这样一个家伙的批评，有必要大动肝火、大发雷霆，往编辑部打五次电话，追问作者的单位住址吗？黄先生一方面把任一真先生说的一文不值，一方面又对任君的批评那样敏感和重视，这让人很容易看出黄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结论缺乏必要的自信，难道他本人就十分清楚自己搞的那一套本来就是沙上土楼，不堪一击？
    
    
     第三，态度蛮横，强词夺理。我想，一个心态正常的学者，面对别人对自己学术著作的批评，一般会作出这样的区分：对别人文章中批评正确的，老老实实地接受，错了就是错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没有关系，只要认真面对，诚恳接受，就是新的开始。越是这样，越会赢得学者同仁的的尊敬和支持。当然，别人的批评文章中肯定也难免有误解甚至曲解的地方，对这些内容，完全可以心平气静的诉诸讨论文章，作出解释或补正。还有，别人的批评文章中也难免有批评错误的地方，这也可以在反驳文章中予以纠正。
     但是，怕就怕对待批评文章是这样的态度：1.对人家说错了的无限夸大，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否定整篇文章；2.对人家误解的地方，不好好解释，而是嘲笑挖苦，大肆贬低人家。3.最差的表现是，对人家明明批评的合理正确的，也不能老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强词夺理、狡辩抵赖，这些都会给人一个“态度不老实”的印象。
    
     黄先生的做法恰恰如此，如任文说黄书存在“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毛病，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黄书把“贤贤易色”改成“见贤易色”，这个例子只是黄书在校语中指出的，黄书并没有改动原文，结论虽属于“毫无可靠依据”，但并没有用于改动《论语》原文，这是任君的失检，但是，黄先生因此就说：“可见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捏造事实。并且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注上所在页码，使读者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说法，显然是有意欺骗。看来作者在造假方面，是相当有经验的高手。”这就让人不好接受了，因为就算这条例子有误，还有其他两例。我认为，任文说黄书存在“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结论，举了三个例子，有个别例子没有说服力，也是常情，只要有例子能够证明结论是成立的就行了。全文牵扯那么多例子，个别例子失检，可能是搜集材料时分类有误，肯定不是故意的，我想任先生如果发现此处有误，发表前把这条例子删除又有何不可呢？反正还有其他两例呢？黄先生因为这一点就说任先生“看来作者在造假方面，是相当有经验的高手”未免夸大其词了吧？
     最能体现黄先生态度蛮横、不够老实的，是任文中批评的合情合理的地方，黄先生百般抵赖，极尽狡辩之能事，这里我举个例子：
    
    任文说黄书 “乱说通假”。所举的例子一是黄书把《为政》篇的“温故而知新”中的“而”说成借为“能”（第31页）。理由是“‘而’本连词，于此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这个例子证明黄书“乱说通假”，完全成立，因为已经“文通字顺”的，干吗要标新立异、拐弯抹角地说成“通假”呢？况且任君并不是说黄书认为“而”和“能”可不可以相通（可能性问题），而是认为此处“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必要性问题）。不必说成通假而硬要说成通假，当然属于“乱说通假”之列，对这样批评正确的地方，黄先生不老老实实接受，反而狡辩说“看来任君肯定是全然不知古音，否则我想他是不敢如此乱言的。‘耐’字从‘而’得声，说明了什么？任君可以琢磨一下。”
    我对黄先生的狡辩分析如下：前文说过任君不是议论黄书说“而”和“能”通假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认为此处“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的必要性问题，但黄先生避开“有没有必要说通假”的问题不谈，而是从“可不可通假”来反驳，这样偷换话题，在论证方式上不是狡辩是什么？ 黄先生说“‘耐’字从‘而’得声，说明了什么？”我在这里愿意自荐代替任君回答：“‘耐’字从‘而’得声” 说明不了什么呀！因为“‘耐’字从‘而’得声”，充其量只能说明“而”和“耐”音近，黄先生难道忘了，自己在这里说的是“而”和“能”通假，不是“而”和“耐”通假！那么黄先生举出“‘耐’字从‘而’得声”，能证明“而”和“能”语音上的什么联系吗？当然，我承认，“耐”和“能”属于同源词，语音上有阴阳对转关系，但黄先生没有说这一层啊？即使说了这一层，也只能证明“而”通“能”的可能性，证明不了在“温故而知新”中“而”通“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啊？黄先生还借此挖苦任君“看来任君肯定是全然不知古音”，如此，是非常不厚道的。
    
    
    第四，自作聪明，欺天下无人。以上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黄先生有“自作聪明，欺天下无人”的意思。这里再举例验证一下，让我们对黄先生看得更清楚。黄先生大约天真地以为，只要慷慨陈词、言辞激烈、有感染力，就能驳倒任文，就能证明自己高明、正确？如果黄先生是在电视节目中，面对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不熟悉的广大社会大众的话，或许是这样的，于丹的走俏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黄先生大约是忘了还是什么原因：他是在“中国文学网”的“古籍整理”栏目发表高见，点击这个栏目的主要还是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专家、学者，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黄先生面对的是“会看门道”的一群！他们会从热闹中看出是非曲直来的！这些人不会轻易相信你黄先生的一面之词，你怎么说，别人会对照你的书和任文作出谁是谁非的结论，在这些人面前，如果说话不着边际，甚至不负责任，不仅于驳倒任文不利，还会给学界同行留下不老实、甚至老奸巨猾的印象，就是说，面对会看“门道”的专家同行，还是要老老实实，不要“耍滑头”为好！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任君指出黄书存在“失校问题”。 说“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这不是很在理吗？看黄先生如何狡辩吧：“怪论！近年新的研究成果难道都有价值吗？没有价值，为什么要吸收参考？”黄先生在根本就不吸收参考的情况下，凭什么就轻易地把“近年新的研究成果”都定性为“没有价值”？如此狂妄，他凭什么？任文指出《子路》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之“即戎”，汉简本作“节戎”。黄书对此不置一词，任君指责他“失校”，可谓证据确凿！因为从事古籍整理的业内人士都清楚，最早版本的信息是珍贵的，出土文献的信息更珍贵，而当这些材料的异文信息可能引起对古书理解上的不同时就尤为珍贵， 看看黄先生的狡辩：“我个人认为，这里作‘即戎’（就兵打仗）比作所谓‘节戎’（减少兵戎之事——任文自解）合理得多，‘节’只是‘即’的通假字。既然是通假字，就没有校勘意义，那么提它干什么？所以，这不能叫失校。”这真是蒙眼臆语、掩耳盗铃！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是极力反对战争的，那么此句中理解为“节戎”（减少兵戎之事）不是比理解成“即戎（就兵打仗）”优越得多吗？黄先生却硬说“这里作‘即戎’（就兵打仗）比作所谓‘节戎’（减少兵戎之事）合理得多”，不是颠倒黑白又是什么？
    再举一个，任君批评黄书“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黄先生反驳道：
    这一方面，任文所举一例是“泛爱众而亲仁”句，认为拙作将“仁”改为“人”是“不如不改”。并且指出，《颜渊》篇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关爱众人’）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表现”，“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人而亲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变得语义重复”。其实拙作在[释]中还有解释：“亲人，谓亲近于人，对人亲热。”孔子教小孩子广泛地爱人、亲近人（或对人亲热），有何重复？相反，作“仁”才与前面的“爱众”相重复，因为“仁”就是“爱人”（关爱他人）。即如任文将“爱人”解为关爱众人，那么“广泛地关爱人而亲近仁（关爱众人）”又如何能通？显然，这里作“仁”不如作“人”。拙作所举《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一句，实际只是证明古有“亲人”之说。固然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但作为旁证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明眼人不难看出，此处黄先生仍然是不老实考虑人家的批评，胡乱狡辩。因为任文指责黄书“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举例是黄书中把《论语》原文的“泛爱众而亲仁”一句，按他自己的理解改成了“泛爱众而亲人”，任君批评黄书把《论语》的“仁”改为“人”，其理由是：
    “泛爱众”是具体行为和表现，“而亲仁”是“泛爱众”的性质和目的，“泛爱众”和“而亲仁”之间意义上有递进、互补关系，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广泛地爱人而亲近人”（第８页），“泛爱众”和“而亲人”变得意义重复了，孔子说话不会这样罗嗦吧。所以《论语》众多传本都不作“亲人”。把“仁”改成“人”，依据《大戴礼记》，如果《大戴礼记》引用了该句而作“泛爱众而亲人”，也算是个证据，但《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与《论语》“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凭借这类旁证，就改动《论语》原文，是缺乏说服力的。
    
    任君批评黄先生的是“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而黄先生把原文“仁”改成“人”，主要的依据还是他自己非常“自信”的他个人的理解，他对他个人的理解可以“自信”，并据此“去乱改古书”，别人对他的理解不能说非接受不可吧？他的理解也不能算是“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吧？任君的批评和举例都非常在理。
    黄先生如何表现呢？一是引文不忠实于任君原文，任文中说“泛爱众而亲仁”意思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注意，句中是“接近”，把“亲”解释称“接近”，可谓准确，因为《说文·见部》：“亲，至也。”但黄先生引用时换成了“广泛地关爱人而亲近仁”，黄先生把人家翻译比较准确的“接近仁”，偷换成“亲近仁”，又一次玩弄了偷梁换柱、欺骗读者的伎俩！黄先生口口声声把“亲”解释成“亲热”，就非常不妥，因为“亲”的原意是“至”、“密至”（《说文》小徐本，即“接近”），“亲热”是后起义。黄先生先把“亲”，增字解经作“亲热”，既然“亲热”，当然“亲热”“人”，比“亲热”“仁”合理，尽管黄先生玩得非常巧妙，但仍然逃不过明眼人的眼睛啊！
    二是耍小聪明，以为人家什么都不懂。黄先生依据《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就把《论语》的“泛爱众而亲仁”改成“泛爱众而亲人”显然证据不足，任君的批评合情合理，但黄先生仍然辩解道：拙作所举《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一句，实际只是证明古有“亲人”之说。固然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但作为旁证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就算《大戴礼记》的材料作为“旁证”没有问题，那你的“本证”呢？“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呢？你拿出“作为旁证我想是没有问题的”材料，就能推翻人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的责难吗？
    耍什么小聪明！ 你以为点击你老先生大作的都是外行啊？
    
    
    
    第五，为人不地道，有故意把水搅混的意思。阅读黄先生的回答，很容易看出，黄先生为人极不地道，故意把水搅混。大家看：
    
    本想私下与其作者沟通一下了事，但该杂志却没有注明作者的联系方式。不得已，向杂志社打听，编辑部一再说是编辑不在，没法联系。终于在第五次电话打过去之后，被（据说是主任）恶狠狠地告知：“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就凭黄先生答文中表现出的“盛气”和“耍滑头”来看，黄先生真的是想“沟通一下了事”吗？人家敢接受他与人家的“私下沟通”吗？编辑部为作者保密，是做编辑的职业道德，因为我们的社会并不十分健全，至于学术领域，总是有个别学术流氓和学术痞子，学术论争变成意气之争，导致大伤和气的例子不鲜。编辑为写出批评文章的作者保密，也是预防某些被批评者可能学品不高、人品可疑，找作者的麻烦，要沟通可以写反批评的文章嘛！大家讨论学术问题，在不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应该更能自觉地从学术出发，少受外界人情啊、面子啊、关系啊等等方面的影响和干扰。不与作者见面，完全可以沟通啊？黄先生不是已经写了回答文章吗？愿意与人家沟通，干吗非要联系？有何企图？
    
    
    因为编辑部不愿意透露作者的联系方式，黄先生就说，“学 术批评是好事，应该而且必须提倡。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以学术争鸣，促进学术发展为目的。而对如任文这样不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蓄意误导读者， 进行恶意诋毁，而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的专业书评，《博览群书》杂志编辑部不仅 不加任何审察，而且以加急的速度地给发表出来（拙作2006年9月底出版，书评发表时间为2007年4月初），又将作者保密，我不禁要问：作为国家正式公开出版物，还有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心？学术还有没有公正性？我不知道人人都可以将真名隐去随意诬陷诋毁他人的作品而不负任何责任，学术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学术还能不能发展？”
    这段话可谓振振有词，慷慨激昂！我想分成几段评论：开头“学术批评是好事，应该而且必须提倡。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以学术争鸣，促进学术发展为目的。”这说得多好，我们阅读任文，感觉任文有理有据，的确是“实事求是”的，属于“必须提倡”的范围。倒是黄先生的答词让人感觉不实在、耍心眼。
    但接下来黄先生说：“而对如任文这样不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蓄意误导读者，进行恶意诋毁，而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黄先生这样说人家任先生，本文前面已有大量论述，也有郝汉先生的相关论述，大家可以参看。我们读了黄先生的回答，不难看出“捏造事实，蓄意误导读者，进行恶意诋毁”，以及“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等等字眼，完全不像是说任君，倒恰恰是黄先生的“夫子自道”！
    本来一篇小小的书评，黄先生却故意上纲:我不知道人人都可以将真名隐去随意诬陷诋毁他人的作品而不负任何责任，学术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学术还能不能发展？
    
     这就让人感觉是别人故意找茬儿，不是学术论争！黄先生何其高明！是不是学术论争，大家自有公断，作者隐去真实姓名，肯定有他的考虑，但绝对不会是“不负责任”，如果触犯了法律，别说隐去姓名，就是化装笔迹，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啊！我想任先生不公开联系方式，肯定是对像黄先生这样的学者的人品没有十分的把握，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烦，从黄先生的回答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出，任先生的担心是对的！黄先生如果愿意在学术层面上讨论问题，完全可以写“不耍小聪明、有理有据”的反驳文章啊？
    刚才说黄先生高明，黄先生故意要把学术论争说成是别人有预谋地在诬陷他，其实是故意把水搅混，让人感觉这不是学术论争，是意气之争！这就无形中想使严肃的学术讨论降格，变成非学术性的私人恩怨。打个比方：有个便衣警察抓了一个小偷，谁是谁非，自然不在话下，但两人打斗起来，小偷反而说是别人枪他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在外人看来是两个人争夺赃物的举动了，这其实就是把警察抓小偷这样的正义之举变成了私人之间的争斗。
    黄先生的确是很高明的人，我们得小心啊，千万不要被他忽悠了！
    
     前文也说过，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错误都是难免的，黄先生的著作不可能没有错误，任先生的文章也不可能没有错误，有错误是正常的，关键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错误！即如何面对别人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公平地说，我们面对自己的错误最起码应该不护短、不狡辩、不掩饰，才是客观冷静的做法；我们对待别人的错误，不夸大其词，不上纲上线，该指出的指出，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但是，如上所述，黄先生对待自己的错误百般回护和狡辩，对待任先生的错误，动不动说人家“诬陷”、“造假”，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吗？
    总之，拜读黄先生大文，我的总体感受是，黄先生对待任文中个别失检的地方肆意夸大其词，甚至说人家“诬陷”、“造假”；对待任文批评正确的地方，不能诚恳的面对和正视自己的错误，而是偷梁换柱、狡辩抵赖！甚至有故意把一场严肃的学术论争变成非学术性的恩怨之争的企图！黄先生这样做，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反映了他的心虚和敏感。也恰恰因此破坏了他以往留给学术界的好印象，让人感觉原来他也是这样一个不厚道的人，一个容不得别人批评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面对严肃的学术批评，油腔滑调、花拳绣腿地大耍各种花招的人，一个人品并不十分地道的人！
    
    
     所以，我想在此向黄先生进一言：黄先生是以研究《论语》的专家自居的，孔老夫子说的“吾谁欺，欺天乎？”那句话，想必黄先生是有点儿印象的吧？孔老夫子虽然圣明，但最终没有失去自知之明，因而对自己能够“欺谁”还是“欺天”，没有十足的“自信”。黄先生与孔老夫子自然不同了，他是有“自信”的人，但我想，黄先生再怎么“自信”，总不至于“自信”到认为自己已经超过了孔子，达到可以“欺天”的份上了吧？《论语》中多次出现“忠”、“信”等等字眼，黄先 生应该也有点儿印象？我是一个外行，对于“忠”、“信”二字怎么解释没有把握，我想总是会有要人们“尊重实事、诚信为本”的意思吧？黄先生口口声声标榜自 己对《论语》文句的理解“合理贯通”，比谁理解的都深透，怎么对这几个字眼的理解同样不能让人满意呢？在治学方面，出现错误是难免的，自己承认自己治学不 够严谨，以后注意就是，有错误被人指出来后承认错误，至多是个学术路子有待改进的问题，但会获得学术界的谅解和尊重！有错误被人指出来以后死不承认，而是 回护狡辩、甚至对批评者污蔑、诋毁，那问题就严重了，就不免给学界留下这样的疑问：此人学术水平可疑，难道人品也有问题？
    
    黄先生可是要想好了才是。
    
    如果继续不诚恳，不实在，继续在广大专家学者面前卖弄小聪明，耍花招，以为天下无人，不管多么老奸巨猾，最终将会得到学术界的更大的反感，遇到批评，这仅仅才是一个开始！
    
    看任一真先生老是保持沉默，我按耐不住自己的激动，就阅读黄先生文章时的一些感想总结如上，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0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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