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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书籍文化史上，重视善本、为善本单独编目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现存最早的完整意义上的善本目录，一般认为是清初钱曾所撰《读书敏求记》，公共图书馆善本目录的编纂历史，则可追溯到缪荃荪所编《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1] 浙江图书馆自1900年建馆以来，章箴、陈训慈、毛春翔、张宗祥等前辈皆十分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及其目录的编制，近百年中先后编制了十余部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在国内文化界和图书馆界都享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1978年国家展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制工作，浙江图书馆选出约三千部古籍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筛选活动。在具备了相应的工作基础，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馆内又于1980年开始编制《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过十年努力， 1990年裒集成编；1997年经过进一步校对、增补，目前正在排印出版之中。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现在这里就《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基础及其基本特点谈点看法。 二 1900年浙江图书馆前身杭州藏书楼成立，第二年即编有《杭州藏书楼书目》一册[2]，于1902年刊行。1903年在邵章等人的倡议下，把杭州藏书楼扩充改建成立浙江藏书楼[3]，并于1907年编有《浙江藏书楼书目甲乙二编》[4]，但因著录多为西学新书和当时刻本，旧学著述凤毛麟角，无善本书目可称。 1909年藏书楼改称图书馆，1912年又改称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箴先生掌馆务。因正值开创之初，绌于经费，旧刻珍籍收藏较少，只收得宋刻明修本(如《周礼注疏》、《礼记》、《春秋左传注疏》等)以及其他元明刻本、抄稿本若干种，故编目未标善本之名[5]，而采取章箴先生的建议，把馆藏古籍分为“保存”和“通常”两大类，用“保存”二字代表善本书籍，以区别于通常书籍。同时，又把“保存”类书籍分成二种，文澜阁《四库全书》入甲种编目，其它古籍善本入乙种编目。这样，除了《四库全书》以外的“保存”类古籍，被编成《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四卷》一册[6]，其中收善本书近三百种，这实为浙江图书馆编制的第一部馆藏古籍善本目录。1918年又辑《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书目续编四卷》[7]。 1921年冬，章箴先生综合数年来新收的书，依类增补成新目《重订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四卷》二册[8]，收录善本四百余种。以后于1929年又编制《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续编五卷》一册[9]，收录新书被视为善本者约一百八十种。这也是浙江图书馆编制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史上正式题有“善本”二字之始，但此目真正善本颇少，后继馆长陈训慈题云：“凡斯辑录，并以佳刻有限，颇及清初名刻，甚或旁采晚清影印本，体例微失之泛，学者病焉。”[10] 1932年陈训慈先生来浙江省立图书馆典掌馆务后，在收购古籍珍本方面，确定了南北访求方针，日积月累，珍本所得渐多。杭州寿松堂孙氏旧藏宋绍熙本《名臣碑传琬琰集》就是此时入藏的。乡贤著述罕传抄稿本也颇有购蓄，长兴诒庄楼王修所赠图书中亦不乏善本书，又接受零星所捐珍本不可胜计。陈训慈先生考虑到旧的善本目录已不适用，就嘱咐毛春翔先生审校新旧所收宋元明刻本、稿本、精抄本。毛春翔先生考“著者之时地，核卷册之数目，录庋藏之图记，订版刻之异同”，[11]并有张崟、夏定域两先生左右协助，商定义例，于1936年纂成《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12]，收录善本658种。承前人甲乙分编的先举，毛春翔先生也将善本按甲乙二编编目，故此后不久，毛春翔先生又编制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13]。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乙编未付刊印。甲编收录宋、元、明刻本、稿本以及清校本，乙编收录清初内府刻本、明刻清修本、明季坊刻本、清代稿本、抄本以及罕见刊本，甲乙二编共收录馆藏善本一千数百种。 全国解放后，浙江图书馆又大量收购海内外私家藏书，其中较著名的有南浔嘉业堂、龙游寒柯堂、上虞枕湖楼、四明蔡氏墨懈楼、海宁衍芬草堂、余姚梁弄五桂楼以及抹云楼等的旧藏。当时除文澜阁《四库全书》外，其他善本书增加到四千七百余种。鉴于这种情况，毛春翔先生又主编了《浙江图书馆特藏目录甲乙二编》[14](“特藏”即为善本书)，于1956年底以油印本形式问世。1963年毛春翔先生再编《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续编》[15]，均为油印本。其后，浙江图书馆仍坚持博搜广采的方针，古籍图书日有增益。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馆藏古籍善本骤然增加了一千余种，期间馆内曾于1970年编制《浙江图书馆善本新编目录》一册[16]，但由于仓促成书，著录甚为简单，且欠准确。 三 1978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工作，学术界对古籍善本的定义、范畴、内容有了新的标准，这也对浙江图书馆编制的善本书目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还没有正式编制出版过一部完整的浙江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其次，历史上的诸种旧善本书目需对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诸如收书范围、版本鉴定、类目归属、分类系统的更改等，按新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增补；再次，旧目录分成甲乙两个等级，客观上等于存在着两个体系，而把同一性质的图书分放两个书库，藏书体系及保管使用均觉不便；此外，新收藏古籍善本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善本收藏量已相对固定。因此，编制一部新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是势在必行，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当时馆内一些刚参加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制的老同志都还健在，积极性特别高，他们既有学问又有工作经验；而经过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锻炼培养了馆内的一批年轻的专业力量。当时全馆上下都有这样一种自信，即依靠浙江图书馆老中青专业人员的力量，在国内权威的支持下，完全有能力编出一部体系完整、著录正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较为理想的善本目录。 1980年浙江图书馆在当时的业务领导邱力成及其后李性忠的主管下着手筹备编辑《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何槐昌先生起草《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收录范围》、《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分类目录组织条例》和《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条例》，吴启寿先生起草《凡例》；目录具体编纂也由何、吴二位先生先后主持，积十年之功，终于1990年基本完成。 这一新的善本目录，以浙江图书馆原善本旧目的甲编、乙编、续编和新编为基础，将四编合为一体，重新分类著录，定名为《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浙善目》)。其特色，据笔者个人之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入收书目精校缜勘 《浙善目》著录浙江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着重收录具有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学术资料性的古籍善本。其收录范围包括以下方面： (1)元及元以前刻及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 (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5)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价值的印本、抄本。 全目剔除了甲乙等旧编目录中不符合善本标准的古籍八百余种，新增加二千余种，共收古籍善本近七千余种，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作单种收入在内。 《浙善目》收录的善本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以往各目，而且质量上也有进一步的提高。1978年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中善目》)工作开展以来，推动了国内图书馆界古籍工作的相互学习交流，为研究和校对一些疑难书籍提供了方便。《中善目》(草稿本)在这次新编目录时被作为重要的参考范本，使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难大部分都得以解决，纠正了残本当全本著录，以及其他一些版本鉴别认识上的错误。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旧目历来著录为宋刻本，编制《中善目》时经过核对，方知是元刻本。又如《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宋岳珂撰，旧目历来著为元西湖书院刻本，经过核对，实为明嘉靖二十一年洪富刻，三十七年黄日敬重修本。当然《浙善目》也不完全唯《中善目》著录为是，也对《中善目》著录浙江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时存在的某些疏漏之处，加以纠正。例如《中善目》在没见到实物时，多参考别的图书馆同书名同行款的著录而修改著录，便容易发生问题。如《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元大德十年刻，明嘉靖递修本，《中善目》收编时仅列为明刻本。又如《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二卷，外卷二卷，唐柳宗元撰，元刻本，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中善目》改为明初刻本，经核对《文学山房明版集锦》，与明初复刻麻沙本不同，却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元刻本的行款、版框、书口等特色相同。类似这些情况，《浙善目》均据图书实物考证著录。 2·类属合理题名统一 《浙善目》基本按四库分类法编排。为了读者查书便捷，又参照《中善目》的分类体系修改。主要体现在： (1)增设丛书类。明清以来，丛书繁多，四库分类却没设丛书类目，只在子部杂家类下设“杂编”一类，并解释曰：“合刻诸书不明体者，谓之杂编。”而《中善目》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另增设“丛书”一部，把“古今著述合肇丛书目”和“国朝一人自著丛书目”归入此部，《浙善目》仿之，亦设丛书类。(2)在经部和子部之首皆设“总类”。(3)史部纪传类、子部医家类、集部总集类及词类之前皆设丛编，收纳单纯属于该类属性质的丛书。还有戏曲分设“词”、“曲”二类，子部新增“小说”一类，史部下分“经籍”、“金石”二类等。这使《浙善目》在类属归入方面更趋合理。 在编制《浙善目》的过程中，得到许多著名古文献专家的指导。顾廷龙先生曾提醒：“著录撰者一定要以卷端为主，这是一条原则。不改书名，有正副撰者都要明确著录，不能改变。经部主要以‘注疏’为正撰者，‘疏’本来就是自成为家，这个发展源流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而史部各注本不同，它有正撰者，各注本是版本不同，而不是撰者有变化。《春秋》不可能把撰者著录为孔子。如果《史记》不著司马迁，几代后就找不到司马迁了，原著撰者一定要著录，否则再过几百年司马迁就名不见经传了。”顾老还一再建议：“明刻残本最好能收进去，这样散失的机会就少。抄本出入最大，要摸一摸，有刻本的要查对一下，来源有什么特点，有多一个序或一个跋的都算是不同的版本，应该收。”[17]顾老的这些想法，对《浙善目》著录的统一与规范，对收书范围的宽严，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浙善目》继承前诸旧目的优点，吸取众目录的长处，纠正前辈疏漏之处，力求精确，注重考订，几经校对，是浙江图书馆诸善本目录中耗时最长，收录数量最多的一部古籍善本目录。它从一个侧面体现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珍贵的典籍，对了解浙江所存古籍善本概貌及其流传情况，对今后鉴别和整理善本书，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3·宽收浙江地方文献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文化发达，素有“人文荟萃之邦”的美誉。杭州又是两宋以来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明清时期浙江地方志的纂修，丛书的纂辑，以及它们的刊印量之大，皆为全国之首。浙江历代藏书家插架之丰富，闻名海内外，这为浙江图书馆收藏古文献和乡贤遗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如果把古籍撰著者的籍贯分地区统计，就能知道浙江人在中国文献史上的地位。就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而言，据毛春翔先生统计，四库入录的浙江籍人著作有796种，16037卷，附《四库全书》存目著作1505种，29061卷[18]，总计著录种数占全书四分之一弱，卷数占五分之一强。由此可见乾隆以前浙江先贤在中国文化史上成就之辉煌。 《浙善目》作为地方馆藏目录，旨在宽收浙江先哲遗著和地方文献。《中善目》收录浙江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2881种，而《浙善目》载录近七千余种，几乎翻了二番半。增加著录的善本书大部分为乡邦文献，包括乡贤稿本遗著，真可谓集浙江乡贤遗著荟萃一堂。如诸暨陈洪绶稿本《筮仪象解》、绍兴张岱稿本《四书遇》、嘉兴柳如是稿本《河东君尺牍》一卷附《戊寅草》和《湖上草》一卷、钱塘吴农祥稿本《梧园集》、山阴沈复灿稿本《别号录》、海宁查慎行稿本《壬申游记》、萧山汪辉祖稿本《龙庄先生诗稿》、嘉兴钱陈群稿本《进呈诗副本》、镇海姚燮稿本《诗问》和《今乐府选》等，均在祖国古代文史领域内居有显著的学术价值。 在严格按年代划分定去留的情况下，一些抄本或颇有影响的名家稿本入《中善目》不够格，但从丰富和保存地方资料角度考虑，这些书籍在地方某一领域内却很有资料研究价值，因此《浙善目》予以收录。以清别集为例，《浙善目》共载录641种，内含稿本263种，种数占五分之二强。其中有一部分为现代人抄本、稿本，因采辑备全，又有名家批校，历来没有刻印过，独一无二，甚为难得，故也收在其中。如清初归安沈炳巽辑《续全唐诗话》一百卷和《全宋诗话》一百卷。《续全唐诗话》幸存，经张宗祥先生整理抄录。《全宋诗话》久佚难觅，钟廷瑛曾继辑是书，1955年张宗祥先生在琉璃厂书市购得《全宋诗话》稿本，但已残缺非全稿，仅存一至十三卷，内容至仁宗初年而止，纸条脱落零乱难以为据，张宗祥先生潜心专力重新编辑此书，于1958年完稿。两书历来无刻本，故浙江图书馆藏本虽是现代人张宗祥先生的抄稿本，因采辑全备，后者还经词学名家夏承焘先生批校，其史料价值甚高，故也收入《浙善目》。 4·著录众多海内孤本 浙江图书馆自1900年建馆以来，历任馆长皆十分注重珍贵古籍的收藏， 1917年订立的《浙江公立图书馆章程》中，特别提到要尽力收集和保护宋代刻本。但限于馆资仅给日用，不能广致珍本。从1936年编纂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所藏宋本仅七种，1978年编纂《中善目》时，对个别有争议的版本进行了重新鉴定和定级，现《浙善目》收录宋刻本18种20部。虽然浙刻、蜀刻、建刻均有，但毕竟数量太少。可以自豪自喜的是，明朝史料、明代刻本蔚然大观，优异珍贵的资料和精美的刻本较多，堪称浙江图书馆馆藏一大特色。据初步统计，明稿本13种、抄本86种、刻本2453种，几乎占了善本总数的一半，其中明人著作全国孤本113种。抄稿本中，明来集之的手稿，除已刻印外，几乎全部存浙江图书馆。明祁彪佳远山堂诸稿也为数不少。由于以南明史作为收藏重点的傅以礼长恩阁藏书的充实，浙江图书馆南明史料的收藏在国内也独占鳌头。 值得一提的是，《浙善目》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罕见本。收入《中善目》的2881种善本中， 1088种属全国孤本。有的传本罕见，有的从未刊刻。如《鲁氏春秋》二十四卷附校勘记二卷，此书记南明鲁监国事迹，书成于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七年始付印，因遭兵事，版片全毁，仅携出抄本及所梓样本两部。《东江疏揭塘极节抄》八卷，明毛承斗辑，明崇祯刻本，传本罕见。《张氏一家言》不分卷，清初张遗编录，稿本。遗一名怡，初名鹿微，明登莱总兵可大之子，此为其手辑曾祖、祖、父三世遗著，保存了明代颇有价值的资料，清代把此书列入全毁书目，从未刊行。《绘事微言》四卷，明唐志契撰，明抄本，四册，论画颇有精到之见，是著名的画学要籍，而传本罕见，与文澜阁本(补抄本)校之，阁本讹舛缺脱处甚多。又如，《明文海》是一部保存明代文献的宏编巨著，全国收录较为完整者仅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浙江图书馆三部抄本，而浙江图书馆本源出于稿本，基本没被删改过，所以浙江图书馆收藏的《明文海》要比别本多一千一百余篇。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只补辑了159篇，故浙江图书馆的《明文海》是最早、最全、最真的抄本。还有些书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又系初次在本目录中披露，如《明文类体》，明黄××辑(名待考)，黄澄量藏，稿本，不分卷，一百三十八册。全书分为：目录、传、墓志铭、行状、祭文、墓表、碑、赞、议(附公移)等。全书皆用明刻本原书作材料，分门别类剪辑成书，大都为明人集子，系属未刻稿本。此书解放初期自余姚五桂楼转藏浙江图书馆。清同治九年，余姚黄安澜编的《五桂楼书目》著录“《明文类体》140册，自编未梓稿本”，即此书。每卷首端均经剪辑贴补过，剜去原刻书名，粘补上手写“今文类体”四字，故此书又名《今文类体》，可证其是明人编辑的。刘慎旃先生曾据黄宗羲编辑《明文案》的方法，推测此书系《明文海》在抄录之前的第一步工作原稿。笔者把是书中凡手写字样一一与黄宗羲稿本墨迹核对，结果发现甚不相符，与宁波天一阁藏《明文海》、《明文案》二书的稿本风格也不一致。《明文类体》全书由九十七种明嘉靖到崇祯年间刻本的文集汇辑成册，其中近三十种属禁书，有的皆为全毁，大部分《四库全书》未收。收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多为罕见本，如《纶扉简牍》，明高供撰，五卷，版心下中缝有“长洲郭昌言刊”字样。《餐微子集》，明岳和声撰。《刘直洲文集》，明刘文卿撰。《万卷楼诗稿》，明陈于陛撰。《庄学士集》，明庄天合撰。《猗兰堂诗集》，明方沆子撰。还有《癸丑课翰林馆课》、《甲辰课翰林馆课》、《新刊辛丑谭翰林馆课》、《续补丁未翰林馆课》等几十种。 《浙善目》著录的其他善本也颇有特色。子部中医书载录192种，其中29种是全国孤本，驰名中外的“青春宝”一方，就是出自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奇效良方》一书。我国套印本中数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最著名，因两家均出在于浙西湖州，故浙江图书馆收藏闵、凌两家套印本最富，二色至五色皆备，充分反映出当时套版印刷兴盛一时，在中国印刷史上留下的光辉一页。 四 《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基本反映了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的收藏概貌。但仍不免有些漏收待收之书，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外国汉文古籍未能收录，善本备查书中也尚有可选择入录者。此外，《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未能附目录索引及撰著者索引，不便读者查阅，也为一憾事。笔者认为再编《续编》或在正式刊印时，尽量弥补这些不足，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9：393-396 [2] 邵章.杭州藏书楼书目，光绪28年刊 [3] 清末所谓的藏书楼，即现在所称的图书馆 [4] 杨复.浙江藏书楼书目甲乙二编，光绪33年刊 [5] 张宗祥.《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四卷》序，1954年 [6] 章箴.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书目四卷，1915年刊 [7] 章箴.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书目续编四卷，1918年刊 [8] 章箴.重订浙江公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四卷，1921年刊 [9] 章箴.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续编五卷，1929年刊 [10] 陈训慈.《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序，1936年 [11] 同上 [12] 毛春翔.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1936年刊 [13] 未见实物。据《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四卷》序文与凡例拟定 [14] 毛春翔.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乙二编，1956年油印本 [15] 毛春翔.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续编，1963年油印本 [16] 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善本新编目录，1970年手写本 [17] 顾廷龙先生1988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对吴启寿和本文撰者的谈话记录 [18] 毛春翔.四库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文澜学报，1936，2(1) [作者简介]丁红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原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