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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理国故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919年5月，《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刊出了毛子水的文章《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针对《国故》月刊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贡献”。随后，张煊在《国故》月刊上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针对毛子水的文章提出批评。毛子水在《新潮》第2卷第1号上又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对张煊文章的观点逐一作了反驳。双方争议的问题围绕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含义的理解、对国故的概念和地位的认识、对国故进行整理的方法和意义等方面。 胡适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待国故的问题，应当抛开有用无用的“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去追求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涉及“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1]不久，《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他将新思潮定义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首次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不失时机地将整理国故纳入了新思潮的范围中。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守旧派阵营的影响不断衰减，整理国故运动呈日益高涨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整理国故、如何理解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意义、整理国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等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为此，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2]。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但是他却提出了“中国文化史”的概念，他所说的“文化史”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史的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文化史”来统整“国学”的诸多内容，换言之，“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学的范畴与内容作了新的界定，希求以各种现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建构以“文化史”为特征的新的历史学。今天看来，胡适的想法不无道理，而且经过自那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史学至今也的确形成了在诸多专史研究基础上的历史学的研究格局。然而，在胡适的以“文化史”为主的历史学范畴里，传统的史学研究体系是否就应完全被取代？经过长期发展有着丰厚积淀的传统史学怎样转型为现代史学？在当时，胡适理想中的“文化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实施？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弄清楚的，也不是整理国故本身就可以解决的。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正是这些问题的真实反映。 就在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不久，1923年2月，清华学校《清华周刊》的记者写信给负有盛名的胡适和梁启超二人，请他们分别为将要去国外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开列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很快开列出来，并将这份“书目”公开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后又在《读书杂志》上转载。大约在两个月后，梁启超也开出了他所认定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对胡适的“书目”进行了批评。既然是“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当与正将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而胡适与梁启超这两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竟有如此差异，却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情本身，使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事情的背后，则涉及到了对国学和整理国故的诸多不同理解，更与对历史学学科范围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关系密切。 二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的争议 胡适开列的书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三大类，总共有187种书。胡适在书目的前面先写了一个“序言”，他首先声明：“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3]他说明了自己为什么拟定这样一个书目：“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4] 胡适之所以拟出这样一份书目，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即摒弃先通音韵训诂的老套路，因为“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他尝试“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系统的演进顺序作为治国学的门径。这与他倡导的治国学应具有“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以及“索引式的整理”等方法一脉相承。说明正是在他对整理国故进行了新的诠释之后，影响到了他以前关于治国学应先通音韵训诂作为门径的观点。胡适对治国学门径的新的解释，即是他整理国故的观念的反映，或者说，这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是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然而，胡适基于这种“用历史的线索”及其“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来治国学的想法所拟定的书目，为当时许多人所不理解。譬如，钱基博引其友人的话说：“余见某氏《国学入门应读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然论其数量，则已逾万卷；论其类别，则昔人所谓专门之学者，亦已逾十门；凡古来宏博之士，能深通其一门者，已为翘然杰出之材；若能兼通数门，则一代数百年中，不过数人；若谓综上所列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5]如果说这番议论多含嘲讽之意而不必过分重视的话，那么对胡适十分敬仰的清华学生的反映则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清华学生也认为与他们所希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的初衷有很大差距。当他们看到胡适的这份“书目”后，不仅没有欣然接受，反而疑窦丛生。他们致信胡适，表示了不解，并向胡适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6]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胡适拟定书目的思路去看，确实不易解释。胡适的中国文化史系统是他为整理国故所规划的一个前景、一个未来的框架，换言之，是一个理想中的现代学术研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他列出的书目，却完全是依据在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下经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典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当时仅仅是刚刚开始，如果这时就希望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去“整统”旧有的国学典籍，的确为时尚早也勉为其难。胡适所能做到的是暂时区分出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分书籍，前者主要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的经、子、集为主，加以佛学典籍和少数史部书，后者主要以集部书和诗、词、曲、小说等为主，假若想要再行扩至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实际操作起来是很难办到的。可以说，胡适是陷入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难题中去了。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清华学生的回答也不十分清楚，他只是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7] 清华学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我们的地位。……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8]对此，胡适解释说：“关于程度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9]这样的解释也有些牵强，因为清华学生请他定的就是“国学入门书”，胡适自己也称之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放宽限度，则与初衷相悖，难怪梁启超说他是“文不对题”了。不过，胡适在这里还是表示留学生应当多读一些书，不应以为要去国外读外国书或学习其他专业而放松了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所当具备的国学知识与素养。 为了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适在所列书目中再行圈定“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并声称这些书目“真是不可少的了”，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等39种书。 梁启超在4月下旬拟定了自己的“书目”。他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10]他给这份书目定名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要目”和三份关于“读法”的附录，后者分别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由此可见，梁启超是在看过了胡适的“书目”之后，有针对性地列出了自己的“要目”，并且对治国学做了一番论述，对胡适的“书目”作了批评。 梁启超的“要目”分五个部分，包括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总共133种。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考虑到“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又拟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0余种书。他同时强调，“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11]胡适、梁启超所列书目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从数量上看，胡适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有187种，以后又再行选出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也有39种；梁启超列出“国学入门书”有133种，又从中选取“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仅20余种，梁列书目明显少于胡。 从分类及内容上看，胡适将所有列出的书目分为工具书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3个部分；梁启超将所列书目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5个部分，另附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从介绍书目的方法上看，胡、梁二人的不同更加明显。胡适在每种书目的后面，一般简单注出该书的作者和版本，个别书目后有少量文字介绍，偶有对所列书目的一点解释；梁启超在所有书目的后面都写了类似解题性的文字，长者达千言，主要介绍该书的内容、特点、价值、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时时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和重点，何宜精读，何宜浏览，读到何种程度，有哪些参考书等。 梁、胡除了将自己的著作入选书目外，对对方的著作亦予以肯定并选入，这说明尽管梁、胡二人对“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在入选书目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对于对方的和自己的著作均有资格入选的见解与自信倒是相同的。胡适选择了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和梁启超的一部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选择了自己的三部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又以参考书的方式介绍了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这也是在这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中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三 胡适、梁启超对“文化史”的不同理解 胡适和梁启超都曾大力提倡文化史，然而他们对文化史的认识其实是存在者很大差异的，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中的背后，还蕴含着对所谓“文化史”的不同理解。 在梁启超看来，史书才是国学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学的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如果不联系到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一套观点及其整理国故的系统想法，单就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事而论，梁启超的批评合情合理。清华学生对胡适书目的不解，亦同此理。那么，胡适是否就如此之轻视史书乃至史学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胡适给国故下的定义是“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明确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12]胡适经常自称有“历史癖”。他所致力研究的学术领域，大都可以归入整理国故的范围，按照他对国故的解释，其实就是历史学的范围，如在文学方面，他研究的是文学史；在哲学方面，他研究的是哲学史；他的考证研究，主要是围绕历史人物与历史文献展开，同样属历史学的范围。但是在这份书目中，胡适毕竟极少涉及史部书籍，最后还是在清华学生的质疑下，才加入了并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九种纪事本末”。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应当从胡适所持的对文化史的认识以及由此涉及的对历史学的范畴和观念上的认知去寻找。 首先，作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传统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传统史学也以批判为主，如他在“发刊宣言”中说：“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四弊”、“二病”的指责。(“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的思想在五四以后有了很大转变，对旧史学也不再持20世纪初年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时那样的激烈批评的态度，转而代之以更加理性的客观分析。在以激烈反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新一代学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崇尚的是科学，主张用科学的眼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传统文化，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评判的态度”，而这又是以怀疑和否定为前提的。1923年9月胡适写的《中古文学概论序》中有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旧史学的态度：“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13]。如此看待传统史学的价值，说明在胡适的心目中，不仅以往史书值得一读的不多，而且在他所提倡整理的国故学的体系中也占不到太重要的地位，传统史学是不能够纳入他的所谓文化史体系的。指引青年阅读国学书籍，自然不会重点推荐传统史书。 其次，在提倡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逐渐明确了这样的认识：“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14]。也就是说，胡适从概念上把历史学的范畴给扩大了。在胡适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当仅仅是记载历朝历代的兴亡更迭，而应当包括过去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传统史学中不被重视的那些内容。“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把国学研究史学化，用历史的眼光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冠以“文化史”的名义，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就是胡适对历史学的范畴与研究目的重新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各传统学科的研究领域被归拢于文化史而纳入历史研究的各专史领域，为史学学科化、建立现代史学的分类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提高了历史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人们所熟悉的“狭义的”历史学却在无形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既然国学的一切都可以用历史学或文化史统而言之，那么专门的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可以说，胡适的扩大史学范围的观念是以牺牲专门的历史学为代价的，这样的代价反过来又损害了胡适的提高历史学地位的初衷。这样做的典型表现，就反映在胡适所开列的国学书目上，而其后果便是不能为清华学生或梁启超等人所接受。 梁启超也提倡文化史，他对所谓文化史的认识与胡适并不相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提出应做“文物的专史”，分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化专史三大类，他将政治、经济、文化之于社会的作用，分别比喻骨干、血液、神经之于人体的作用，换言之，文化在梁启超看来，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文化史亦是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梁启超因而强调，他所说的文化史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15]。梁启超没有完全将文化史联系于整理国故，他所说的文化史是“狭义的”，仅是诸种专史的一部分。 所以梁启超无法理解胡适开列书目的“文不对题”，无法赞同胡适对传统史部书籍的视而不见。史学一直最为梁启超所重视，无论是他当初倡导“新史学”，还是他1920年代以后专事学术研究的时期，历史学都是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正如时人评述的那样：“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矣”[16]。作为极其重视历史学的梁启超而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胡适书目中对史学书目的吝啬：“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狭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狭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他强调指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17]。在这份“国学入门书要目”中列入《二十四史》在梁启超看来应属理所当然，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个文字最长的介绍，从强调“前四史”与《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到特别推荐其列传之可读性，从举出就事分类而读志的方法，到举出就人分类而读传的方法，为读者介绍如何阅读浩繁的《二十四史》的入门知识。 在看到了胡适拟出的书目后，梁启超按照自己对国学的理解拟定的入门书目，多少含有一些专门针对胡适书目的意思。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些意思，梁启超专门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对胡适列的书目予以批评：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18]。这个评价与清华学生的质疑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地位的不同，梁启超的批评较之清华学生的提问，少了些许求教与客气的口吻，而是直截了当。他在评论中开门见山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19]。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申辩或反驳。或许他也看到了自己列的书目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或许他认为梁启超等的意见是与他在相关问题上的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存在着差异，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讲得清楚。胡适只是把自己列的书目、清华学生的质疑书、他的答书、梁启超列的书目、梁启超写的“治国学杂话”、梁启超对胡适书目的批评统统放入了《胡适文存二集》中，孰是孰非，是褒是贬，留待世人评说。 由国学必读书目引起的争议，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开列这样的书目究竟有没有用处、应当如何开列国学书目等问题上，如吴稚晖在一篇批评整理国故运动的文章中，指称国学书目是“灰色的书目，是一种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的东西”。[20]梁实秋不同意吴稚晖的观点，他认为，“我个人觉得这种书目对于一般浅学的青年是多少有一点益处的”。[21]曹聚仁对国学书目提出质疑，“胡氏所列凡百八十余种，梁氏所列凡百五十余种，……即有聪慧绝伦之青年，排尽外务，竭其力以治之，月治一种，已叹观止，抑且治梁目需十年以上，治胡目需十五年以上”，他断言如果依此书目治国学，“其人非愚即妄”[22]。徐剑缘撰文《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认为胡、梁二人所开书目的“误点”在于，“他们太不懂教育心理学，他们只知自己读书能力的神速，而不知我们读书能力的薄弱，他们只知自己家庭教育的深厚，而不知我们家庭教育的空洞”[23]。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当时整理国故运动过程中，人们对开列国学书目这个现象的关注程度。 然而在今天看来，我们更愿意从这次争议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学及文化史不同认识的角度进行探讨。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因“科学”的提倡而被要求独立，但是又与正在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纠缠在一起，国学(或国故)与史学两者间的关系与位置并不清晰。胡适主张的“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用意是用现代史学的要求统整国学的内容，把国学的一切都用文化史来涵盖与区分，将整理国故引入新文化运动的轨迹；梁启超则更加看重传统史学的本来面貌，他也力图借鉴西学来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只是把文化史作为诸种专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二人对文化史的理解不同，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表现在国学必读书目上便产生分歧，但实质则殊途而同归，都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学必读书目之争仍然令我们深思。 注释： [1]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3]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65页。 [4]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65-166页。 [5] 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商兑》，《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6页。 [6]《〈清华周刊〉记者来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页。 [7]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页。 [8]《〈清华周刊〉记者来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187页。 [9]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页。 [10]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91页。 [11]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23页。 [1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3]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胡适文存》二集卷4，第261页。 [14]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134页。 [16] 林志均：《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第3页。 [17]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32-235页。 [18]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36页。 [19]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三·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31-232页。 [20]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第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0页。 [21] 梁实秋：《“灰色的书目”》，《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 [22]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上)，群学社1927年版，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9-100页。 [23]徐剑缘：《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中)，第258-259页。 [作者简介]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