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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福建刻书业，出版界似乎言必称“建本”。作为中国古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麻沙的刻书作坊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技术之精和流传之广，全国少有；其所刻“建本”，确是福建刻书业无可争议的象征。只是，鲜为现代人所知的是，除了麻沙，地处闽西偏僻山区的客家小镇四堡也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华南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它与当时的北京、武汉和江西浒湾一起，被誉为“中国清朝时期的四大雕版印刷基地”，名噪一时。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而言，四堡最大的价值在于：这里保存着最完整的书坊建筑、线装古书和雕版印刷工具，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惟一幸存的古代雕版印刷基地，这里是出版界屈指可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四堡雕版之兴衰 在四堡雕版展览馆历经沧桑的木屋墙上，挂着两幅巨像——邹学圣与马驯，这便是当地人所信奉的雕版印刷业的创始者和传播者。四堡雕版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但很多说法都没有文字记载，仅是口耳相传，可信度有待考证。 有据可查的是，四堡印刷业应源于清初：民国版四堡雾阁村《范阳邹氏族谱》明文记载：十五世邹葆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经历了近百年的草创和发展，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四堡雕版印刷术走向鼎盛时期。据《连城风物志》载：在这弹丸之地，“印坊栉比，刻凿横飞，从事印书业的男女老少不下一千二百人，约占总人口数的60%”，分布在雾阁和马屋二村世代相传的大书坊至少有100家，而充作书坊的房屋更是星罗棋布不下300间，各书坊“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真是家家无闲人、户户有书香。与此同时，四堡雕版印刷业逐渐向刻版、印刷、包装、销售一条龙规范化发展。 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因素。首先是资源优势。四堡原名四宝，所谓“四宝”，即纸、墨、笔、砚，是雕版印刷所不可或缺。福建山多林密，四堡地处群山，盛产枣木、梓木、梨木和小叶樟，雕版用木和印书用纸及油墨原料就地取材，用之不竭，具备刻书业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尤值一提的是连城宣纸。史载，明嘉靖年间，连城人就能用董草和榆树皮制作宣纸，借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和独特工艺，连城宣纸具有纸质薄韧、颜色洁白、吸水力强等优点，成为精装印刷、复制描绘、书画装镶的好材料。从清嘉庆年间开始连城宣纸就大量出口。可以说，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兴起，连城宣纸功不可没。丰富的物产，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四堡的印刷品在价格上完全可以与京、宁、杭、汉等地的雕版印刷业竞争。 其次是人文历史因素。清初康、乾时期重视知识，崇尚儒学，积极整理、编纂了大量古籍，为四堡的印刷业提供了有源之水；同时，为促进汉人对满人建立的帝国的认同，清朝廷运用儒家礼教为其服务，大量开科取士，擢拔能人，使得整个社会形成热衷功名的儒学之风，大量的应试书籍和资料为四堡雕版印刷提供了庞大的市场需求。 再次是浓厚的文化底蕴。据《邹氏族谱》记载，四堡人十分崇尚儒学，企盼“学而优则仕”，先后设置了许多学馆、私塾，使多数族人享受到普遍的文化教育，文人才子辈出，如宋代邹应龙官居端明殿大学士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明代马训官至都察院左都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初的著名文人、书法家邹圣脉，这位落魄秀才为蒙学读本《幼学琼林》增补了文采斐然的343联，并排印销往各地，使之风靡全国300年不衰。发达、开明的教育，为四堡坊刻的崛起和发展，培育了大批的人才。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冷酷的现实也无情地摧毁了四堡人“为官入仕”的美梦。据查，从明中叶至清末，四堡邹、马两大姓中共有169人获得科举资格，却只有12人考上举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业儒不就”。这些落第文人，为求生计，只得弃儒经商，转而以刻书、印书、售书为生，这不仅为刻书业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从而刺激当地印刷业的高速发展。 此外，不少客家乡亲从中原流落到闽西后，继续前往东南亚一带淘金并获得成功，资金源源不断流回故乡，为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从另一条渠道汇集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 盛极而衰似乎是一种宿命，一种必然。这座中原文化南迁的桥梁，在经历百余年的辉煌后，到了咸丰、同治时期，开始一步步地趋向衰落。1860年，石达开部在汀州和连城与当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激战，毁坏了四堡大量的书坊。四堡雕版印刷的命运由此开始转折。而最致命的一击，则是来自近代出版机构的迅速发展。 据马云章《残云拾遗》载：清代咸丰、同治以后，“欧化东渐，石印、铅印取代木印”，其生产的图书质量和印刷效率使传统雕印技术望尘莫及。到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科举制废止，八股文不再时髦，作为四堡刻书业主打产品的“四书五经”乏人问津，销量因此一路下滑。设备落后，产品内容和形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四堡雕版印刷业市场逐渐萎缩，走向衰落。虽然直到解放前夕，雾阁的邹海成、马屋的马传图、马崇德等家族还在微量印刷若干种农村幼儿启蒙读物和农用历书等，但已是强弩之末。1942年，四堡刻书终成“广陵绝响”，结束了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的辉煌。 四堡雕版之特色 与麻沙坊刻的大规模作业不同，四堡坊刻是典型的家庭作坊。这种以手工业和商业联合体的形式出现，伐木制版——雕刻制版——磨墨备纸——印刷装订——打包贩运——批发零售环环相扣的完整工序，让我们看到了四堡雕版印刷业鲜明的家族性特征，也向我们展示了四堡雕版印刷业的内部古老运作管理方式。 当时，四堡从事刻书业以邹、马两大姓为主，集中于雾阁和马屋两村。四堡书版的来源，除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外，大部分在当地刊刻，种类丰富，包罗万象。据族谱、账册及现存书版统计，四堡刻书有四书五经、启蒙读物、星相佛经、农学医药、小说诗词、应用书籍等9类667种，包括《四库全书》、《四书集注》、《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佩文韵府》、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等经典著作类105种；《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人家日用》等日常实用类65种；《文心雕龙》、《楚辞》及历代名家诗文集小说以及服务举子应试的《行文资典》、《考卷问珍》等131种；巫卜星相、地理堪舆等42种；《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启蒙读物41种，等等。 四堡刻书纸张质地优良，字号运用灵活，笔画齐整、字形清秀，排版精到、装帙考究，校核精细、讹错甚少，印刷史上不少精品在此产生，如祖述堂藏版、务本堂增补的《保赤指南车》，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重版；《台湾外志·五虎闹南京》，也成了上海铅印排版的依据。如今，四堡民间仍有不少珍品在熠熠生辉，如袖珍小书——《论语》：该书放在掌心，仅堪一握，最多的一页印有260多字，字如蚂蚁却清晰可辨，专供考生作弊之用；最早的版权页——《新选时务论策十六种》：该书左上角印有“翻刻必究”字样，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版权页实物；一本书载两部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该书以墨线将书截为上下两半，上半页刊《三国演义》，下半页刊《水浒传》，这在世界印刷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字画参半连环画——《梁山伯与祝英台》：该书上部为图画，下部是叙述文字，图文并茂，别出心裁，与现代印刷的连环画如出一辙；历代禁书——《绣像金瓶梅》：该书作为历代禁书，在京、杭、津等地难以出版，而在“山高皇帝远”的四堡却得以印制销售，确实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一件趣事。 四堡地处偏远的闽西，其所印图书却能“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主要原因在于，与印刷环节的小规模作业相反，四堡书坊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销售队伍。其经营特点是依靠家族力量，从事贩运，远销各地，或沿途贩卖，或设点坐售，举族投入，分工合作，长途奔波，寄居客地，互通信息，调剂货源，步步延伸，相互照应。据查，四堡仅经营书籍发行的就达600余人，足迹遍于13个省150多个县市，主要有北线、西线、南线三条水陆通道。由于线路长，人、畜力运输的运量小，有的书商干脆在异地设立办事处（常铺），形成接力格局。 四堡刻书业特色鲜明，从其印刷和销售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出版发行业的雏形。 其一是专辟场所，集中交易。古时在四堡雾阁村一个叫“官地坝里”的地方便是图书交易中心。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以后，湘、赣、粤、桂等地的书商如期云集书市，进行新的一年书籍交易活动。当时，江西浒湾的书商曾派专人到四堡坐地采购转运，并在当地购买了一块地皮建成住所，以便书商长期居住。这“官地坝里”类似于现在的图书批发市场或图书订货会。 其二是坐地经商，行销代理。在靠人力肩挑运输或骡马驮运的时代，日行不过七、八十华里至一百华里。但沿线的城镇都有四堡人开设的书店可供歇息并调剂货源余缺。同时，这些沿途书店也从原来单纯经销本家族图书发展为代销其他家族图书，其功能大体相当于现代发行业中的代理商。 其三是“藏版所有”、“岁一刷新”。每年大年初一，四堡各书坊早早就把上年已经刻好的版本和将要刻的书目挂在大堂前面张榜公布。此举有三个目的：一是便于订货。二是版权保护。新刻书籍的封面张贴出来公之于众，其他书坊不得开刻同类书版，只能租印，而且租印时需采用原书坊的堂号、封面、颜色、装订形式等，不得另有标记，如有违反由族长出面干预，如现存的《四书典要辨讹》封面版，就刻有“本斋藏版，翻刻必究”字样。三是防止不正当竞争。各家各户借拜年串门之际了解各书坊的出书情况；如遇图书品种重复，那么族长或有权威的长者就出面调节，以免重复刊刻。这样，一可避免资源浪费，二可防止不正当竞争。此即称为“岁一刷新”。 其四是族商儒商，各有分工。“族商”专事刻版印刷。四堡雕版印刷业以家族血缘为生产组织结构，自雕自印自销，举族出动。今天，虽然雕版印刷业已然沉寂，但这种以家族和家庭组成的经营方式还部分地沿用到如今四堡人推销当地农副产品方面，而且颇为见效，当地有“四堡没有销不出去的产品”之说。“儒商”专事编校策划。四堡儒商由一些科举落榜者和年轻读书人组成，这些文人学识渊博，眼光敏锐，成为书坊的编校业务骨干，或可相当于如今的编辑、出版商或者文化工作室吧。 作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基地，四堡的精华在于其保存完整的书坊建筑。同属客家人，四堡书坊建筑却完全不像闽西大部分客家土楼那样具备十分强大的军事防卫功能，其门楼矗立、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金砖碧瓦、气派豪华，开进布局一如过去将相士大夫以及徽商晋商等民间巨富的家宅。四堡书坊建筑均建于明清时期，迄今为止尚存80余处，主要分布于中南、四桥、雾阁、田茶四个村，占地约82.5公顷。四堡书坊融起居生活、印刷作坊为一体，多为四合院形式。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厅，前有池塘、晒谷坪、门楼，两侧各有一至三排横屋，四周有围屋或围墙。这样的建筑格局既便于聚族而居，又适作家庭手工作业。如今保护较好的四堡子仁屋（由天宝楼、务本堂、翰宝楼组成）就是一座明清住宅和书坊合二为一的典型建筑，占地十亩，九厅十八井，有140多间房。上、中、下厅是公共活动场所，既是祭祀、婚丧、庆典的地方，也是印刷装订书籍的场所，侧厅和第一排厢房为住宅和生活区，第二排厢房及大门前侧房为印书房，后院为仓库和杂物房。 四堡雕版之保护 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当其他雕版印刷基地都已灰飞烟灭之时，四堡人出于对祖先的崇敬和怀念，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博弈中，依然痴心不改地精心保存着大量的古书坊、雕版、印刷工具和古书籍，使这里成为明清四大雕版印刷基地的惟一幸存者。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亦不曾失落。新中国成立不久，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术论坛》上首次撰文对四堡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的地位进行论证，将四堡与北京、武汉、江西浒湾并列为中国清朝四大雕版印刷基地；而随着四堡发掘和整理古雕版的消息在海外媒体的陆续披露，中外100多位专家、学者纷至沓来，研究刻书历史，提出保护措施：有日本东北大学的咸部彰教授、中国社科院的石昌渝教授、武汉大学的曹之教授……这其中，有两位人士最值得一提；一位是邹日升老先生，这位邹氏后裔于1999年发表论述四堡清代坊刻印刷业的论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使我国惟一幸存的古代雕版印刷文化遗址浮出了水面；另一位就是美国俄勒岗大学的包筠雅博士，她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堡考察，她撰写的《四堡邹氏与马氏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印刷出版研究》，在国际论坛引起巨大轰动。 四堡古书坊的保护，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继1999年被福建省政府命名为首批“历史文化名乡”后，2001年6月国务院又将四堡古书坊建筑纳入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2004年3月，由新闻出版总署扶持建设的中国四堡雕版印刷基地展览馆正式开张，全面展示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600多块古雕版、500多册古线装书以及切书架、切书刀、墨盘、墨缸、刷子、书箱等数十件雕版印刷工具以及雕版印刷流程。从此，从江西瑞金的苏区国家出版局旧址到连城四堡古代雕版印刷基地，成了全国出版界同仁“朝圣之行”的必到之地。 原载：《中国出版》2005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