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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整理和出版，经过１９８２年以来四年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大致如下： 一 有一部分已经出版的文、史、哲古籍，不是原来的１９８２－１９９０计划所包括的。约计有新近出土的，有从国外引回的，有翻印台湾出版的三大类。因为这些书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值得在计划外加以出版。今后也还要注意搜集，继续出版，以有利于文史哲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新出土的，或者虽然出土较早，但未加印行过的。如广东出版的《潮州戏文五种》，内有１９５８年揭阳出土的《蔡伯皆》（即《琵琶记》）明正德写本，１９７５年潮州出土的《刘希必金钗记》明宣德写本。此外，１９６７年在上海出土的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和《白兔记》，上海博物馆已转印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出土较早，近年才整理刊行的，如国家文物局编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近年大量出土的楚帛书和竹简，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有待于今后做大量的工作，使其能出版。它将会与《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媲美。其实以前也已经出过《银雀山汉简》。 （二）有些善本或孤本，流出国外，现从国外获得副本，加以印行。如福建印的冯梦龙的《寿宁待志》，系从日本得回。浙江印的悔堂老人的《越中杂识》，系从美国得回。广东印的《潮州戏文五种》，其中《荔镜记》、《荔枝记》、《金花女大全》三种明嘉靖、万历刊本，则是流散在英、奥、日各国获得副本后合并印行的。特别是即将出版的八十回抄本《石头记》，为清道光间流入俄京彼得堡，去年才取得副本付印的。从今以后，如果没有别的发现，则所有《石头记》的抄本就都全了。对于红学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出版的冯梦龙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多年来所印都不是全本，近年始自日本引回全本。北京续印的《永乐大典》（共六十七卷），部分亦自国外引回。这种情形，今后还会有，而且是必要的。早年黎庶昌、杨守敬的《古逸丛书》实已开了先河。 （三）从台湾出版的古籍中，翻印了几种。其中有陈鼓应教授的《庄子今注今译》和《老子注释及评介》，读者反映甚佳。不久还将印行潘重规教授的《龙龛手鉴新编》，它在字义方面对原书作了极大的补充，更为有用。 由于考古工作的发展，近年从地下出土的文物，无论在西北或华中，数量都比以前更多，内容都比以前更丰富，我们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至于引回流散域外的古籍，目前应该着重敦煌部分，可以从中挖出许多材料，如近年编辑完备的《王梵志诗校辑》，可为一例。又如《析津志辑佚》，也是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来的。对文史哲古籍来说，复印台湾著作才刚开始，只要多加注意，就还有很多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可供参考。 二 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１９１１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因为从１９１１到１９８５年，已经过去七十五年，不仅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不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在现代史的研究方面，要求整理出版许多必要的文献。从《春秋左传》到《清史稿》，现在都叫古籍了，而其实都是当时的史学家或当时官方历史机构所纪录的。拿《史记》来说，三皇五帝和秦、汉史，即是司马迁根据文字传说或亲自查阅当时文献所得。因此，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现在我们已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１９１１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如《孙中山全集》、《梁启超全集》、《朱执信集》、《张謇集》、《黄兴未刊电稿》、《蔡锷集》、《蔡元培全集》、《经亨颐日记》、《熊希龄集》、《顾维钧回忆录》、《廖仲恺集》等等。还有《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职官年表》和在拟议中的《中华民国军队序列》等。在学术上出版《章太炎全集》，在文学上出版《南社诗集》等。 根据同一理由，湖南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家书》）、《左宗棠全集》（《札件》）、《郭嵩涛日记》、《郭嵩涛奏稿》、《曾纪泽遗集》，上海出版了《李鸿章全集》，北京出版了《林则徐集》等。同时，在已出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之后，将续出专辑《宪政运动》和《太平天国（续编）》，《中法战争（续编）》，《中日战争（续编）》，《义和团（续编）》，使这套丛刊更为丰富和完善，对近代史的研究更有参考价值。因为，无论如何，研究近、现代史，比起研究春秋、战国史，有更多的现实意义，研究领域更为广阔，更会有新的认识和提出新的见解。 三 现在提到整理方法。我们曾列举标点、注释、校勘、今译、辑佚等等，无非是一些汉学家数、乾嘉本领。现在看来，长此不变，必将逐渐减少学术意义。只有开辟更为完整的科学途径，才能取得站得住脚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已开始突破前人蹊径，有了新的成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过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在所收的每一种书的前面，都有一长篇对作者本人及其撰述的评论，把每一段落都加上简扼的提要，印在书叶页边，极便读者。再在书后附两个索引，一是人名索引，二是名词索引，把外国人名、地名、外语词的音译都详列英文；并加现通用的汉文译名。还有《曾国藩全集》，就《家书》而论，在每封信前都有一行提要，书后附《人名索引》，这也是要花功夫的。 我还可以举几本书为例： 季羡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参加校注的都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家，又通晓英、日、俄，德语言，故能征引广泛、立论确凿。特别是季羡林的《前言》，对唐初的中国、佛经翻译、印度历史，以及玄奘本人西行的学习及回国后译经成绩，并《大唐西域记》的中外版本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和有见识的论断。书后附有《汉释条目索引》及《注目表》。《大唐西域记》是从唐代就流传下来的文献了，宋元明清学者包括很有造就的乾嘉学者，都没有本事搞出这样一本校注本来。只有具有广博知识的现代学者采用科学方法才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可惜的是《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太迟了，而且现在还没有出到《大唐西域记》叙引到的卷册，致使主要的参考都是引用日本的《大正藏》。这当然怪不得校注的同志们。有朝一日，这部校注所用《大正藏》的引文都替换为《中华藏》就好了。 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书前作者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不是从佛教哲学加以论定，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论定。参校本引用了宋代承迁的《注解》、净源的《类解》、日本景雅的《勘文》、高辨的《光显钞》，对所有这些引文，都加作者《案》；特别在每章之后，作者还写一段《总释》。这种整理方法，特别在长篇述评上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不单纯在于校释引用之广泛。 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诗》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起自德祐二年离杭以前，止于至元二十五年南归以后。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纪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 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这部书的好处不是泛引古籍作名物注释了事，而是对《国志》记载有关山川史迹，广泛引用古今史地著作，相对比校，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彼此之间谁是谁非、谁正谁误的判断。这就使这部书成为研究三世纪以前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政治、民族等极为有用的书了。甚至就地理而论，对今天的四川和西南亦有现实的考证价值。附表有《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凡对史地古籍的整理，不附有关索引，则整理是不完善的。 假如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尽量减少指令性的计划，那么，整理古籍这种精神生产的手工业性质和个体思维性质更强的事业，更应放手让大家去做，让各单位去做，让各地方出版机构去做。各地出版社根据自己的编辑力量和物质条件，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会取得成绩。假如还有什么指导性计划的说法，那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也就只能起这么一点作用而已。当然，这几年因为选材不当，标注方法陈旧，编辑不得力等，也还出了些中下等的产品。我希望大家都要向高水平看齐，事业就自然会向高水平发展，我们也就无愧于这个时代了 。 原载：《人民日报》198607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