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总裁李”是指谁呢？《四库采进书目》未有明确说明。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四章《四库全书之编辑》第一节《四库书之渊源》，统计私人进献图书者有29家（孙仰曾等地方藏书家除外），其中李姓进献者、且进献图书亦为18种者，唯李文藻一家。[2]81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在答“问三十二、何谓私人进献本”时，有一份“私人献书种数表”，其中著录进献书籍18种者也是李文藻。[3]40郭伯恭、任松如都是据涵秋阁《进呈书目》（即《四库采进书目》）进行统计的。他们著录李姓进献者、且进献图书数目也相同的，都只有李文藻一人，因此有理由认为郭伯恭、任松如是以“总裁李”就是指李文藻的。黄爱平先生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统计“私人进献书籍数目”时，著录同郭伯恭、任松如。[4]35
    李文藻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碑传文三编》卷二十五等。然各传记均未提及其在京任职事，更遑论任四库全书总裁一职。因此这里的“总裁李”不可能是指李文藻。
    笔者认为，此“总裁李”是指李友棠。李友棠，字西伯，号西华，江西临川人，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十一日，清高宗谕添派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等为副总裁。[5]五五：73同年八月李友棠被授工部侍郎。后因浙江新昌举人王锡侯《字贯》前载李友棠古诗一案，坐夺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二日清高宗寄两江总督高晋谕云：“查该犯（指王锡侯）另刻《字贯》本，有侍郎李友棠古诗一首。李友棠身为大臣，乃见此等悖逆之书，尚敢作诗赞美，即属丧心蔑理，伊复何颜忝列搢绅？是以降旨将李友棠革职，然亦不另加罪。”[5]四四九：748所指即是此事。
    李友棠因有《字贯》案而“革职”事，故其名不见浙本《四库全书总目》（即常用的中华书局影印本）卷前“职名录”，遂因此使其任副总裁事亦多被人忽略。但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职名录”中“历任副总裁官”下，仍列有李友棠名，并仍题“工部侍郎”。黄爱平认为李友棠等因《字贯》案革职而不见于“总目”卷首“职名录”，这是因为仅使用中华书局影印浙本“总目”，未核查殿本“总目”的缘故。黄爱平又认为与李友棠同时被任命为副总裁的张若溎因“年逾七旬”，不再办理馆内事务，亦不见于“职名录”。[4]102其实殿本“总目”亦列有张若溎其名。李友棠虽遭革职处分，但因“不另加罪”，所以“总目”仍照录其进献之书，且明署其名。
    上列表中，凡标●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均标注作“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也就是说，这几部在《四库采进书目》中标注为“总裁李”交出的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均著录为李友棠进献。两相比较，可知《四库采进书目》中的“总裁李”，即《四库全书总目》中李友棠，而非李文藻或其他人。至于其职衔标“工部右侍郎”，是因通例，凡进献图书者，均标注呈送图书时所任官职，而不标注四库馆中所任职务，如纪昀，即标注兵部侍郎，而不标注四库全书总纂官一职。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标的“原任”二字。在职衔上标注此字样的，在“总目”中除李友棠外，几乎没有第二家。经笔者所查，仅《台湾使槎录》一种下署作“原任编修励守谦”。但“总目”收励守谦进呈图书共88种，仅此一种署“原任”字样，所以这只是偶一现象。而李友棠呈送的图书则均标注“原任”字样。在“总目”书名下所标注的图书进献者中，亦有受过处分的，如韦谦恒等，但他们都仍然标注相应职名，而未加“原任”字样。这是因为性质不同的缘故。例如韦谦恒因处理违禁书不当被革职查办，但其性质与李友棠不一样。韦谦恒等至多只能说是犯错，而《字贯》一案则是犯罪，清高宗对此案多次下有声色俱厉的谕旨（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从上述寄两江总督高晋谕中也可以看到，清高宗对此事的处置十分严厉。这也是李友棠进献书要在身份上特别加“原任”两字。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来源中，与李文藻相关的共7种，即：
    易例二卷 清 惠栋撰 （44下）
    左传补注六卷 清 惠栋撰 （241中）
    九经古义一六卷 清 惠栋撰 （277中）
    古韵标准四卷 清 江永撰 （369中）
    三事忠告四卷 元 张养浩撰 （687下）
    蒿庵闲话二卷 清 张尔岐撰 （1108上）以上均题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山左明诗钞三五卷 清 宋弼编 （1777中） 题广东潮阳县李文藻家刊本
    将此7种书与上述《四库采进书目》中“总裁李交出书目”相比较，没有一种是相同的。此亦足以证明“总裁李”非李文藻。《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本传云：“选广东恩平知县，调潮阳，擢广西桂林府同知。”所记仕历与其刻书情况完全吻合。
    此外，在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附录二“四库全书依据书本一览表”中，将图书进呈者分为官府、各地藏书家、在京官员等几大类，而将李文藻、李友棠同列中于京官中。[2]262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二百四十八问同。[3]177也不确。如上所说，李友棠为京官，而李文藻从未在京任过职。
    我们从上述表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问题。上表所列李友棠呈送的图书是18种。当然实际呈送的图书可能更多，例如“总目”中所收《周易观彖疑问》二卷、《大传章旨》二卷，书名下标注“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此书即不见于上述“18种”之中。
    而就上述18种图书而言，虽然全部见于“总目”，但标注李友棠家藏本的，也仅5种而已。在各地呈送到四库馆的图书中，有许多是重复的。由于“总目”著录每种图书的呈送者只能是一家，因此四库馆臣在著录献书者时，必须加以选择。四库馆臣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而就李友棠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有被革职这一点，因此对他呈送的图书，就尽可能地少采用。可以看到，同一种图书，凡还有其他人呈送的，即著录其他呈送者，在只有李友棠一家呈送的情况下，方著录为“李友棠家藏本”。
    参考文献：
    [1]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总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2]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
    [3]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
    [4]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江庆柏：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