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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瀚海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各民族都对祖国灿烂的文化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部光荣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曾创造过自己辉煌的文化。他们用口碑相传，用利器镌刻，用文字书写，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多彩、卷帙浩繁的民族古籍。做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岁月匆匆，从１９８３年国家民委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至今，第一个十年过去了，那么，这项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呢？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又将走向何处？ 成立于１９８４年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在人员少、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先后与文化部等有关部门成功地举办了《江格尔》、《马纳斯》、《格萨尔》三大史诗展览，以及《十二木卡姆》系列活动。 在搞好宣传的同时，他们还切实做好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领导工作。１９８５年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又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座谈会。为了配合这项工作所创办的《民族古籍》季刊目前已成为古籍学术交流的主要阵地。在这个研究室的组织领导下，全国２４个省市（区）相继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的工作机构。 救人、救书、救学科 总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数量之大领域之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仅满文古籍档案就有１５０万件，而藏族的古籍数量，据有关方面统计，按目前人力，仅把拉萨一地的藏文古籍编一次目录就需六七十年的时间！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清封建王朝残酷的“改土归流”政策，不许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许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不许少数民族在祭祀、婚丧、喜庆活动中讲古传古，从而使得有的少数民族古籍已所剩无几，甚而有的古籍珍品已成为孤本、善本，有的则已名存实亡了！面对严峻的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决定全面开展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确立“救书、救人、救学科”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救学科。早在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就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建国后，１９５８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１９８４年，根据国办发［１９８４］３０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研究室正式成立时，明确了它的任务是“组织、联络、协调、指导”全国的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研究工作。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江泽民、李鹏亲自为大会题词，要求民族古籍文化事业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十年来，我国民族古籍抢救，整理、搜集、出版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古籍工作配套体系初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七五”期间全国已整理出版了包括藏、蒙古、回、满、维吾尔、彝、壮、土家、纳西等３０多个民族的近１０００种民族古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国家“七五”重点项目８０％，其中宁夏完成率为１００％，内蒙古为９５％。 救书。对于卷帙浩繁的民族古籍，多年来由于未注意搜集保护、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损失惨重。因此，救书，对流散在民间的珍贵典籍着手搜集、编目、妥善保管，对流失到国外的少数民族古籍资料通过各种办法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救人。从目前看，“救人”是古籍整理“三救”的重点。现在懂民族古籍的人不多，而且这些人大多年愈古稀，这一批人故去，则一批古籍也被带走了。据说饮誉世界的纳西族东巴文化，由于其象形文字自身具有的独特的属性，健在的东巴先生已为数不多。这意味着东巴象形文字面临失传断代的危机。一方面是老专家日渐稀少，另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因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对本民族的古歌古调无一例外地感到土气，因而少有人肯去学唱传颂。严峻的事实说明，培养专业人才，扩大专业队伍，尽快解决当前古籍整理青黄不接的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 症结所在：资金与人才 资金不足是困扰工作开展的首要问题。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需经费的原定基数和现有资金已不适应古籍事业发展的需要，普遍造成各地古籍办工作进展上的一些滞后现象。如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均没有常年固定经费，有的省区民族古籍经费时有时无，没有保障，致使一些列入“七五”规划的项目甚至国家重点项目中途流产。如何摆脱这一困境？有关人士认为，一方面，国家应给予较优惠的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地方财政也需增加相应的资金投入。 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面临人才流失、后继乏人的严竣形势，究其原因，一是待遇、职称等措施不到位，影响到现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社会上缺乏专业人才培训机构，不利于后备人才的造就。另外一批具备高深造诣的老专家自然减员状况严重，也令人担忧。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这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心和思考。 目前，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还面临着机构改革的冲击，有关人士认为，这项工作意义深远非但不宜削弱，而且应该给予政策保护。 此外，抢救、整理、出版、发行工作脱节（尤其是出版难），宣传不够等，也成为制约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发展的因素。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进步，这一根本性质，规定了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高度继承和发展民族古籍文化，使之为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协调相适应发展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便是我们所要建立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古籍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灿烂光环，在开放的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国外人士所瞩目。日本、印度、欧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建立起了许多研究所、学会和国际常设机构。藏学、蒙古学、满学、突厥学、敦煌学等世界研究中心，出版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国少数民族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和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面对国际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不妨拓宽一些思路，由依靠内力为主，转变为走中外横向结合的道路，利用别人的钱，来办一些我们短时间内不能办到的事。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古籍办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共同出版了一些蒙古族古籍。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已出版４０多辑的《云南民族古籍译丛》就是采用多种形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发掘和出版的……。事实说明，古籍整理工作需要改革，把改革机制引入民族古籍文化事业已刻不容缓。吸收外资搞国际学术交流，把民族古籍文化事业推向国际市场，这不仅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更可贵的是可以使我国民族古籍成果走向世界，为世人所了解，为世界文明增添一道美丽的光环。＊ 原载：《人民日报》199401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