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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能理清古文经籍流传，古今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时虽连篇累牍仍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文从汉初河间学术集团的背景出发，对古文经籍流传中的三个重要环节——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加以梳理，以期理清其源流，以裨汉代学术之研究。 一、河间儒学中心与河间古文 在西汉景武之世，中国学术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冯友兰先生称之为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于董仲舒所代表的中央儒学身上，而忽视了帝国北方一个重要的儒学中心——河间，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巨大推动作用。《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其盛况：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史记·五宗世家》也说：“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又《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又《西京杂记》：“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此记载亦被实物发现所证实。据陈直《汉书新证》：“按翟云升《隶编摹》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苗夔墓志铭》亦云，得君子馆砖。余在西安白集武处，见旧拓君子馆、日华宫两砖，合拓本一幅。君子二字直书，日华二字横书，旁有大兴刘位坦题记。大意谓‘河间献王宫馆遗址，时时发现君子二字砖，篆形各相侔，日华宫砖，尤为罕见’云云。《西京杂记》所记，与近出土甓，完全符合，可见《杂记》成书虽晚，所载西汉故事，可信者多”[1]P310。今河间市文物馆尚存此砖。文献和实物都证实了当时河间学者云集的盛况。徐复观认为这是相对南方淮南王安的另一个学术中心。”[2]P109钱穆则进一步指出，河间、淮南分得先秦王官之学，即六艺之学与诸子百家之学两大系[3]P142。 学者云集，带来了文献大量聚集，且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加金帛赐以招之”。又帮助卖书的人整理其书，“好写”其副本与之，由是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仅采礼乐古事，就达至五百余篇。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文献聚集、文献的内容和这些文献的去向，学者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清戴震有《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认为献王所传经有：《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大、小戴《礼记》，多采自献王之《记》。最后并说“凡献王所得书，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4]P1-2，其仅根据《河间献王传》、《艺文志》、郑玄《六艺论》的明文，对河间古文做一个简单考述，而对河间如此之巨的典籍文献去向，及和汉世文献的内在关系等都未深入。《隋书·经籍志》曾试着解决这一问题： 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这里《隋书·经籍志》试图解决的是河间礼乐古事“五百余篇”具体构成的问题，但却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考之《汉书·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据此汉代关于“礼仪”的文献分三部分，一部分为叔孙通所撰，但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一部分是古礼文献，为河间所采辑；一部分士礼文献，为五家之儒所传，与古礼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汉世的古礼文献，是河间辑佚而得的。可见《隋书·经籍志》信而有征，所据即《汉书·礼乐志》。更进一步，我们说河间所聚文献远非这些，据《汉书·礼乐志》，对于雅乐，五家之儒是“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而“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者，赖河间之功。可见雅乐文献系统亦为河间所传。又据《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先秦诸子文献，亦在河间搜求之列，其存必为可观。特别是那些时学者习之较少的文献，更可能赖河间得以保存。 河间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儒者提供了绝好的学术研究条件，特别是在那个儒学长期遭到压抑，经籍泯灭的时代，更增添了对学者的吸引力。两者相互激荡，更促进了儒学在河间的繁荣。而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没有动态地来考察它，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地位。试想二十六年间，全国儒学精英会聚在一起，其主要活动就是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在这么长时间内将会创造出何等的学术成就。《汉书·刘歆传》：“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中国学术史由此进入了经学时代。我们说在儒学经历秦火、战乱和汉兴以来受黄老之学长期压抑，武帝建元年间短短时间突然兴起这么多经学大儒，迎来儒学的繁荣决非偶然的，是儒学在河间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发展起来的，河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当我们将《汉书》各卷联系起来，动态地来考查河间儒学二十六年间在文献搜求、整理上功绩时，我们说其成绩是巨大的。司马光在《传家集·河间献王赞》中说：“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5]明唐世隆在《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中说：“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焉。”[6]〈文苑志〉。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二十六年间，对古代典籍的搜求整理、聚残补缺，对我国文献经典保存和学术文化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河间古文与孔壁古文 孔壁古文的发现，《汉书》、王充《论衡》、荀悦《汉纪》、许慎《说文解字》、郑玄《六艺论》等汉世文献都有记载，是汉代学术一件大事，决非刘歆虚造。时间应在景帝末、武帝初的景武之际。《汉书·鲁恭王传》：“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然《汉书·艺文志》又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考《史记》所记，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三年（公无前154年）徙为鲁王；二十六年薨，即元光六年（129B.C.），是年为武帝即位之12年。武帝在位54年，恭王坏孔子宅，不可能是“武帝末”。此处的“武帝末”应是“武帝初”或“景武末”之误。王充《论衡》之《佚文篇》、《案书篇》均言及恭王坏孔子宅得书事，但一言景帝时，一言武帝，正佐证孔壁古文的发现在景武之际。又陈直《汉书新证》：“《文选》卷11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即为鲁恭王时之建筑，遭王莽之乱，至东汉时独存者。在抗战期间，经日人盗掘，出现有北陛石题字，为鲁六年九月，当汉景帝十年，为鲁恭王余之物也。（原石现藏北京大学历史系）”[1]P310据此“景帝末”更接近恭王坏孔壁时间。但大殿建造需耗时日，至武帝初也未可知，王国维认为在景、武之世[7]P328，似为妥当。 《孔子家语·后序》说安国献孔壁古文于武帝末，“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显见是魏晋人由《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之误，敷衍而成。但《家语》显然对唐人影响很大。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刘知己《史通》叙述孔壁古文时都几乎直抄《家语》原文。据《家语》，孔壁古文发现，已是武帝末，与河间古文自然无任何关系。于是陆氏遂将孔壁与河间相同的古文分成不同传本，如《礼古经》，陆氏认为是“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隋书·经籍志》更具指河间“古经出于淹中”，以别孔壁古经。但问题是：1）从汉代文献来看，唯《艺文志》提及“鲁淹中”，其它文献皆认为《礼古经》出于孔壁。淹中，苏林注：“里名也。”其极有可能是孔子宅里之名。其宅既是孔子宅，其后人必不敢居其中。坏宅所得之书又悉归孔氏安国，故《艺文志》此处言“淹中及孔氏”，具指其发现之所和所得之家，非指其另有别本。所以郑樵（旧提）《六经奥论·总论》云：“《礼古经》出鲁淹中即孔壁。”所言极是。2）《汉书·艺文志》言《尚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又“《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可见无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无别的传本。可见《隋书·经籍志》以不同传本说不能解决《古文尚书》问题。受隋志影响，近世学者洪业云：“窃谓古经出处，为说有三：淹中、孔壁、河间。”[8]P203吴承仕、孙钦善等亦持此说。陈梦家更把《古文尚书》分为壁中本、孔氏、河间献王、中秘本等七种底本，更加复杂化[9]P35-47。刘起釪则在其《尚书学史》中提出了“五次古文本”说，以史汉记载出现的次数为据，并站在疑古学派的立场上说其真伪，但由于不能辨明河间古文与孔壁古文的关系，终未脱清今文学家之陈说[10]P105-120。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云： 《河间献王传》言，献王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此就真本可得者言之。若真本不可得，则必降而求写本矣。《传》记献王所得古文旧书，有《尚书》、《礼》，此二书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时更有别本出。而献王与鲁恭王本系昆弟，献王之薨，仅前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书存，不难求得副本。[7]P328 此王氏虽仍将孔壁、淹中分为二，但其所言《尚书》、《礼古经》“未必同时更有别本”，极是。二书既无别本，自当同出一源。王国维认为，是献王从其昆弟恭王处所得副本。此说未安，一是《汉书·艺文志》有明文：“安国悉得其书”。恭王并未得有其书。二是如今天古籍简编发现一样，必有残简断编，整理成书是一件耗时费功的事，以恭王之学术尚无整理出正本的能力，河间又何能从其抄得副本？以当时古文学术之能力，其书之整理不在孔门即在河间，孔壁之书出，在景武之际，时安国年龄尚少，学力恐有不及，而河间之学尤精古文，雄俊云集，最为可能。 河间的孔壁之书，既非从恭王处得，就必从孔安国处得，且很可能是安国到河间所献。对于安国到河间，史书也有迹可寻。《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安国受《毛诗》，《汉书》未言，前人多认为此处“《毛诗》”为衍文。其实不然，此处正补汉史之缺，透露了一重要信息。“世传《毛诗》”，说明孔安国到过河间，与河间学术着很深的源渊。考孔安国生平，史迁言其早卒，阎若璩认为其卒当在武帝元鼎年间临淮太守任上[11]卷二，距河间儒学中心消散元光五年仅十二三年，其习受《毛诗》应在河间。又《后汉书·儒林传》：“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此可为安国到过河间又一证。《周官经》，乃河间古文，非孔壁所出，史籍皆可得证，而安国得藏有此经而献之，此更说明安国与河间关系非同一般。安国与河间关系之深还可从《汉书》得到佐证。《汉书·刘歆传》言发秘府得《春秋左氏经》，“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这里赵国贯公，系河间献王所立《春秋左氏》博士，胶东庸生者，乃孔安国再传弟子。此言庸生与贯公其“遗学”相同，说明庸生之左氏学系为贯公河间左氏学，庸生之学当从安国而来，此又说明安国与河间渊源之深。我们再从那个儒学久被压抑和摧残的时代众儒的心理来考察，《汉书·儒林传》：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从儒宗孔甲归属陈胜的这件事上，我们可理解当时儒者们被压抑不得舒展的心情，以及复兴儒学之渴望，也由此可见献王时儒者若鱼之归海的心情了。在那个儒学久被压抑的时代，河间献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高举六艺儒学，兴修礼乐，求天下之书，召天下之儒，并且身体力行，礼遇学士，自奉养不愈宾客，山东诸儒、天下雄俊纷至沓来，云集河间，昌明学术，其时河间俨然成儒学的北方圣地。作为承传儒学统绪的孔门传人，对于儒学复兴，六艺大典在秦火浩劫之后能够复完具有强烈渴望和使命感的孔安国，其时没有理由置身于事外，而当天下余文残简皆汇聚河间之时，孔室之典没有理由不献河间。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推断：1）孔安国不但到了河间，其学术与河间有着很深的渊源。2）河间部分古文系来自孔壁，由安国所献。 实际上，河间部分古文来自孔壁，在《汉书》就已透露。让我们把《汉书·礼乐志》与《汉书·艺文志》两段话做一比较： 这里《汉书》两志讲得显然是同一批文献，可见《艺文志》中孔壁之书，在《礼乐志》中已被列入河间五百篇之列。朱熹曰：“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 可能正据此而发。又元吴澄《仪礼逸经》卷二：“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亦得而上之。”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汉兴河间献王得孔壁《礼经》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余外三十九篇，在于秘府，谓之《逸礼》。”这些儒者读史可谓有得，可惜未被今之学者采信或重视。 三、河间古文与中秘古文 既然孔壁古文已献河间，河间古文的去向又如何？我们又怎么看《汉书》中关于孔壁古文献于中央之说？这既是困绕学界，使得很多学术问题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本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河间古文的去向，传统都认为是河间献王所献。然细考此说，实为可疑。考之《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传》：“献王来朝，献雅乐”。《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据此，献王所献仅仅雅乐、八佾之舞，并无献书之事。后人遂从献王献雅乐事，衍生出献王献书之说。此说最早见于孔颖达《毛诗注疏》：“《谱》云：‘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11]P2因孔颖达征引《诗谱》多称郑玄，一般认为此处亦当指郑玄《诗谱》。但据孔氏所引《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12]P2郑玄时尚未分大小毛公之说。据《隋书·经籍志》除“《毛诗》郑氏笺本”中存今本郑玄《诗谱》，时并无别本。此处孔氏所征引当为他书中《诗谱》佚文，或为后世假托郑氏亦未可知。又《隋书·经籍志》有“《毛诗谱》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毛诗谱》二卷，太叔求及刘炫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吴太常卿“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此处文字与前引《谱》云者非常接近，盖大、小毛公之说起于徐整，而徐整此处尚未言“河间献王得而献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此说可能出自魏晋时徐整以下之儒者，其引徐《谱》误称为郑《谱》，孔颖达遂相延以误。 综上所述，河间献王献书一说，或自魏晋据《汉书》献雅乐事臆测，为无根之谈。然唐儒深信其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其后《隋书·经籍志》、孔颖达附和之，于是献王献书之事，遂为后儒采为信史，以至今天学者言献王必言其献书，此乃不审之故。既然河间之书未献于中央，河间古文到哪去了呢？上文已经讨论，孔安国与河间儒学源渊很深，在后来武帝对河间儒学进行镇压的时候 ，很可能献王死前将一些重要的古籍真本托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收藏之。这就出现了汉代文献中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几乎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从下表比照《汉书》等汉世文献关于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的记载： 从上表中可见，孔壁（氏）古文与河间古文已基本相同，河间一些重要的经典都在孔壁（氏）书中出现。在郑玄《六艺论》中，甚至已将二者混同起来：“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13]P96对此，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流传的过程中，各种说法逐渐模糊遂混为一谈，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认为也不免会犯机械静止地割裂历史的错误。河间既与孔氏有着很深的关系，所以就存在极大的可能，河间献王将其重要文献正本，包括原孔壁古文又托付给了孔安国。而孔安国遂又秘藏在其家中，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惧，复封涂”，可能正是安国藏书之传闻，在流传过程中误为恭王。《汉书·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荀悦《汉纪》为“孔安国家人。”前文指出安国应卒于元鼎年间，离天汉之后已三十多年，阎若璩、朱彝尊认为此处应安国家人，当为确论。而此时所献的这批古文准确地说应是孔氏古文了，因其已包括部分河间古文。这也可能是造成了后来的“武帝末”与“景帝末”之混，实一是恭王破壁，孔壁古文之发现，一是安国家献书，孔氏古文之发取，两个事件辨之不清遂至时间混淆。孔安国家所献这批古文因是中秘古文的最重要的部分，对汉后期学术影响至深，遂作为中秘古文的代表。 另据《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又：“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汉书·艺文志》：献王与诸生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由这些记载可知，河间之学的大部分文献，是在民间继续流传的。又《河间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河间每书必留其真，其对正本之珍视，除上文的少部分珍贵古文正本流入孔门外，大部分原始正本可能仍保留在河间。流传民间多是复本，既有复本其数必不止一，这就造成了后来同一经典有数个传本的缘故。如《春秋左氏传》，民间就有桓公本、贯公本、庸生本，都可能为河间当初好写的复本。 《文选》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曰：“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此处的“丞相公孙弘”可能是“丞相公孙贺”所误。《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公孙贺为丞相在武帝太初二年（101B.C.）至征和二年(91 B.C.)，这正与天汉以后，孔安国家献书事合。经历数十年后，原河间所整理的典籍和兴修的礼乐，至武帝末已残坏。这个时候，武帝或为抢救文献，更可能是借此机会对民间学术进行一次大的整肃，“大收篇籍”，班固或在此透露玄机，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所述武帝“遣吏发取”可能正是这次“大收篇籍”史事描述。所谓“献”者，只是史家笔法，为尊者讳而已。建秘府，将大量的古文典籍充入秘府，这些古文遂称为中秘古文。与其说是保存这些古文，不如说是禁抑这些古文和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考见汉代古文诸经流传线路：景帝初年，河间献王聘求幽隐，收拾余烬，遂在河间聚集了大量的古文经籍。景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一批古文，由孔安国献致河间。河间在最后十年文献数量达到了最高峰，与“汉朝等”，其仅言礼乐古事就达五百多篇。但进入武帝朝后河间来自中央帝国的压力亦是巨大的，聪明睿智的河间王当然能深知道这一点，他一方面向中央献雅乐，一方面将大量的文献或以复本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而包括孔壁古文在内的部分珍贵古籍简编的真本，交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密藏之。至武帝天汉之后，大收篇籍，民间和孔安国家古文皆达于朝廷，充入秘府，构成了中秘古文。我们可用这样图表来表示： 参考文献： [1]陈直《汉书新证》[M].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钱穆《国史大纲》[M]. 商务印书馆，1996. [4]清戴震《戴震全集》第三册[M].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5]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M]. 商务印书馆，1936. [6]清杜甲《河间府志》[M]. 乾隆年间刻本. [7]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M]. 中华书局,1962. [8]洪业《洪业论学集》[M]. 中华书局，1981. [9]陈梦家《尚书通论》[M]. 中华书局，1985. [10]刘起釪《尚书学史》[M]. 中华书局，1989. [11]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正》[M]. 中华书局，1984.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