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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整理，为《诗经》研究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文献，涉及了《诗经》学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其中仅“邦风”的称名，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而传世文献则称“国风”。于是，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几乎众口一词地推测认为，《诗经》“邦风”之名变为“国风”，是汉儒为避刘邦讳，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更加具体的时代。汉人为刘邦避讳，汉代典籍多有所见，但也有不少文献并未避讳，“邦”、“国”二字并用、互用、连用的文献也并不少见，况且“国风”之名在汉代以前已见称引。笔者在此不揣冒昧，略作梳理，以申己见。 一、“国风”称名的时代 “邦风”在传世文献中改称“国风”，一般学者主要是依据汉人“讳邦之字日国”的成例而作的推测，并无详细论证，只有周建江先生《邦风·国风》一文可称专论。周先生的文章在与一般学者共同的讳邦为国的立论基础上，又进而指出：“将‘邦风’改为‘国风’的做法乃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诗经》的‘风’诗被称为‘国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的提法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说法的原委，此可不论。这里仅就涉及本文关于“邦风”改为“国风”为今文经学家一家之言，自然也就牵涉到“国风”称名是否在汉武帝的时代而进行讨论。 传为今文经学的“三家诗”早已亡佚，后世虽有不少整理、辑佚的著作，多残缺不全，未能见出原书全貌，更无“三家诗”最早称名“国风”的文献证明，况且，现存“三家诗”遗说中，不避“邦”字也常有所见(详后)。今传世文献“毛诗”保存完整，汉武帝时虽未列于学官，但河间献王已“立毛氏诗”博士。按古人所叙“毛诗”学术渊源，皆由孔子删诗，子夏传授而来，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类编排正可相互印证，虽有学者以为编排顺序相反。而且，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所叙类别，顺序先后相合。季札评诗有这样的记载： 为之歌《邶》《廊》《卫》。日：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日：美哉!浃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季札既称“风”，称“国”，可知虽未见“国风”之名，则“国风”之义实已包涵其中。特别是证之安徽阜阳汉简，可知《诗经》已分国编排，则《诗》有“国风”早在武帝时代以前，更不是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阜诗整理者指出：“《国风》每国之诗后标明在右方某国”。比如在邶诗后，有S051简载：“右方北国”，在郑诗后，有S098简载：“右方郑国”。阜诗的标注与今本“毛诗”基本相同，如《邶风》标明：“邶国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郑风》后标明：“郑国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据发掘报告，阜阳汉简出自汉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因此阜简《诗经》的抄写决不会晚于汉文帝十五年，或其时代更早，其简S097载《郑风·溱洧》有“印亓盈誒”字样，不避惠帝名讳。学者经过整理研究又认为： 《阜诗》文字残剩不多，三家《诗》亦是片言只语，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比勘。但是，仅仅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已经可以认定，《阜诗》大概不会属于鲁、齐、韩三家中的任何一家。 据此，则所谓“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诗经》的‘风’诗被称为‘国风’，”并认为是“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无论证之传世文献或出土材料，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今文经学家认为“国风”的提法原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叙，但刘安作《离骚传》是武帝即位初年之事，则《离骚传》中“国风”之称更在《阜诗》之后，况且，周建江先生文章也已指出“其源头则是《苟子·大略篇》”。 二、汉代避讳举例 汉人避刘邦讳，将“邦”改为“国”字，《史记》《汉书》等典籍中都有不少例证，但是，仍有许多不讳的例证。陈垣先生是研究避讳学的大家，他在《史讳举例》中就根据汉存碑文说过“汉时避讳之法亦疏”，这在宋代洪适的《石经论语残碑》中也指出过： 汉人作文不避国讳，威宗讳志，顺帝讳保，石经皆临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刘熊碑》“来臻我邦”之类，未尝为高帝讳也。 我们再看《谒者景君墓表》“史任之直，公口诰清，辟州从事，口邦之雄”，《冀州从事张表碑》“于来我君，亦邦之雄”，都不讳“邦”字。现在出土文献也有证明，1972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第300号简载：“田忌问孙子日：子言晋邦之将苟息孙”，第301号简也有相似记载。整理者分析银雀山汉简说： 所出竹书的字体是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时期这段时间抄写成的。西汉时期避讳不严，这批竹简有时避“邦”字讳，有时又不避。“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 长沙马王堆又发掘出土了战国至汉初的帛书，乙本《老子》讳“邦”字，甲本则不讳，《天文气象杂占》第2、5、7、10条占文皆不避“邦”字。所以唐兰先生还是认为“当时避讳恐尚未严，如帛书《五星占》，所记迄于文帝三年，却不避文帝名的恒字讳可证”。其中《老子》“甲本书法在篆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可能是高祖末年或晚至惠帝和吕后时代抄写的”。正因如此，汉人引《诗》、说《诗》，也常有不避。陆贾《新语·术事》载：“《诗》云：式讹尔心，以蓄万邦”，《淮南子·缪称训》引《诗》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汉书·刑法志》引《诗》“仪刑文王，万邦作孚”。陈垣先生也在《史讳举例》中引证过大量例子，但未肯定“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而清代学者周寿昌认为这类现象是后人回改所致。《汉书·刑法志》曾载：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日刑新邦，用轻典，二日刑平邦，用中典，三日刑乱邦，用重典。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说：汉避邦为国。此出《周礼·秋官》，本作新国、平国、乱国，此《志》引之皆云邦，盖因避邦作国之故，后人回改颠倒，皆误作邦。下文善人为国百年，避邦字，与《论语》异，可证。 王先谦自己所撰《诗三家义集疏》也有相似观点，但是，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如果说，汉人引用先秦古书，后人回改有原书的依据，而汉人传授解说《诗》《书》时，那些不避汉讳的例 子，又是根据什么文献回改的呢?属于齐诗的《诗含神雾》说： 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 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又焦氏《易林》“乾之坎文”载： 黄乌来集，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复 邦国。 《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2卷辑为《鲁诗故》引《诗》“大邦有子，倪天之妹”，《韩诗外传》卷三引《诗》“太山岩岩，鲁邦所瞻。”《毛诗正义》载《小雅·南山有台》，毛序：“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尤其是《毛诗序》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 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 邦国焉。 这些不避“邦”字的成例，是否都是后人回改，或避讳未尽呢?这只能说明，汉代避讳未严，还有种种避与不避讳的复杂情况，其所遵循的典制，则如《礼记·曲礼》所云： 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 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 诗书谓教学时也，临文谓礼执文行事时 也。《论语》云：诗书执礼。是教学惟诗书 有诵，礼则不诵，惟临文行事。若有所讳， 则并失事正，故不讳也。 正因如此，先秦古书得有真貌保存，虽经汉人传抄整理，我们仍能窥其未避之原始面貌，汉人传授诗书，也才可能有不讳之成例。所以，仅仅根据汉代有避讳刘邦之名的现象，就断定《国风》之名是避讳所改，是未曾充分考虑汉代避与不避的复杂情况。既然“诗书不讳”，“邦风”讳为“国风”之说也就值得再思考。 三、关于“国风”文献的讨论 其实在汉代以前，评《诗》引《诗》已有称《国风》的著作。《礼记·表记》有三处称引《国风》，评《诗》则见于《萄子·大略》： 《国风》之好色也。传日：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 不过，过去不少学者对这些文献的真伪多有所疑。《苟子·大略》杨惊就说：“此篇盖弟子杂录苟卿之语”，梁启超认为是“汉儒杂录”，因此在张心澂编著《伪书通考》时列入伪书范围。金德建先生《古籍丛考》还专门论证：“余考《大略》篇征引群书，年代多在荀卿后”，其中论述“诗传”而言及“国风”，文章说： 四日征引诗传。《大略》曰：《国风》之好色也。传日：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纳于宗庙。《小雅》不以於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今《毛诗传》、《韩诗外传》俱无其文。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指为鲁诗说，亦无确证。不惟诗传齐、鲁、韩、毛四家成书无一在汉以前者，即或谓大毛公所述旧说，年代亦已在荀卿后。 学者们关于《大略》篇的真伪的论证，今天由于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可以作出新的结论。就文中所述，以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例，当知金德建先生所谓“毛公所述旧说，年代亦已在苟卿后”，可以不攻自破，即《大略》所引诗传在先秦乃客观存在，其中《孔子诗论》第10、12、14简都有关于《关雎》的评论。此为便阅读，采李学勤先生编联释文(下同)： 《关雎》以色喻于礼，……十两矣，其 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惫(拟)好色之惫 (愿)，以钟鼓之乐十四口口口口好，反内于 礼，不亦能改乎?《账本》福斯在君子，不 ……十二…… 《孔子诗论》对《关雎》的评论，正是儒家传统诗学思想的显现，所谓“以色喻于礼”，“反内于礼”，李学勤先生通过《毛诗序》对比，认为“在《诗序》中，不难看出这种‘反内于札’的观点的存在”，也就是《诗序》所谓“《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诗序》揭橥的《关雎》之义与《孔子诗论》“以色喻于礼”、“反内于礼”的印证，与《萄子‘大略》《国风》的评论，也足以相互发明，所以杨惊注说：“好色，谓《关雎》乐得淑女也。盈其欲，谓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礼也，欲虽盈满而不敢过礼求之。”不仅如此，《苟子·大略》关于《小雅》的评论：“《小雅》不以於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而有哀焉”，在《孔子诗论》也有佐证，其第2、3简有云： 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 歌绅(引)而易(逖)，其思深而远，至矣! 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二……也． 多言难而育(怨)退(怼)者也。衰也。 少(小)矣。 《邦风》其内物也尊(博)， 观人谷(俗)焉，大佥(敛)材焉。其言 文，其声善。孔子日：惟能夫……三…… 上引两简分别评论了《颂》 《大雅》 《邦风》，根据上下文关系，一般学者认为其中“多言难而塞(怨)退(怼)者也。衰也，少(小)矣”，应是对《小雅》的评论。廖名春先生就直接在释文中补出[……《小雅》][德]字样，周凤五先生就第3简注释说： 按：简端经拟补缺文，知此处所论为《小雅》。 周先生并释“窟怼”为“怨诽”，引“《小雅》怨诽而不乱”为证。又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评论《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尤知《小雅》所刺其政在“衰”，因而“肓(怨)退(怼)”，足证《大略》所言“疾今之政”，“其声而有哀焉”，确为古说。再证之以《苟子·儒效》论《诗》： 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而节之 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 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 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 通之也。 杨惊注说：“《风》，《国风》”，“《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这里所谓“节”，与《大略》所言之“止”都是“止乎札义”之意，此言之《小雅》“文之也”，与《大略》所谓“其言有文焉”，皆是一脉相承。因此，《大略》虽非荀子自著，但弟子所录，亲闻于师，自然当是先秦旧说，所以清人汪中在《苟子通论》中就曾肯定说： 故其说“霜降逆女”，与毛同义， 《礼 论》《大略》二篇， 《敷梁》义俱在。又 《解蔽》篇说《卷耳》，《儒效》篇说风、 雅、颂，《大略》篇说《鱼丽》、“国风好 色”，并先师逸典。 俞樾《苟子说诗序》更肯定《大略》“所引传文，必是根牟子以前相承之诗说，实为毛诗之先河。” 上述《荀子·大略》诗说，既为先师逸典，今又征之于战国楚竹书，则“国风”称名非为汉人避讳所改。或许人们又言《苟子》一书本经刘向整理，则“国风”为讳所改当无所疑。然而《大略》正有引《诗》不避之例： 孔子日：《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 也许，人们认为这是巧合，其实《苟子》仅此一处用到“邦”字，其余意思相同的地方都用“国”字，这反映的正是战国时代变化的一个现 象(详后)。 至于《礼记·表记》所引：“《国风》日：我今不阅，皇恤我后”，三则分别见于《邶风》、《曹风》、《卫风》，人们或于《礼记》亦有所疑。但我们认为其书绝大部分应是先秦古文，虽然其中确有如《王制》等为汉初成篇的，今有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可证。其中《缁衣》篇的分章和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几乎完全一致，只是顺序编排有不同。又据学者研究，认为郭店楚简《语丛一》第31简：“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出于《礼记·坊记》：“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77、82、79简、《竹简残片》第8简合：“仁，人也。义……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即《礼记·表记》文：“仁，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说明《礼记》于古有证，而《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奏答不诬，《缁衣》《表记》等皆为先秦古文。《礼记》于“邦”“国”二字多用，可说是有避，又有不避。比如《礼记·缁衣》引《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国作孚”，《文王世子》引《书·泰誓》“万国以贞”，但是，《大学》引《玄鸟》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子闲居》引《小雅·节南山》“以畜万邦”，《乐记》引《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尤其是同篇之中“邦”“国”并用，更难说为避讳。如《文王世子》虽引《诗》 “万国以贞”，但又有邦国连用之语：“邦国有伦则众乡方矣”，“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国有伦”。既如此，《礼记·表记》称引《国风》，也未必为避讳所致，虽不见于他篇，只能说明是传述者各有师说传统而已。 四、余论 前面我们论证了先秦时期《诗经》已有《国风》之名，并不是汉人避讳所改。但是，《孔子诗论》称“邦风”，而传世文献《诗经》称“国风”，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这与“邦”“国”二字的使用和时代有关系。邦与国是同义互训的字，所以《说文》邑部： “邦，国也”，而口部：“国，邦也”。因此，在古代诗书里面，“邦”“国”二字常常相互通用，换用。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个“国”字逐渐取代“邦”字的现象。金兆梓先生曾有《封邑邦国方辨》一文，结合“邦”“国”在字形、字义上的变化，以及邦国作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进行研究，指出： 自周初至春秋，还仍在由部落到国家的蜕变中，且以用“邦”字为常见；直到战国以后，“国”字才代替了“邦”字。 这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了很明显的表现。赵伯雄先生就指出了这种现象： 古“邦”“国”二字通用，往往可以互换；但从文献上来看，一般地说，西周用“邦”字多， “国”字少，以后“国”字逐渐代替了“邦”字，《尚书》之《周书》各篇就多用“邦”字。拿《论语》与《孟子》比较，《论语》中就多用“邦”字，《孟子》则仅见于所引古诗。《左传》全书十几万字，除引用古语及古诗外，凡该用“邦”字的地方，一律用“国”字。 比如，作为描述中国早期众多邦国并立时代的国家形态的“万邦”一词，战国时期的著作就多称作“万国”，如以为避讳所致，则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多不避汉讳，属于《尉缭子》的第484简也写作“万国”： 大鱼(渔)鱼(渔)天下而禽(擒)其万国诸侯。 《荀子》书中几乎都用“国”字，只有《大略》篇引《诗》“以御于邦家”，用过“邦”字。《韩非子》书中这种变化的痕迹遗留最多。“邦”字使用最多也是在引用古人文字，集中在《解老》《喻老》《说林》《五蠢》《制分》篇中，但一些常用语，既写作“晋邦”、“宋邦”、“楚邦”，又写作“晋国”、“宋国”、“楚国”，“邻邦”又写作“邻国”，“邦亡身死”，又写作“国亡身死”。所以，正由于“邦”“国”二字在战国时代使用的变化，在古时称作“邦风”的诗名，也可以称作“国风”，并且在战国以后逐渐固定下来。现存文献的《礼记·表记》、《荀子·大略》的称引，就是直接的证明。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