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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法 （丹麦）索仁森[1]（p111）指出：“敦煌文献的断代问题乃为与所有写本都有关系的总问题。”在总数约近6万卷的敦煌文献之中，带有纪年的写本也有约近千卷左右。以此为基础，判断没有纪年的其他写本的书写年代，是相当可靠的。这些带有纪年的写本，有的纪年很完整，年号、干支、月、日俱全，如“大周证圣元年岁次乙未四月戊寅朔廿一日戊戌”；有的纪年单一，只存有年号、干支或月日的某一部分。但某些残留纪年，也能为我们断代提供某些启发或提示。本文拟利用敦煌文献纪年中的闰月信息，进行敦煌文献断代研究的尝试。闰月信息是本文进行断代的主线，同时也辅助用了一些其他的敦煌文献断代研究手段，如干支、朔日、特定称谓等等。 很多学者早已注意使用闰月信息来确定敦煌文献的年代。如刘永明《散见敦煌历朔闰辑考》[2]，[俄]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3]，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4]、《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之一、二》[5]等。但由于他们的研究目的不是在断代，所以没有来得及在文中详细总结闰月与断代的关系。这里阅读了前辈时贤的文章，并受到启发，初步写成此文，使闰月成为可具体操作的断代方法；文中也通过闰月等信息，对池田温等先生的定年，提出了一些质疑。请指正。 敦煌文献的纪年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这里把两时期的（780年-1002年）的闰月，依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6]（中原历）换算出来，敦煌历与中原历闰月之间的换算关系是敦煌历=中原历±0或1个月①。如，中原历是闰三月，那么敦煌历可能是闰三月（+0个月）或是闰四月（+1个月）或是闰二月（-1个月）。这样，如果我们知道某个敦煌文献有闰某月的记载，就能依据下表（表一）推测出该闰月所对应的三个可能的公元年，再结合其他断代细节，从而推测出文献的具体年代。 同时，我们又根据已确定可靠年代的敦煌文献，确定了一些敦煌历的闰月，总结列为表二。这样，表一和表二结合使用，又为断代敦煌文献增加了准确性。 另外，上述两步仍不能确切断代时，要结合其他可供断代的细节，如干支、特定称谓等等。由于干支纪年常常和闰月信息伴随出现，这里把780-1002年②的干支也一并列出，形成表三。有了表一、表二和表三，我们只要知道其中的某些信息，就可以大致断代敦煌文献了。下文将要具体举例，说明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    2.举例 以下举例，敦煌文献主要依据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8]，施书未收的，请参看参考文献中所注出处。 （1）s.5820＋5826未年尼僧明相卖牛契 按：此件纪年有“未年润十月廿五日”。从表三，我们知道，未年有791、803、815、827、839、851、863、875、887、899、911、923、935、947、959、971、983、995年共18个；把这18个未年，一一对照表一，791、815、827、851、875、899、911、935、959、971和995年无闰月，839年是闰一或二月，863年是闰五、六或七月，923年是闰三、四或五月，947年是闰六、七或八月，983年可能是闰正月，只有803、887年有闰十月的可能；再结合表二，887年已被证明是闰十二月。因此，此件的“未年润十月”只能为公元803年。又，刘永明[2]亦定此件为803年。 （2）s.6568净名经疏卷上 按：此件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8]题记释文是：“丁酉岁□□□十五日勘定”；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9]（编号1013），题记释文是：“丁酉年闰五月十五日勘定”，并在此条备注中说明Lionel Giles(翟理斯)《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汉文写本解题目录》释文作“闰正月”。从表三，我们知道，丁酉岁有817、877、937和997年四个；再一一对照表一，817年是闰四、五或六月，877年闰正、二或三月的可能，937和997年无闰月。若释文是闰五月，则此件应断为817年；若释文是闰正月，则此件应断为877年。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知道，817年或877年的敦煌历到底是闰几月的话，则谁的释文正确也可推知了。 （3）p.2298大乘经纂要义一卷 （4）s.3966大乘经篡要义一卷 按：此两件都题记：“壬寅年后八月”。池田温[9]（编号1024、1025）定此件为822年。从表一，我们推知，822年是闰九、十或十一月，不是闰八月，池田温的定年可商。从表三，我们知道，壬寅年有822、882、942和1002年四个。882年是有闰八月的可能，942年是闰二、三或四月，1002年可能是闰正月。可以看出，唯一有闰八月可能的只有882年。必须指出的是，在s.3966题记：“壬寅年六月大蕃国有赞普印信，并此十善经本，传流诸州，流行读诵，后八月十六日写毕记”，提到大蕃国赞普，根据敦煌文献的通例，有这种特定称谓的一般为吐蕃时期（781-848年）的文献，因而，此件断为882年是与这一点有些矛盾的。敦煌文献的这种矛盾之处，在他处亦有，下面将要举到这种类似的例子。 （5）字080 (8338)七阶佛名经 （6）p.3521va秀和尚劝善文一本 按：（5）题记:“乙巳年后五月十五日比丘吕智写毕记之也”；（6）题记：“己巳年后五月十六日抄记”。池田温[9]（编号1032、1033）定两件都为825年。从表一，825年是闰六、七或八月，不是闰五月，池田温的定年可商。从表三，乙巳年有825、885和945年；从表一，这三年都无闰五月。从表三，己巳年有789、849、909、969年；从表一，只有969有闰五月的可能。故以上两件都定为969年。又，刘永明[2]亦定p.3521va《秀和尚劝善文》为969年。另，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4]（p124）推测969年敦煌历可能是闰六月，与我们认为是闰五月有所不同。 （7）位079 (8418)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 按：此件题记:“大蕃岁次丙辰(836年)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蒭悟真记”。池田温[9]（编号1046）定为836年。从表三，吐蕃时期（781-848年）的丙辰岁只有836年。从表一，836是闰四、五或六月。此纪年与我们的表一不符合。疑此件纪年中的后三月有误。 （8）孟1307：Φ-207 金有陀罗尼经[3] 按：此件有题记：“沙门月光奉资圣神赞普及法界苍生一心受持/戊午年后十一月比丘谈建于瓜州龙泉寺写记”。从表三，“戊午年”有838、898、958年；从表一，838年可能是闰十二月，898年是闰九、十或十一月，958年是闰六、七或八月。只有898年有闰十一月的可能。故断此件为898年。又，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之一、二》[5]亦定为898年，并认为：“根据‘沙门月光奉资圣神赞普及法界苍生一心受持’，则此件应写于吐蕃时期。两行题记有些矛盾”。 （9）s.1472佛说八阳神咒经 （10）上图155（812606）瑜伽师地论卷第十二[10] 按：（9）题记：“乙亥岁前四月四日，为大阿姨师写此经功德记，法界有情，同露同福”；（10）题记：“大中九年后四月十五日，苾蒭僧智惠山”。池田温[9]（编号2168）定（9）为915年；池田温[9]（编号1873）定（10）为855年。从表三，乙亥岁有795、855、915、975年四个；从表一，这四个中只有855年（即是大中九年）有闰四月的可能。与（10）纪年中的“大中九年”恰好吻合。故855年是闰四月无疑。又，刘永明[2]亦定（9）为855年。 （11）s.0381c 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 按：此件提到纪年：“大番岁次辛巳润二月十五日”。“大番岁次”指吐蕃时期。从表三，吐蕃时期（781-848年）的“辛巳岁”只有801年；从表一，801年恰有闰二月的可能。故801年闰二月无疑。又，刘永明[2]亦认为此件中的“大番岁次辛巳润二月”，是801年。 （12）s.0526武威郡夫人阴氏与某和尚书（拟） 本文：弟子夫人别有少事上告／尊慈，幸望法德甫垂听念：前者／东去之时，弟子情多恋切意极恩深，尽力接待，竭心侍／足，如斯邀劝不可留，听便，是前行违背□士，已后诸官人口／说和尚去时，于阿郎极有唱说不是，阿郎寻自知闻，转甚烦恼，只为和尚在此之日，小来如兄弟，似水似鱼，□牙谦恭，不闻弱事／今者为甚不知？唱说恶名，左右人闻名价不善，倍多罪塞，欲得／和尚再要回来，要知腹事，弟子如今渴仰法慈，请归上府，即为／满愿矣。又缘肃州甘州世界不安，斗乱作恶，若和尚东去者，不同别僧／行脚师僧，为是州主尊师，或遭逢急难之时，便说阿郎不是，有此／难事，阿郎猥私共弟子颇甚烦恼，伏希和尚要假回还，在此／止住，恒将惠药，每启智光，以除三毒之疾源，用照六尘之暗蔽，即可／教化毕修矣。／闰五月日弟子武威郡夫人阴氏□上。 按：由于此件的定年，除了闰月信息外，文中所述内容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故把此件的本文一并列出。这里试断此件为893年。理由如下：此件有特定称谓“阿郎”，是归义军时期（848-1002年）对归义军节度使的亲密称呼，此件属归义军时期；“闰五月”，从表一，归义军时期有闰五月的可能年份有：863年、874年、893年、901年、912年、920年、931年、969年、988年；此件有“阿郎”“州主”之称谓，知其为历任归义军节度使中的一位：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1002年卒），这些节度中曹元德、曹元深时期为935-945年，期间无闰五月者，排除；曹元忠时期（945-974年）是曹氏政权的鼎盛期，从而处于鼎盛期间的969年不可能有此件描述的“世界不安，斗乱作恶”，“说阿郎不是”，排除；其中有妻或母为“武威郡夫人阴氏”的有张淮鼎、张承奉、曹议金；张议潮妻宋国河内郡广平宋氏，母宋国陈氏；张淮深妻颍川陈氏，母武威郡巨鹿索氏；曹元忠妻浔阳郡翟氏，母广平郡宋氏；曹延恭妻清河郡慕容氏、曹延禄妻于阗李氏[11]（p208-p231）。曹议金（914-935年）在位，920、931年曹议金的政权已较稳固，排除；莫高窟第138窟北壁西向第十二身供养人沥粉堆题名：“河西节度使张公夫人后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阴氏一心供养” [11]（p215），这位张公的武威郡太夫人阴氏最有可能的是张淮鼎的夫人，也最有可能就是此件中的武威郡夫人阴氏。张淮鼎890-892年在位，张承奉是张淮鼎的继承者，但在894年前实权掌握在张议潮的女婿索勋手里（索勋在乾宁元年894年被杀），因此，张淮鼎、张承奉既是州主阿郎，又可“说阿郎不是”就是在890-894年这段时间里，这段时间里甘沙州政权很不稳。恰巧，这段时间里有一个893年可能是闰五月。故试定此件写于893年。另外，据《旧唐书•昭宗纪》，光化三年（900年）八月张承奉已被中原王朝敕授[11]（p215-p216）；而且，刘永明[2]已推断901年是闰七月（下文有举例，可参看）；这从侧面更加证实了此件定为893年合情合理。又，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确定此件在归义军曹氏时期[12]（p38）。按：若定此件为曹氏时期，那么符合闰五月的曹氏年代有988年，此时恰为曹延禄时期，但据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13]（p974-975）。，曹氏家族妻阴氏者只有两个：曹议金兄曹良才和曹延瑞。故该件若定为曹氏时期的话，尚有许多疑问待决。 （13）p.3071v 回纥文十余行 按：刘永明[2]指出，“p3071v《社司转贴》包括三份，第三份尾题“乾宁三年囚（丙）辰闰二月录事龙[贴]”。乾宁三年是896年，从表三，恰为丙辰岁；从表一，896年也有闰二月的可能。故896年闰二月无疑。 （14）s.3905唐天复元年辛酉岁□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 按：此件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8]纪年释文是：“唐天德（復？）元年辛酉岁（以下不清）”；刘永明[2]纪年释文是：“[大]唐天复元年辛酉岁闰月六日”。天复元年辛酉岁是901年，刘永明[2]认为，此件的闰月必是闰七月无疑，详可参见刘文。 （15）s.2630唐太宗入冥小说 按：此件题记：“天复六年丙寅岁闰十二月廿六日”，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8]把“天复六年”误印为941年，当是印刷错误。池田温[9]（编号2137）、刘永明[2]都定此件为906年。从表一，906年亦有闰十二月可能。 （16）s.1824受十戒文 按：此件题记有两个：“光启肆年戊申五月八日三界寺比丘僧法信于城东索使君佛堂头写记”；“丁卯年后正月十四日写受十戒文卷福岩记之”。丁卯年题记在于光启四年（888年）题记之后，故此件之丁卯为888年后之丁卯，从表三，丁卯为907、967年；从表一，967年无闰月，907年有闰正月可能。故此件之丁卯为907年无疑。池田温[9]（编号2040、2140）、刘永明[2]亦都定此件之丁卯年为907年。这样的话，（16）就与（15）有点矛盾，（15）是906年闰十二月，（16）是907年闰正月。按常识，不可能连续两月都是闰月。那么，哪个是正确的呢？刘永明[2]认为，“至于s.1824卷之受十戒者由于斋戒、受戒等因，可能较少参与大岁民俗欢娱，对历日情况不明而致误。”我们认为，两个都是正确的。（15）是按中原历纪年，（16）是按敦煌历纪年，两者不矛盾。中原历是906年闰十二月，敦煌历晚一月置闰，则是907年闰正月。 （17）s.6204a 碎金 按：刘永明[2]指出，“s.6204《字宝碎金》里表纸落书‘乙亥年闰二月’”，并定此乙亥为915年。从表三，乙亥年有795、855、915、975年；从表二，855是闰四月；从表一，795年是闰七、八或九月，975年无闰月；故断此“乙亥年闰二月”为915年。 （18）p.3573a 论语义疏残卷 按：刘永明[2]指出，“p.3573《论语义疏》残卷题‘贞明九年癸未闰四月十日’”，并定为923年。贞明九年是923年，从表三知是癸未岁，从表一知有闰四月的可能，全部吻合，故923年闰四月无疑。 （19）p.2040v 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 按：刘永明[2]指出，“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53行载‘闰四月付黄麻两石九斗’”，并定为942年。后晋是从936年到947年，一一对照表一闰四月栏，只有942年有闰四月可能。故942年闰四月无疑。 （20）s.2174天复玖年已丑岁闰八月十二日神沙乡百姓董如盈兄弟三人分家契 按：此件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8]定天复玖年为944年，恐是印刷错误。天复玖年是909年，又从表三944年是甲辰岁，非己丑岁。从表三，909年是己巳岁，也非己丑岁；己丑岁者有809、869、929、989年；从表一，只有809年有闰月，但是闰二、三或四月，不是闰八月。故疑“己丑”纪年有误。天复玖年是909年己巳岁，从表一，909年恰有闰八月的可能。故断此件为909年。刘永明[2]亦定为909年。 （21）孟1636：Дx-1410急帖[3] 按：此件有纪年“庚戌年润四[月]”。从表三，庚戌年有830、890、950年；从表一，830年是闰十一或十二月，890年是闰八、九或十月，950年是闰四、五或六月；只有950年才有闰四月的可能，故断此件为950年。孟列夫、刘永明[2]亦定为950年。又，p.2914王梵志诗集卷第三，恰可证明950年正是闰四月。请参见本文（22）。 （22）p.2914王梵志诗集卷第三 按：此件有题记：“大汉天福三年庚戌岁闰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记写毕”。天福三年庚戌岁是950年。此件年号，干支及闰月都一一对应。池田温[9]（编号2336）亦定是950年。 （23）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之一、二》[5]：Дx11223+11192+1425辛酉年布匹破历 按：从表三，辛酉年有781、841、901、961年；从表一，781年可能是闰十二月，841年是闰八、九或十月，901年已证实为闰七月（参见上文14），961年是闰二、三或四月，故定此件为961年。施萍婷亦认为“文中提到辛酉年，且闰三月，只能是北宋建隆二年（961年）”。 （24）p.2068v 杂写两行 按：此件本文：“大德一心念我比丘保净今于大宋国沙州金光明寺大戒内前三月夏安居房舍破修池故”。从表一，符合“大宋”（960-1035年）且“闰三月”的可能有961、972、980、991、999年；从表二，961年是闰三月（参见上文23），972年是闰正月（可参见下文25），991年是闰二月（可参见下文32）；980年、999年还有闰其他月的可能，尚无法确切定出二者的闰月。从961年肯定是闰三月以及大宋两个信息，断此件为961年比较合适。 （25）s.1313v 辛未、壬申年麦粟入历 （26）p.5032h 壬申年润正月信札 按：（25）卷中有纪年“壬申年后正月”。从表三，壬申年有792、852、912、972年；从表一，792年是闰十一或十二月，852年是闰六、七或八月，912年是闰四、五或六月，972年是闰正、二或三月；故此件“壬申年后正月”为972年无疑。施萍婷、刘永明[2]亦定此为972年。（26）无疑也当断为972年。 （27）p.4061v 壬午年都头知内库官状并判 按：刘永明[2]指出，“p4061v《壬午年闰十二月都头知内库官某状》”，并定为982年。从表三，壬午年有802、862、922、982年；从表一，802、862、922年无闰月，此件只能是982年。 （28）p.3145社司转帖 题记：戊子年闰五月录事张。 （29）p.3759b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题记：戊子年闰五月十六日写。 （30）p.3826ve“戊子年闰五月六日囗法律自手写和戒文壹本囗”二行 按：从表三，戊子年有808、868、928、988年；从表一，808年无闰月，868年闰十一或十二月，928年是闰七、八或九月，988年是闰四、五或六月。故以上三件当断为988年。池田温[9]（编号2238、2239）定前两件为928年，可商。刘永明[2]亦定三件是988年。 （31）方广錩（1999）820页：北简68104某年后六月三十日赞普新加水则道场转经等录[14] 按：方广錩（1999）[14]（p820）：“北简68104号背面，某年似应为子年”，从表三，共有19个子年；从表一，有闰六月的只有两个844和988年，此件提到“赞普”，当写于吐蕃时期（780-848年），方广錩亦定为写于吐蕃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子年只能是844年。另外，上文（28）、（29）和（30）我们已确定988是闰五月，那么988就不可能是闰六月了。那么同样可以确定北简68104的年代为844年。两者正相呼应。 （32）p.4907庚寅、辛卯两年诸色斛斗支付历 按：刘永明[2]指出，“p.4907《庚寅九月十一日——辛卯年七月九日诸色斛斗支付历》有‘（辛卯年）闰二月七日’”，并指出“唐耕耦疑庚寅和辛卯为930和931，不确，根据闰二月，应断为990和991年”。从表三，辛卯年有811、871、931、991年；从表一，811年是闰十一、或十二月，871年是闰七、八或九月，931年是闰四、五或六月，991年是闰正、二或三月，符合此件闰二月的只有991年。辛卯确定为991年，则庚寅为与之接近的990年。 主要参考文献: [1]（丹麦）索仁森著.李吉和译.敦煌汉文禅籍特征概观[J].敦煌研究(1)，p109-p119，1994. [2]刘永明.散见敦煌历朔闰辑考[J].敦煌研究 (6)，p11-p22，2002. [3][俄]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Z].敦煌习学集（上）[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 [5]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之一、二[Z].敦煌习学集（下）[M].甘肃：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 [6]陈垣.二十史朔闰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8. [7]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上、下编）[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 [8]施萍婷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9][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M].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 [10]郭子建等.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叙录、年表[M].上图001—上图1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1]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Z].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3]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方广錩.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The research ab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s of DunHuang ——RunYue and determination ZHANG Xiu-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RunYue of chronology, I derive the rules of RunYue of DunHuang calendar, and use them to determine the chronology of various original materials of DunHuang. 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method , and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determination by such masters as Chitian wen. Key words: determination, Runyue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