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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元代白话碑文是一种镌刻在碑石上的白话文牍，多为元代统治者颁发给寺院、道观、庙学的各类旨书，其基本内容是蠲免僧人、道士、儒生的各种杂泛差役，晓谕地方军政官员、过往使臣、平民百姓不得侵害承旨者的土地、财产等权益，并告诫僧侣、道众虔诚祈福国运帝祚，不要恃旨胡为。 元时白话碑文数量之多，超乎人们的想像。清叶昌炽有云：“王言如纶，其出如丝，涣汗大号，宪章百世。惟元人起自朔荒，庙堂制敕犹沿椎髻之风。开国之初，崇尚道释。琳宫梵宇，往往有圣旨碑。”以至“虽弹丸小邑，尚有元时圣旨碑一二通”①。但因年代寖久，风剥人毁，原碑能保存至今者，自不过万一。明清以降，方志、金石书籍往往哂其“文无足述，而体特异”②，弃而不录。幸而著录者，也多作为“存异”以备一格，故目前见于方志、金石所录者数量相当有限。20世纪30年代初，冯承钧先生从金石、方志、国外拓影及国内存碑中搜集白话碑文三十余篇，另收史籍所载白话诏令数篇，共四十篇，汇成《元代白话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一书，这是元代白话碑文的第一部专辑。至50年代，蔡美彪先生又于冯书之外广泛搜罗，特别是利用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艺风堂、柳风堂旧藏拓片，编成《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共收录各类白话碑文九十四篇(别附十七篇)，这是目前著录最多的白话碑文集。蔡书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又有不少白话碑陆续发现、刊布，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圣旨碑③、河南许昌天宝宫圣旨碑④、河南浚县嘉祐寺圣旨碑⑤、山东长清县灵岩寺圣旨碑⑥、河南内丘县梵云寺圣旨碑⑦ 等等。由陈垣先生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对有关道教的白话碑文也收罗详备。不过目前已知存有碑石或拓片的白话碑尚不止这些，如据《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卷》(吴均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山西芮城县西柏乡寺里村清凉寺即现存狗儿年圣旨碑、虎儿年令旨碑，有待著录。相信今后仍会不断有所发现。 元代白话碑文，就目前已经发现并搜集到的篇什来看，内容虽然不很丰富，且有程式化的特点，但是它涉及到元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典章、文化、地理、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又是最可靠的同时材料，因而有着很高的历史学、宗教学、方志学等价值，其中的一人一地，往往便可徵信史实、补苴阕漏，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另一方面，白话碑文语言上兼有中古蒙古语和元代汉语的词汇和句法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语言学价值，是研究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宝贵资料。此外，不少白话碑的汉语译文与蒙古字原文同勒一石，这就为准确理解蒙古语原意及释读和转写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可以帮助了解元代蒙文旨书的书写程式及翻译体例。所以，白话碑文还有着重要的蒙古语文学和翻译学价值。 对于元代白话碑文，明清学者多轻其鄙俗，鲜有研究。方志、金石录中偶有注释，也大多浅薄错谬，因为既不通蒙古语，又不明元时汉语所致。⑧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至二○对所藏数件元代白话碑拓作了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元史》证碑，考证碑文中的人物、译名、史实，间或发明体例，虽所见未广、所论不多，但也大都允当，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近代以来，随着国外学者对我国发现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碑铭的整理、研究，那些同碑而刻的白话译文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Chavannes)曾于华北搜集碑刻资料，并发表了相关研究，其中即包括不少白话碑文。⑨ 1917年陈垣先生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也曾利用过二十余种白话碑文材料⑩；其《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也充分运用了包括白话碑在内的各种碑铭材料，对其中所反映的全真、大道、太一三种新道教做了深入的研究。冯承钧先生《元代白话碑》、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在断句标点、疏通字义、蠡定年代、发明体例、考辨名物、徵信史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乖剌的碑文庶几可读。近些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历史学、宗教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对白话碑文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或侧重于碑文年代的考订，人物史实的徵信，或侧重于蒙古译名的训释，回鹘文和八思巴字的释读和转写，或侧重于蒙汉混合直译体语言的研究，或侧重于元代宗教政策、宗教流派、寺观经济的考察等等，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则拟通过对现存白话碑文的系统考察，(11) 探讨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某些体例。 就目前已收集到的一百一十八篇白话碑文来看，其分布及于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可见分布之广。从时间跨度来看，最早的一篇在太祖癸未年(公元1223年)，时去蒙古建国(公元1206年)不过十余年；最晚的一篇在顺帝至正廿六年(公元1366年)，离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仅有两年。从旨书性质来看，有圣旨碑、懿旨碑、令旨碑、法旨碑、钧旨碑，还有给文碑、劄付碑、公据碑、执照碑、榜示碑等。从旨书颁发者来看，有皇帝、皇太后、皇后、太子、诸王、帝师、国师及扎鲁火赤、都元帅等军政官员，还有宣政院、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等机构。从承旨对象来看，有寺院、道观的住持、首领，还有孔、颜、孟的子孙后裔等。从形制上看，有单篇独刻一石的，也有数篇同刻的，还有蒙语原文与白话汉译同刻的。 一、白话碑旨书的格式 元代白话碑文按其性质可分为圣旨、懿旨、令旨、法旨、钧旨，及给文、劄付、公据、执照、榜示等，其中懿旨、令旨、法旨为元代所特有。圣旨、懿旨、令旨、法旨均具有程式化的特点。下面分别论述。 (一)圣旨 蒙古语称  aliG，意为“(皇帝的)命令”，是元代皇帝颁发的最具权威性的旨书，也是元代最早出现的旨书形式。蒙古族初无文字。《蒙鞑备录·国号年号》：“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1204年铁木真征乃蛮部，擒获“深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塔塔统阿传》)，始以回鹘式文字来宣达王命。1211年大举伐金后，一批金国降臣归附，汉字也因此为蒙古统治者所采用(12)，汉文圣旨应运而生。现存最早的元代石刻白话圣旨，是陕西盩厔重阳万寿宫(今属户县)《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上所刻癸未年(公元1223年)3月成吉思汗蠲免丘处机门人差发赋税的圣旨。(13) 元代早期白话圣旨多以汉字直接译写蒙古口语，较少文饰，显口语化，尚无固定的程式，译法上也更接近汉语的表达。这与蒙元时期回鹘式文字尚未普及，典章制度尚不完备有关。世祖以后，创制了用以“译写一切文字”的八思巴字，并建立了专门的圣旨写作和翻译机构——蒙古翰林院，圣旨的写作和翻译趋于规范化，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程式。也就是： A. 首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意思是“仰仗长生天的力量，大福荫的庇佑皇帝圣旨”，犹汉语文言的“上天眷命，皇帝圣旨”。 蒙古语原文作(14)：  说明：“长生天”  ，是蒙古族所奉萨满教之最高神，《蒙鞑备录·祭祀》：“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气力”，蒙古语 义为“力量”；方位词“里”对译于蒙古语名词位格后缀-dur，犹“仰仗”、“托赖”。 义为“福、权势”，白话碑文除一例译作“洪福”外，其余均译作“福荫”。句末manu是蒙古语后置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领格，白话译文通常不译。案此句汉文典籍则说成“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黑鞑事略》)、“托赖着天地气力，帝王福荫”(《雍熙乐府》卷六)。徐元瑞《吏学指南·发端》也曾对白话圣旨的这句起首语作过说明：“钦惟圣朝，荷天地之洪禧，奄有万邦，薄海内外，悉皆臣属，故曰长生天气力里。”“钦惟圣朝，承列圣之丕祚，混一区宇，历古所无，福庇黎元，咸遂生乐，故曰大福荫护助里。” B. 次述圣旨宣谕的对象。最常见的说法是：“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意思是“对军官们、军人们、城镇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蒙古语原文是：  说明：方位词“根底”对译于蒙古语名词与-位格后缀-da/-a、-de/-e，表示动作对象，犹“向”、“对”。 在早期白话碑文中，此句译成：“……圣旨，道与(随州城县镇村寨达鲁花赤每、大小官员每、去的来的使臣每)”(《1260年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1267年的《长清灵岩寺圣旨碑》则译为“道与……根底省谕的圣旨”，反映出旨书翻译向程式化的过渡。 C. 次依次称引自成吉思汗至前任皇帝的圣旨。一般的形式是“成吉思皇帝、某某皇帝……某某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祝寿与者’么道有来”。意思是：“成吉思皇帝、某某皇帝……某某皇帝圣旨曾经宣谕：‘僧人、景教徒、道士、回教徒，不承担任何赋役，祷告上天，为皇家祈福祝寿。’”如仁宗皇帝圣旨称：“成吉思皇帝、月阔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么道有来”(《1314年元氏开化寺圣旨碑》)。 蒙古语原文：    D. 次重申遵依前代皇帝们的圣旨。其常见的格式是：“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祈福祝寿者’么道。”意思是：“如今遵依前朝已降圣旨，蠲免(僧道等)一切赋役，(为皇家)祷告上天，祈福祝寿。” 蒙古语原文：  说明：yosun义为“道理”，白话译文常译作“体例”。-  ar是蒙古语名词工具格后缀，表示行为的依据，犹“根据”、“按照”，白话译文常译成方位词“里”，或译成“依(着)”、“依(着)……里”，后者是蒙汉两种表达的混合形式。E. 次明圣旨颁发的对象。常见的格式是：“(某地)里有的(某寺/观)里住持的(某人)为头儿和尚每/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意思是“圣旨降与(某地某寺/观的某人)为首的和尚们/道士们收执”。 蒙古语原文：  说明：  是蒙古语动词bu-/a-(在、有、是、活)的形动词现将时复数形式，白话译文译作“有的”、“住的”、“住持的”等。方位词“根底”对译于蒙古语名词与-格后缀-da/-de，表示给予的对象。 是bari(拿)的并列副动词形式；助动词yabu-(走)表示使bari这一动作持续下去，即“保持、持有”的意思， 白话译文常作“执把行的”，也译作“执把的”、“赍把的”、“赍擎的”、“把着行的”、“执把着行的”、“收执行踏的”等。F. 次晓谕保护承旨者的财产、权益不受侵犯。常包括四个方面：F[，1]、“这的每寺/观里、房舍里，使臣不得安下”；F[，2]、“铺马祗应休拿者”；F[，3]、“地税、商税休与者”；F[，4]、“属他每的(寺/观)田地、水土、园林等，不拣甚么、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意思是：“他们的(寺/观)房屋，使臣不得居留；铺马祗应不须提供；地税、商税无须缴纳；任何人不得仗势侵占其土地等财产。 蒙古语原文：     G. 次申诫承旨者不得恃旨胡为。常见的说法是：“更这的每倚着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意思是：“这些人也不得自恃持有圣旨，做违法乱纪之事。如敢做，他们岂不知害怕！” 蒙古语原文：   (做)的假设副动词形式，常译作“做呵”或“若做呵”，义为“要是做了的话”。末句  是中古蒙古语里一种特殊反诘句式，(15) 白话汉译常作“他每不怕那”，或“他每不怕那甚么”，意思是“他们难道不害怕吗(怎的)？”其中的“那”是元代汉语常用的表反诘语气的助词。案此句文言圣旨里则作：“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国有常宪，宁不知惧。”(16) H. 次结束语，云“圣旨”，或“圣旨俺(每)的”，犹言“钦此”。蒙古语原文：  ，直译“圣旨我们的”。I. 末署圣旨写成的时地，如“龙儿年十一月初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1280年盩厔县重阳万寿宫圣旨碑》)，意思是“龙年(至元十七年庚辰)十一月初五日，写于大都”。 蒙古语原文：  说明：“有时分”是蒙古语动词bu的形动词现将时位格形式bugu  -dur的直译，义为“在……的时候”。元代白话圣旨碑文举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阙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河南府路里有的嵩山祖庭大少林禅寺、空相禅寺、宝应禅寺、天庆禅寺、维摩禅寺，这寺院里住持长老、提点、监寺为头目和尚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寺家的田地、水土、园林、竹苇、碾磨、店、铺席、浴堂、解典库，不拣甚么他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 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圣旨俺的。鼠儿年三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1312年河南登封少林寺圣旨碑》) (二)懿旨 元代由皇太后、皇后、妃子颁发的旨书，称“懿旨”。蒙古语原文  idzi，是汉语“懿旨”一词的译音。目前已收集到的懿旨碑文共有九篇，其中最早的是1240年太宗也可合敦大皇后脱列哥那颁给河南济源天坛十方紫微宫懿旨，此外尚有1245年成吉思汗公主皇后赐河南汲县北极观懿旨，1250年公主皇后赐济源灵都宫懿旨，1250年睿宗拖雷唆鲁古唐妃赐陕西泾阳重阳延寿宫懿旨，1298年裕宗真金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赐河北灵寿祁林院懿旨，1301年成宗卜鲁罕皇后赐灵寿祁林院懿旨，1309年顺宗兴圣皇太后答已赐河南荥阳洞林大觉禅寺懿旨，1321年答已赐河北易州龙兴观懿旨，1334年文宗卜答失里皇太后加封颜子父母妻懿旨等。元代懿旨同样具有权威性。事实上，像颁发1240年懿旨的脱列哥那、1334年懿旨的卜答失里都曾临朝称制，实际地把持朝政。但在形式上，懿旨仍须凭借皇帝的名义发布，故其起首语或称“皇帝圣旨里(17)，某某皇(太)后懿旨”，或称“皇帝福荫里，某某皇(太)后懿旨”，或称“天地的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后来一般的格式则是“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意思是“仰长生天的力量、托皇帝的福荫，某某皇(太)后的懿旨”。与《黑鞑事略》所叙“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正合。 懿旨的正文内容和格式基本同于圣旨。不过在称引前帝圣旨后，还要加上当今皇帝，称作“皇帝圣旨”。 元代白话懿旨碑文举例：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管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百姓每根底宣谕的懿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休着，告天祝寿者”道来。依着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郑州有的属总统雪堂长老的洞林大觉禅寺寺里住的为头儿长老、提点、监寺每，执把行的懿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里房舍他的，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休拿要者。商税休纳者。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水磨、店、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么他的，不拣是谁，休使气力夺要者。 这和尚每有懿旨么道，没体例里的勾当做着行呵，他不怕那甚么！ 懿旨。 鸡儿年八月十五日，五台行的时分写来。 (《1309年荥阳洞林大觉禅寺答己皇太后懿旨》) (三)令旨  目前已收集到的白话令旨碑文共有十九篇，其中年代较早的是1243年阔端太子颁给陕西鄠县草堂寺的令旨和1244年护必烈(忽必烈)大王赐易州兴国寺令旨。从起首语的说法来看，或称“天地底气力里，某某太子(大王)令旨”，或称“天地底气力里、大福荫里，某某太子(大王)令旨”、或称“天底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某某太子(大王)令旨”，或称“皇帝圣旨里，某某太子(大王)令旨”，更程式化的说法则是“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某某太子(大王)令旨”，与懿旨的形式相似。 令旨正文的内容和程式也与圣旨、懿旨相似。在称引前代皇帝圣旨后，也须称引当今皇帝的圣旨，称作“皇帝圣旨”或“今上皇帝圣旨”。此外，诸王令旨有时也称“金印令旨”，如《1277年陕西盩厔清阳宫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真定府里洺州里肥乡县马固有的……孙志久为头儿先生根底，与了执把金印令旨与了也。”元制，凡诸王封赠，均授以印章，以明爵次等第。世祖时，定六等封爵印章制度，即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19) 元代白话令旨碑文举例：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爱育黎拔里八达令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各投下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令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秃皇帝、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圣旨大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与皇帝、皇太后、喒每根底祝寿者么道。郑州有的属总统雪堂长老的洞林大觉禅寺、普照禅寺，寺里住的为头儿长老、提点、监寺和尚每，执把行的令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休纳者。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浴房、解典库，不拣甚么他的，不以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 再这和尚每有令旨么道，没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么！ 令旨。 鸡儿年八月十七日，五台行时分写来。 (《1309年荥阳洞林大觉禅寺爱育黎拔里八达令旨》) (四)法旨 元代由帝师等宗教首领颁发的旨书，称“法旨”。蒙古语作huadzi，是汉语的借词。元初“法旨”之名，常见于道教碑铭。如《1248年重修长春观记》(20)：“逮庚子岁(1240)，面奉大宗师清和真人、辅教宗师洞真真人及白云真人、无欲真人法旨，差知观门事分，辛勤香火，慎终如初。”《1252年平遥太平崇圣宫给文碑》：“□□今年六月内，蒙掌教宗师法旨该：清和大宗师法旨，自燕京令道众前来重修太平崇圣宫、并张赵下院玉清观住持勾当。”但这里的“法旨”，似乎只是全真教徒对本宗尊长书面或口头指示的一种敬称，其权威性仅限于本门弟子，与后来由佛教帝师、国师颁发的有着同“懿旨”、“令旨”一样广泛权威性的“法旨”性质不同。 元初蒙古统治者崇信全真派道教。宪宗朝以后，佛教受到尊崇。宪宗曾以那摩为国师，总天下佛教。世祖即位初年，又尊西藏萨斯迦教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升八思巴号为“帝师”。此后诸朝并以西藏萨斯迦教派僧侣为帝师，掌管天下佛教，兼领宣政院事，其法旨与皇帝诏敕并行于中土及西蕃，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目前已收集到的白话法旨碑文共有四篇，均行于汉地寺院。其中三篇为帝师所颁，另一篇为国师所颁。(21) 法旨的起首语称“皇帝圣旨里，某某帝师(国师)法旨”，意思是“钦依皇帝圣旨，某某帝师(国师)法旨”。法旨宣谕的对象包括地方军政官员、来往使臣、平民百姓等，并不限于佛教僧侣。法旨正文的内容和程式与圣旨等大致相同，但似乎只称引现任皇帝的圣旨，而不引述前帝圣旨。 元代白话法旨碑文举例： 皇帝圣旨里、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法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和尚每根底、百姓每根底教谕的法旨： 依圣旨体例：“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者”么道。大名路浚州大岯山天宁寺里住持的讲主朗吉祥根底，执把行的法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秪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碾磨、解典库、店、铺席、浴堂、人口、头疋，不拣甚么他的寺院里，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这般教谕了呵，别了的人，他更不怕那甚么！ 这的每道有法旨，无体例句当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甚么！ 法旨。 鸡儿年十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1321年浚县天宁寺帝师法旨碑》) (五)钧旨 元代由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命令，称“钧旨”。白话汉译也作“某某官人言语”，如《1237年曲阜文庙钧旨碑》“扎鲁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鲁不众扎鲁火赤那演言语”，《1244年林县宝岩寺钧旨碑》“茶罕官人言语”，“言语”是蒙古语 üge一词的直译。钧旨的起首一般称“皇帝圣旨里，某某官员钧旨(言语)”或“皇帝福荫里，某某官员钧旨(言语)”，以明钦遵皇帝意旨行事之意。钧旨的内容往往是就某一具体的事务，向下级机构或承旨人下达指示，故其形式和语言更具官府文牍的特点，与圣旨、懿旨等不同。元代白话钧旨碑文举例： 谷与皇帝福荫里，帖哥火鲁赤都元帅钧旨，道与朱哥那衍并京兆府达鲁花赤、管民官、课税所官幺小的： 于今年四月初十日，有铁哥对帖哥火鲁赤、朱哥那衍、总管万户、爪难千户等传奉皇太子令旨：“据草堂寺金长老，不兰奚壹伯人、匠人壹拾伍人阙少穿着粮食，你每觑当，休交阙少者。逃走了的不兰奚人，你每却补与数者。”除钦依外，今据金长老告称：“钦奉前项皇太子令旨内处分事意，有各管官司并不曾应副，乞详酌”事。仰朱哥那衍就便行下各管官司，钦依前项皇太子令旨内处分事意，仰依理应副与者，无得迟滞。 据此，须议指挥。 右劄付金长老。准此。 (回鹘式蒙古文两行) 丁未年十月廿八日。 (《1247年鄠县草堂寺帖哥火鲁赤都元帅钧旨》) (六)给文、劄付，公据、执照，榜示等 给文和劄付是官府或教务机构就某一具体事务下达给下属机构及承旨人的书面指示；公据、执照，则是由官府颁发的证明承旨人为某土地、财产等合法占有者的文书；榜示是官府颁发的晓谕众知、保护承旨者权益的文书。它们均属于常见的公牍文体，多公牍习语，内容往往具有叙事性特点，与圣旨、懿旨、令旨、法旨不同。语言上，基本属于汉语，蒙古语成分较少；有些碑文，通篇用纯正的汉语写就，如《1278年宝丰香山寺公据碑》、《1289年吴县范氏义庄义学公据碑》、《1318年长清灵岩寺执照碑》等。这几类碑文，唐宋以来多见，不为元代所独有。 元代白话给文碑举例： 皇帝圣旨里、帝师法旨里宣授大都路都僧录司，承奉总统所劄付该：“二月十五日大殿内，总制院官桑哥相公对崇国讲主省会本所官正宗弘教大师：‘属蓟州的般若院，系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回付到院子，见无主人。您总统每将那院子便分付与大都崇国寺家，教做下院者。’奉此。总所合下仰照验，依奉桑哥相公钧旨处分事理。将般若院交付崇国寺，永远为主施行。”奉此，使司除已行下蓟州僧正司，依上交付外，所有崇国寺收把执照，合行出给者。 右付崇国寺收执。准此。执照事。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众官印押。 (《1284年大都崇圣寺给文碑》) 二、白话碑文的纪年方法 清叶昌炽《语石》卷六云：“碑版书岁时月日，或系以甲子，月必谨朔，此通例也……至元碑，遂书鼠儿年、牛儿年，以代甲子。”叶氏所言道出了元代白话碑文纪年方式上的鲜明特色。不过，白话碑文的纪年方式远非止有辰属纪年一种。至少包括以下五种。 1. 单用甲子，如“乙巳年”、“丁未年”之类。此种纪年似只见于世祖中统建元以前。察目前所见到的1260年以前诸碑，除《1223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以“癸未羊儿年”纪年外，(22) 其余皆以干支纪年。所录使用于支纪年最晚的旨书，是庚申年(公元1260年)五月初一日鹿邑太清宫执照碑。据《元史·世祖本纪一》，是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中统；时为五月初一，故仍以干支纪年，不称中统元年。1260年以后，则未见单用于支纪年的例子。 2. 单用辰属，如“龙儿年”、“虎儿年”之类。此种纪年，世祖中统以后为盛，是元代白话碑的一大特色。 以辰属纪年，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屯田，员外郎刘涣使邈川，唃厮罗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蒙古族在使用干支纪年之前，即已采用辰属纪年。《蒙鞑备录·国号年号》云：“去年(公元1220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黑鞑事略》亦云：“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今用六甲轮流，皆汉人、契丹、女真教之。”《蒙古秘史》中大量使用辰属纪年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蒙元时期的白话碑文中，多数是用干支来纪年的，用辰属纪年的反而不多(23)。直到中统以后，辰属纪年的方式，才在白话碑文中频繁出现。如《1268年河南登封少林寺圣旨碑》、《1301年河南荥阳洞林大觉禅寺法旨碑》、《1339年山西芮城永乐大纯阳万寿宫令旨碑》等等。 3. 单用年号，如“至元十六年”、“泰定三年”之类。此种纪年见于世祖始建中统年号(公元1260年)以后。如《1280年河北灵仙玉泉寺圣旨碑》末署“至元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1309年河南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末署“至大二年三月初六日”等。 4. 甲子与辰属并用，如“癸未羊儿年”，仅见于《1223年陕西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5. 年号与辰属并用，这也是元代白话碑文常见的纪年方式。一般是年号在前，辰属在后。如《1296年陕西盩厔太清宗圣宫圣旨碑》末署“元贞二年猴儿年”，《1326年河南许州天宝宫圣旨碑》末署“泰定三年虎儿年三月十五日”。也有辰属在前，而年号在后的，如《1298年河北灵寿祁林院圣旨碑》末署“狗儿大德壹年春二月二十七日”，《1301年灵寿祁林院懿旨碑》末署“牛儿大德五年春三月十四日”。 三、白话碑文的年代确定 白话碑文以辰属和干支纪年的方式，有时给旨书颁发年代的确定带来困难。元代白话圣旨、懿旨，往往不署颁发旨书的皇帝、皇(太)后之名。一些令旨、法旨、钧旨，虽署颁发者的姓名，但其人生平却于史籍无考或者语焉不详。此时如果旨书末尾所署日期并无年号岁次，只署“甲子”、“龙儿年”之属，往往难以马上明确旨书的颁发时间。因为元朝建国一百六十余年，干支相同的年份可能有两、三个。辰属相同者则更多，即使同一皇帝的任期内，有时也会有两三个年份的辰属相同。这时除了要依靠文献考证，从旨书所涉及的人物、时地等信息中寻找线索外，还可以利用白话旨书自身纪年上的某些体例来加以推断。 A. 如果某一旨书只用干支纪年，则多半是世祖中统建元(公元1260年)以前所颁的旨书。理由如前所陈。例如《1237年邹县孟庙钧旨碑》，首句称“皇帝圣旨里，扎鲁火赤也可那衍胡都虎、斡鲁不众扎鲁火赤那演言语”，末署“丁酉年一月”。有学者据同碑1314年的户部关文，断为1297年。但根据体例，只用干支纪年，世祖朝以后碑文未见。考文中所及胡土虎、斡鲁不、孔元措诸人皆元初太宗朝人，所述免孔颜孟三氏子孙差役赋税事，发生在太宗乙未(公元1235年)胡丞相籍汉地民户不久。《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二《印简传》详载其原委：“初孔圣之后袭封衍圣公元措者，渡河复曲阜林庙之事。时(丙申年)公持东平严公书谒师(指印简)，师以袭封事为言于大官人(即胡土虎也可那演)……大官人闻是言，乃大敬信，于是从师所言命复袭其爵，以继其祀事。师复以颜孟相传孔子之道，令其子孙不绝，及习周孔儒业者为言，亦皆获免其差役之赋，使之服勤其教，为国家之用三十六。丁酉正月……”知此丁酉年当为1237年。(24) B. 白话圣旨称引前帝时，一般按在位之先后依次称述至前帝，懿旨、令旨则称引至在任皇帝。据此可以推断旨书颁发于哪位皇帝之时。例如《鸡儿年河南荥阳洞林大觉禅寺懿旨》称引皇帝圣旨时云：“成吉思皇帝、月古歹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皇帝圣旨里”，知此道懿旨乃成宗(蒙古语庙号“完者都”)以后武宗时(公元1308—1311年)答已皇太后所颁，则此鸡儿年当为1309年。 但规则B有几个例外的情形，即： C. 在称引前帝时，太宗“窝阔台(亦作“月阔台”、“月古歹”、“月古台”等)皇帝”之后为“薛禅皇帝”(世祖庙号)，例不及“贵由(谷与)皇帝”(定宗)和“蒙哥皇帝”(宪宗)；世祖时所颁圣旨一般只提“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或“成吉思皇帝、皇帝(25)”，例也不及定宗、宪宗。因此如果某一圣旨只称“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或“成吉思皇帝、皇帝圣旨里”，那么此圣旨应为世祖所颁。(26) 如《猴儿年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文称“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知乃世祖时(公元1272年或公元1284年)圣旨，同碑猴儿年(公元1260年)、鸡儿年(公元1273年或公元1285年)两道世祖圣旨可为佐证。(27) D. 文宗图帖睦尔(公元1328—1332年)、顺帝妥欢贴睦耳(公元1333—1368年)所颁圣旨，称引前帝时例皆不及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公元1323—1328年)，虽然泰定帝也曾颁过这类护持圣旨，(28) 如《1324年山东泰山东岳庙圣旨碑》、《1326年河南许州天宝宫圣旨碑》。原因是元代后期激烈的皇权争夺。武宗以后，仁宗、英宗及后来的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均出于裕宗次子顺宗一系，独泰定帝出于裕宗长子显宗一系。1328年泰定帝卒，文宗与泰定帝长子、甫称天顺帝的阿剌吉八爆发了两都之战，把皇权重新夺归武宗一系。所以如果某一旨书称引前帝止于“格坚皇帝”(英宗庙号)，则此圣旨不一定是泰定帝所颁，也可能是文宗所颁。 E. 顺帝妥欢贴睦耳所颁圣旨，在称引前帝时除不及泰定帝外，1340年以后也不及“扎牙笃皇帝”(文宗庙号)。因为文宗曾谋杀顺帝父明宗，后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六月，顺帝下诏撤文宗庙主。由于顺帝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五六年，期间辰属相同的年份甚多，故称引前帝时有无“扎牙笃皇帝”，可作为确定圣旨颁发年代的一个标准。如《牛儿年平山天宁万寿宫圣旨》，陈垣先生、蔡美彪先生并断为后至元三年丁丑，即1337年，但均未说明其根据。今据文中称引帝号至“亦辇真班”(宁宗庙号)，知为顺帝时圣旨；又据文中仍称引“扎牙笃皇帝”，知圣旨颁发的年代当在公元1340年之前。公元1333—1340年之间只有一个牛儿年，即公元1337年。 此外，白话旨书在内容和译语、文字上的某些体例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其颁布的年代。如在列举蠲免赋税、差役的对象中是否包括答失蛮即可作为判定旨书年代的一项参考。有学者指出，世祖忽必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文宗图帖睦尔所颁的圣旨蠲免的对象通常包括答失蛮，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里八达的圣旨则不及答失蛮，顺帝妥欢贴睦耳的圣旨有时包括有时不包括，没有一贯性。(29) 又如文字上，结构助词“的”本写作“底”，宋代后因语音变化，轻读如“的”，因而也开始写作“的”。元代白话碑文中，公元1296年以后的碑文共出现353个“底”字，其中用于结构助词的仅4个，而“的”用于结构助词则有531个，这说明在此前后结构助词“底”已基本写作“的”字。(30) 但有些时候，我们无法直接从体例上推断出某一旨书颁发的年代，或者符合体例的年代不止一个，这时就只有借助文献史料，从碑文所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立石时间等信息中寻求答案。 例如《蛇儿年山东长清灵岩寺法旨碑》，文中既无明确的年号岁次，又未称引前帝名号，国师管着儿咸藏其人也不见于史籍记载。这样我们便无法根据体例推断出此蛇儿年的具体年代，只好结合正史、方志、金石等文献资料来推求。如文称“泰安州长清县”，据《元史·地理志一》，长清县元初属济南府，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始改隶泰安州；又文末署法旨的颁发地在“大护国仁王寺”，据《元史·世祖本纪四》：“(至元七年十二月辛酉)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元史·世祖本纪五》：“(至元十一年三月癸巳)建大护国仁王寺成。”则法旨当写于1274年以后某一个蛇儿年。但公元1274—1368年间共有八个蛇年，究竟为哪一个蛇年呢？中外学者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冯承钧先生《元代白话碑》断为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即1305年蛇儿年。根据是，本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调查过的一通灵岩寺碑刻，上有1307年灵岩寺奉到圣旨、令旨、帝师法旨各一的记述，碑中所云帝师法旨即此国师法旨，故法旨写定的年代在1307年以前，或即1305年。《元代白话碑集录》从此说。但问题是，写于1305年的法旨，不可能过了两年以后才颁发给灵岩寺僧众。灵岩寺号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元时所受护持旨书无数，其中帝师法旨亦当不少。(31) 且帝师法旨与国师法旨性质有所不同，不宜混为一谈。故冯氏1305年之说不足为信。第二种意见，法国学者沙畹断为顺帝至正元年辛巳，即1341年。根据是，当年在灵岩寺东侧墓地有定岩(即法旨的承旨者)撰书的1336年和1341年墓碑两通，因此推测法旨应为同时的1341年。王尧先生赞同此说，并据北图藏拓《大元泰山灵岩寺创建龙藏殿记》及《大灵岩寺碑》所述内容，证明了定岩住持灵岩寺在1335年以后。(32) 第三种意见，常凤玄先生认为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即1365年。理由是由国师越帝师之职颁发法旨，应该是元末帝师失载之后的事。(33) 到底那种观点正确呢？我们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廿余种灵岩寺的碑石拓片资料(34) 及其它史料，整理出元代灵岩寺住持传承的大致情况表(35)。由该表可知，此法旨的承旨者定岩慧公是在后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接替即将赴少林寺的息庵让公，出任灵岩寺住持的，并至迟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3年)以前已经卸任。因此，颁发法旨的这个蛇儿年只能是沙畹和王尧先生所推测的1341年辛巳，即顺帝至正元年，而不可能是冯氏所说的1305年或常氏所说的1365年。 四、数旨同刻 元代许多寺院、道观，特别是一些著名寺观，不止一次受到蒙古统治者旨书的护持。如陕西盩厔重阳万寿宫，是全真道教三大祖庭之一，“故朝廷注意为尤重，累年以来，所受诏旨，灿然盈箧”(36)。其中即有不少是白话旨书。为了显示与皇权的一贯的密切关系，这些承旨的寺观有时会把此前奉到的各种旨书合刊在一石之上，形成数旨同刻。例如陕西盩厔重阳宫《大蒙古国累朝崇道之碑》六旨同刻(37)，《河南登封少林寺圣旨碑》四旨同刻，《河北赵州柏林寺圣旨碑》三旨同刻，《河南郑州荥阳洞林寺碑》八旨同刻等等。其中有些是同一性质的旨书同刻，如《河北赵州柏林寺圣旨碑》是1293年、1296年、1312年三道圣旨同刻。有些则是不同性质的旨书同刻，如《河南郑州荥阳洞林寺碑》所刻八道旨书，分别为圣旨、懿旨、令旨和法旨。 元代白话碑数旨同刻时，各旨的排列次序上也有一定的体例。如果是同一性质的数道旨书，一般是按照颁发时间的先后来排列，时间在前者刻于碑石的上方或右方，时间在后者则刻于碑石的下方或左方(38)，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圣旨碑》碑阳自上而下依次分刻宪宗癸丑(公元1254年)、世祖鸡儿年(公元1261年)、龙儿年(公元1268年)及仁宗鼠儿年 (公元1312年)四道圣旨；《陕西盩厔太清宗圣宫圣旨碑》自上而下分刻元贞二年猴儿年 (公元1296年)、兔儿年(公元1315年)、至顺元年马儿年(公元1330年)三道圣旨；《大都崇国寺劄付碑》自右至左分刻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和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两道劄付。不同性质的旨书同刻一石，其排列的顺序首先取决于旨书的性质，如圣旨总是刻在碑的上层，尽管在颁发的时间上可能靠后；懿旨一般也刻于令旨、法旨之前，令旨则刻于钧旨之前。这时如有相同性质的旨书，再按照时间之先后排列。法旨与令旨同刻时，似也以时间的先后为次。如陕西盩厔重阳万寿宫《大蒙古国累朝崇道之碑》第二层自右至左，分刻癸未年(公元1223年)三月、九月、乙未年(公元1235年)七月初一日、初九日白话圣旨四道，第三层自右自左分刻乙巳年(公元1245年)和庚戌年(公元1250年)白话令旨两道。《陕西鄠县草堂寺令旨碑》自上而下依次分刻癸卯年(公元1243年)、乙巳年(公元1245年)(39)、丁未年(公元1247年)四月三道令旨和丁未年(公元1247年)十月一道钧旨。又如《河南荥阳洞林寺碑》八旨同刻，圣旨、懿旨、令旨、法旨四种皆备，各篇旨书刻石次序如附表所示，其排列顺序是圣旨在前，懿旨次之，法旨又次，太子令旨又次，诸王令旨又次。  注释： ①叶昌炽《语石》卷三，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②河北平山县志料征集处印《平山县志料集》卷一四·金石·永明寺碑，民国二十年刊本，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③碑刻宪宗癸丑年(公元1254年)、世祖鸡儿年(公元1261年)、龙儿年(公元1268年)、仁宗鼠儿年(公元1312年)白话圣旨四道。此碑《寰宇访碑录》、《中州金石目》等虽皆著目，但未录文。碑出土后，日本学者中村淳、松川节，国内学者道布、照那斯图对此进行了研究。参中村淳、松川节《新发现の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Ⅷ，1993；道布、照那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第1期。 ④照那斯图、道布《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首次公布，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6期。 ⑤原碑已不存，河南省鹤壁市博物馆藏有拓片。见李文仲《金山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载《文物天地》1996年第3期。 ⑥原碑今存。参《灵岩寺》编纂委员会《灵岩寺》，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⑦原碑今存。参贾成惠《内丘梵云寺元代圣旨碑》，载《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 ⑧如清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国书二碑，误把林县宝岩寺世祖鸡儿年(公元1261年)圣旨当作成吉思汗圣旨，原因就在于他不明白元代白话圣旨的体例，正文开始时要引述前朝皇帝的圣旨，如“某某皇帝、某某皇帝圣旨里”，“里”是蒙古语位格后缀-dur的对译。此篇正文首句本应作“成吉思皇帝圣旨里”，但“里”字白话译文偶或不译，所以变成“成吉思皇帝圣旨”。毕氏不明此理，遂误以此为成吉思皇帝圣旨。此外他释碑中文字：“以‘俺’代‘我’，音之转；‘甚么’即‘只么’，亦急读‘为什么’，当即唐人之‘遮莫’。”也差之千里。“俺”字初见于宋，乃“我们”之合音；近代汉语“遮莫”、“只么”、“甚么”、“为什么”各各一词，不应混为一谈。 ⑨Chavannes, " Inscriptions et Pié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  poque Mongole" , T' oung Pao, sér. 2, Ⅴ, Ⅵ, Ⅸ, 1904, 1905, 1908.⑩见第十三章《关于也里可温碑刻之留存》所列。 (11)本文对白话碑文所作的系统考察基于笔者在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基础上增补、校订的《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见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下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 (12)《蒙鞑备录·官制》：“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蒙鞑备录·国号年号》：“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 (13)又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此碑高桥文治先生有专文讨论，详高桥文治《モンゴル时代全真教文书の研究(三)》，《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33号，1997。 (14)本文有关白话碑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的拉丁转写，采用道布和照那斯图先生的体系。 (15)此句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鲍培(1957)认为句中否定词 ülu(不)后的成分u是疑问语气词，全句是个疑问句。照那斯图先生(1988)则认为u是ülu的形动词将来时附加成分，不是疑问语气词，全句“是疑问句，但它所表达的不是一般的疑问意义，而是表示肯定意思的反问，即用反问的语气表达说话者的肯定意思。”“这种结构类型的句子，在现代蒙古语里已不存在，但在古代蒙古语里，比如在元代蒙古语里则是很通用”。参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郝苏民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照那斯图《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蒙古秘史〉中“兀录兀”的“兀2”是什么？》，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2期。(16)《通制条格·庙学》“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圣旨”。 (17)意为“钦奉皇帝圣旨”。此处方位词“里”对译于蒙古语名词工具格后缀-iyar，表示行为的依据，犹“根据”、“按照”。元代圣旨以外的各类白话旨书，习以“皇帝圣旨里，(某某)懿旨/令旨/法旨/钧旨”开头。过去不少人不明“里”字之义，误把懿旨等皆当成“圣旨”。 (18)参照那斯图、道布、刘兆鹤《阿难答秦王八思巴字蒙古语马年令旨》一文注释①，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3期。 (19)《元史·诸王表》。 (20)《道家金石略》，第501页。 (21)元末因朝政紊乱、西藏乌思藏地方僧俗领主纷争等原因，出现帝师职位空缺，而由国师代为颁布法旨。参常凤玄《元代法旨碑四种》，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524页。 (22)但山东潍坊玉清宫同文石刻则只作“癸未年”，并无“羊儿”二字，就是说，此道圣旨原文很可能也只是以干支来纪年的。 (23)如《1233年燕京夫子庙太宗开国子学诏》的“蛇儿年”，见《析津志辑佚》“学校”所录。 (24)另参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载《大陆杂志》85-6，1992；森田宪司《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の课题二，三》，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5号，1990；森田宪司《〈大朝崇褒祖庙之记〉再考-丁酉年にぉけゐ「圣人の家」への优免》，载《奈良史学》第12号，1994。 (25)世祖以前旨书中，“哈罕(亦作“合罕”、“匣罕”等，蒙古语意为“大汗”，汉译“皇帝”)皇帝”，有时径称“皇帝”，乃太宗窝阔台的专用称号。 (26)参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第1页，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中村淳、松川节《新发现の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载《内陆ァジァ言语の研究》Ⅷ，1993。 (27)详细考证见笔者《元代白话碑文集录校注》这三篇碑文的有关注释。 (28)参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第1页，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杉山正明《元代蒙汉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二)》，载《内陆ァジァ言语の研究》Ⅵ，1991。此外，宫纪子指出，武宗海山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三月六日之前圣旨不及成宗铁穆耳，至同年9月5日才及成宗；其间八月十五日皇太后答己懿旨、十八日皇太子爱育黎拔里八达令旨均及成宗铁穆耳。参宫纪子《〈龙虎山志〉からみたモンゴル命令文の世界》，载《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2号，2004。 (29)杉山正明《元代蒙汉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二)》；中村淳、松川节《新发现の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但有例外的情形，世祖圣旨有时不及答失蛮，仁宗圣旨有时包括答失蛮。 (30)参笔者《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上篇，第79页。 (31)如《1329年举公施财记》云：“(举公)三钦皇恩特旨……一奉潜邸纶言(令旨)……受帝师法旨护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49册。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六记灵岩寺碑石云：“元时者，则有蛇儿年大元国师法旨碑，蒙古字(案实为藏文，即此碑)；至元龙儿年帝师法旨碑，蒙古字。” (32)王尧：《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载《文物》1981年第11期。 (33)常凤玄：《元代法旨碑四种》，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第501—524页。 (34)包括《清安禅师方公塔铭》(公元1282年，净肃撰)，《肃公禅师道行之碑》(公元1293年，从伦撰)，《达公禅师道行之碑》(公元1301年，左思忠撰)，《灵岩平公管勾勤迹之铭》(公元1306年，桂庵撰)，《挥公提点塔记》(公元1338年，定岩撰)，以上并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海公禅师道行之碑》(公元1313年，桂庵撰)，《灵岩山门庄之记》(公元1313年，桂庵撰)，《泰安州请容公长老住持疏》(公元1322年，泰安州官撰)，《寿公禅师舍财重建般若殿记》(公元1326年，恒勇书记)，《灵岩寺诗刻》(公元1328年，何约等题)，《塑像施主题名碑》(公元1328年，智久撰)，《举公提点勤绩施财记》(公元1329年，智久撰)，《慧公禅师碑铭》(公元1331年，觉亮撰)，《无为容公禅师塔铭》(公元1338年，德慧撰)，以上并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大元泰山灵岩寺创建龙藏殿记》(公元1341年，张起岩撰)，《息庵禅师道行碑记》(公元1341年，邵元撰)，《灵岩寺诗刻》(公元1355年，张士明撰)，以上并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灵岩寺执照碑》(公元1315年、1318年、1330年、1331年；国家图书馆藏拓，编号：各2915—2918)等。 (35)见笔者《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上篇，第14—18页。 (36)李庭《大蒙古国累朝崇道之碑序(1251年)》。 (37)关于《大蒙古国累朝崇道之碑》建立的背景，参高桥文治《モンゴル时代全真教文书の研究(三)》及《元の白话碑チンギス汗たちの发令文》，载《しにか》第12卷第3号，2001。 (38)不过偶有例外的情况。如《平遥太平崇圣宫给文碑》1253年的给文便刻于1252年之上。 (39)原碑作“乙未年”，当为“乙巳年”之误刻。理由是，根据文意，此令旨应在癸卯年(公元1243年)令旨之后，丁未(公元1247年)令旨之前，而“乙未年”为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与令旨内容不合，与旨书排列的体例也不合。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八、蔡美彪先生《集录》业已订之，而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八：“乙未者，元太宗之七年；癸卯者，太宗之十五年。此碑癸卯令旨转刻于乙未令旨之上，盖摹勒上石时失其次耳。”未能辨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