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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所说敦煌赋，是指敦煌遗书保存的赋体作品。其篇章、写卷及今人整理的情况如下表： 附图  附图 附图  以上三十一篇赋作中，先唐赋五篇：即张衡《西京赋》、王粲《登楼赋》、左思《吴都赋》、成公绥《啸赋》、江淹《恨赋》。这五篇皆见于《文选》。唐五代宋初赋二十六篇，其中见于唐宋诗文集的五篇：王绩《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杨炯《浑天赋》，释延寿《观音证验赋》；不见于唐宋诗文集的二十一篇。见于《文选》和唐宋人诗文集的赋作，因其写本时代较早，具有很大的校勘价值。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这二十一篇赋，其体制是与传统赋体不同的俗体赋。 《孔子项託相问书》、《茶酒论》、《＠②ｑｉā＠③新妇文》三篇，我在《敦煌赋校注》中没有收录。《前言》中陈述的理由是： 魏晋以来，由于赋的诗化和文化，赋与诗、文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如蔡邕的《青衣赋》，全篇由四言句构成，一韵到底，极似四言诗。曹植的《蝙蝠赋》、左思的《白发赋》几与四言诗无异，而叙写尚不及以诗命题的曹丕《大墙上蒿行》。齐梁时出现的以诗句为主体的小赋，也说明诗赋有合流的现象。沈约的《悯衰草》，《沈休文集》既收入赋类，又收入《八咏诗》中。唐代亦赋亦诗的作品更多。我们读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行文风格简直同高适的《燕歌行》没有什么区别。李白《鸣皋歌》，《李太白集》编入诗，而朱熹《楚辞集注》采之。刘希夷《死马赋》是纯粹的七言歌行体。有六个写卷《酒赋》，或名“高兴歌”，或名“高兴歌酒赋”，任二北先生即编入“敦煌歌辞”。可见，当时人们并不胶柱于诗赋文体之名。而具有赋体特征的文，六朝以来更是举不胜举。除了那些箴、铭、颂、赞之外，有以“论”（如《酒德论》）、“传”（如《大人先生传》）、“解”（如《进学解》）、“文”（如《吊古战场文》）等名题的散文，也可以归入广义的赋体之中。敦煌遗书中有一篇《祭驴文》（斯1477），写得生动幽默，同唐人律赋的格局十分接近。《变文集》所收《舜子至孝变文》，全文以六言韵语为主，也近似于赋体。至于部分近似赋体的，那就更多的了。张文成《游仙窟》的结尾一段，从行文句式到情感抒发，完全可以同江淹的《别赋》媲美。《孟姜女变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中散文部分是有韵脚的，也近似赋体。所以，本着名随其主的原则，凡不以“赋”命名者不予收录。唯斯6170收载一段失题的文章，刘铭恕、潘重规、张锡厚诸先生皆以赋名，故亦收入。 所说虽不无道理，但这三篇作品，因其对话体、故事性和大体押韵的特征，可以说是俗赋的典型，所以应当在所论之列。 二 这部分谈敦煌赋的作者。张衡的《西京赋》，王粲的《登楼赋》、成公绥的《啸赋》见于《文选》；江淹的《恨赋》见于《文选》、《江文通集》；王绩的《游北山赋》、《三月三日赋》见于三卷本《东皋子集》、《全唐文》（其中《游北山赋》还见于《文苑英华》），《元正赋》见于五卷本《王无功集》；杨炯的《浑天赋》见于《盈川集》、《唐文粹》、《文苑英华》、《全唐文》。释延寿的《观音证验赋》见于《感通赋》、《全宋文》。张衡、王粲、成公绥、江淹、王绩、杨炯都是文学史上的名家，其事易知。这里只说一下释延寿。 释延寿是五代禅门很重要的人物，他兼祧禅净二宋，是青原山行思禅师十世法嗣，又是净土莲社第六祖（注：延寿的法统宗流，参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26《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第十世，天台山德韶国师法嗣延寿传》及宋志磐《佛祖统纪》卷26《净土立教志莲社六祖永明智觉法师延寿传》。）。清世宗称之为“曹溪后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注：清世宗《御选语录》，收于《佛光大藏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他著述丰富，据说有“数千万言”，共61种，合197卷（注：见《智觉禅师自行录》、（《续藏经》，第111册），宋赞宁《宋高僧传》卷28《钱塘永明延寿传》。）。其中《宗镜录》一百卷，吴越忠懿王钱弘俶曾为之作序（注：《宗镜录》一百卷1994年三秦出版社曾据光绪二十五年江北刻经处刻本影印。）。此外有《万善同归集》三卷，《注心赋》四卷，当时甚有名。其《感通赋》一卷，宋人书目中仅见于《崇文总目》卷十。或入宋以后，已不甚流传。 独赖敦煌遗书保存的21篇赋中，10篇有作者姓名。《死马赋》的作者刘希夷，《双六头赋》的作者高适，两《唐书》有传，其事易知。 《温泉赋》的作者刘瑕。刘瑕其人，我们知道的材料也很少。唐郑綮《开天传信记》云：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凑；鸾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镂鞍。”述德曰：“直攫得盘古髓，舀得女娲瓤。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董虽短，伎艺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帝览而奇之。将加殊赏，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时有神功，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辍，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授以宫卫佐而止焉。 郑綮《开天传信记》引述《驾幸温泉赋》的内容，与敦煌本《温汤赋》大体相同。这就表明“文多不载”的《驾幸温泉赋》，适又在敦煌遗书内发现了完本。另一方面，由于赋的内容相同，又可证明，刘瑕、刘朝霞实即一人。但因史传失载，作者生平不详，仅知其为开元天宝前后人，进士及第，曾官春宫卫上佐。该赋写于天宝初。（注：参见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 《酒赋》有六个写卷，五卷皆题作者名为“江州刺史刘长卿”。但根据傅璇琮先生《刘长卿事迹考辨》，刘长卿并未任过江州刺史，查《江西通志》及《九江府志》，也未见江州刺史任上有刘长卿之名者。据《元和姓篡》，唐时另有一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但材料也仅有这些。《酒赋》同现存刘长卿诗比较，题材风格均大不相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酒赋》的作者刘长卿不是那位被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或许是托名而已（王小盾说《酒赋》的作者为伯2555号写卷的抄手。柴剑虹说伯2555号卷为“落蕃人毛押牙”所抄）。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作者是否为白行简，也颇多怀疑。日本学者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曾这样论述：“近顷从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古字本内，有题为白行简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传奇（按指《李娃传》）与那赋固然都是假托，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茅盾先生不但说“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且连该赋是否存于敦煌石室也表示怀疑（注：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7)1927年6月版。）。按白居易祭弟文，于极哀痛中仍不忘告以“骨兜、石竹、春钿等三人，久经驱使，昨天大祥斋日，各放从良”云云，盖行简生前颇多姬妾。《太平广记》卷283有《灵异记》一则，记行简生魂为祟，且称之为“小魍魉”“魍魉”即非美称，则其生平亦当有轻佻不检之处。其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终日携妓游玩，迁任时又携妓还洛。他在裴侍中府中夜宴，曾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的诗句，可谓风流至极。其兄如此，有“乃兄之风”的白行简至少不在其下。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文人学士狎娼妓擅房中且记之以诗赋，是相当普遍的。韩渥、皇甫湜皆有忠节孝廉之称，但韩渥的《香奁集》中多淫艳之词，而皇甫ｓｈí＠⑤之《出世篇》，更是穷极形相，可与《大乐赋》平分秋色。所以在没有新的材料之前，我们仍将《大乐赋》的创作权归于白行简。 关于《贰师泉赋》的作者，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录作“乡贡进士张侠”，拙著《敦煌赋校注》也从此说。郑炳林、颜廷亮先生则以为原卷当为张俅，即张球（注：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94页。颜廷亮《关于张球生平和著述几个问题的辨析》，《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通讯》1993年2期。）。按张侠生平无考。张球其人，大约生于长庆四年(824)，卒年可能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为归义军时期敦煌著名文士，留存至今的著作尚有16种，皆见于敦煌遗书（注：颜廷亮《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251-271页。）。 赵洽、何蠲、卢竧、王敷四人，史传不载，生平不可考，犹如作颂的“吉甫”一样，和无名氏无二致。 十一篇佚名的赋中，《秦将赋》、《子灵赋》、《月赋》、《不知名赋》四篇，按其章法文气，行文用事，可以肯定是有相当文化造诣的文人所作。但原卷不写作者之名，作者待考。《去三害赋》残缺严重，兹不论。《变文集》所收六篇俗赋，因为是民间讲唱文学，即演出的脚本，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加工改进，所以也不可能有固定的作者。 三 再谈赋的时代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作时代，一是抄写时代。当然，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抄写时代一定是该作品产生的下限，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20篇有作者姓名的赋中，15篇的作者生平可考或大致可考。那么，这15篇赋的大体创作时间是没有问题的，托名者除外。而抄写时代可考者有： 伯2528所抄《西京赋》，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一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680)八月廿三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在长安，此卷或为长安弘济寺僧人所抄而带到敦煌的。 斯3663所抄《啸赋》，也没有署年，但它后题有“文选卷第九”，今本在卷十八。按《文选》三十卷为昭明旧本，六十卷为李善所分。写本既云卷九，则明为昭明旧本。再加上抄写中“世”字“虎”字不避讳，所以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唐以前写本”（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322页。）。 抄写王绩三篇赋的伯2819号写卷中，多用武则天时代所制造的新字，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唐武后时的写本。但是，王先生对伯2819和斯3663号写卷年代的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六月，太宗诏令：“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名、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太宗诏令甚明，当时虽有讳“世”“民”字者，但官方文书讳者甚少，民间因之。及至太宗崩，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诏“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又应有司所请，“改治书待御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司马、别驾改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讳。”但到显庆五年，高宗又下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意改易。”斯3663不避“世”“虎”，完全可能是太宗武德九年六月到贞观二十三年六月间的写本。以字之避讳来断定写本之年代，应有其他佐证。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两卷跋》据第三（伯2530）“虎”字缺笔，“民”字不缺笔，断定此卷是唐高祖时写本。实际上伯2530原卷即有“显庆五年”题记，此卷写于高宗时无疑，罗氏所见影本未摄入。至于武则天时期所造的一些字，敦煌中晚唐写本中仍有使用的，更不能仅据此断定伯2819号写卷的抄写时代，如斯11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中有武后新体“正”字，然卷末题记云：“大唐光化三年庚申岁二月九日写记”，可确定抄于晚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去武后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盖当时抄者依据前代写本，而未将新字回改为旧体。 抄写高适《双六头赋》的伯3862号残卷，没有题记，难以推知抄写年代，但该卷避唐讳甚严，可以肯定是中晚唐写本。 《温泉赋》的两个写卷中，伯2976抄写年代无考，但5037卷内同抄有窦昊撰《肃州刺史答南蕃书》。由此可以推知该卷抄写时代的上限，当在肃宗时代。因为窦昊其人，两唐书无传，仅《新唐书》卷17《宰相世系表》云：窦昊曾为“宁远将军”，大约是玄宗后期肃宗时人，且《答南蕃书》的内容明示作于安史乱后。法国学者戴密微以书中“今我河西节度使吕公……拥旌旄四载”的线索考证推断，窦昊此书的写作年代为代宗宝应元年(762)，而抄写该书当在此同时或更后一些时间。 抄写《观音证验赋》的上图81255号写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散录》定为唐写本，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因之（注：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409-430页。）。吴织、胡群耕《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判定为“宋写本”（注：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是可信的。 《酒赋》的作者不是诗人刘随州，那么它创作于什么时候呢？《酒赋》中有“壶觞百杯徒浪饮，章程不许李稍云”的句子，李稍云何许人也？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可见李稍云是麟德(664-665)以后的人。另外，《太平广记》卷279引《广异记》云：“陇西李稍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娼，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这里有四个人名，其中卢若虚为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左拾遗卢藏用之弟。裴士南兄裴士淹，乃开元末郎官。李蒙于开元元年博学宏词科及第，见《登科记考》卷五；《全唐文》卷361又说李蒙是开元五年进士，《太平广记》引《广异志》同，并谓此年及第进士三十人，泛舟曲江，与声妓篙工尽溺。按尽溺死之说未必可靠（见《登科记考》按语），进士三十人之数也与《通考·选举考》所云“二十五人”不合。但可以肯定的是：李稍云是开元时人。这个人物，曾活跃于妓女群中，其创制的酒令对当时影响很大。《变文集》所收《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也提到他，云：“京罗缦里合今时，丽句高吟抛古调，诗赋却嫌刘禹锡，令章争笑李稍云。”元稹《寄吴士矩端公五十韵》也说：“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曲庇桃银盏，横讲稍云式。”又考唐代前曾有两次江州之置，一次在武德四年(621)，一次在乾元元年(758)（见《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初，江州称寻阳郡。假定《酒赋》为某一江州刺史所作，则乾元元年可以拟定为《酒赋》产生的上限。任半塘先生说：“此辞作于中唐，至晚不过咸通”（注：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790页。），其说可信。 至于《酒赋》的写本，现存七个写卷中，伯3812有抄写年代，云“维大唐乾宁二年”，乾宁为唐昭宗李晔年号，乾宁二年即公元895年。伯2633原卷末段署有“辛巳有正月五日记”题记。拙著《敦煌赋校注》根据吐蕃占领敦煌期间(781-850)所有写经、壁画都只署甲子，并无年号这一说法（详后），推断此辛巳年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现在就写本的其他内容和书写款式等方面考查，恐怕是五代时期的写本，大约写于后梁贞明七年辛巳(921)。伯2488号卷背写有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但“辛卯”为何年，各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日本学者池田温定为长兴二年(931)，郑炳林则以为此卷当抄于咸通十二年(871)。拙著《敦煌赋校注》和张锡厚先生的《敦煌赋汇》都定为元和六年(811)。颜廷亮先生力主长兴二年说。我认真阅读了颜先生的论文，认为他的证据是较为充分的，结论也可信（注：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日本东洋大学文化研究所1990年678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94页。颜廷亮《关于〈贰师泉斌〉的作者及写本年代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伯2555号写卷，汇录了吐蕃侵占敦煌时期的诗文。从卷中所抄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孔璋《代李邕死表》及写卷中一些署名诗作的写作年代、《全唐诗》已收诗作的写作年代判断，该卷的抄写年代约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到德宗建中二年(781)之间（注：柴剑虹《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1983年全国敦煌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此卷同伯2633相比，讹字较少，如“嵇叔夜”，伯2633作“嵇叔也”；“兴治文章”，伯2633作“兴剑仗将”等，论情理此卷是早于伯2633的写本。如果这种推断可信的话，伯2555就是目前见到的《酒赋》最早的写本，也是《酒赋》创作时间的下限。另外，伯4993卷中，“恒”字缺末笔，乃避穆宗李恒讳，疑写于长庆年间(821-824)或其后不久（用张锡厚说）。 伯2488还抄有《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将赋》。其中《贰师泉赋》、《渔父赋》还见于伯2621和伯2712。伯2712号写卷末题“贞明六年庚辰岁二月十九日龙兴寺学郎张安人写记之耳”。贞明为五代后梁末帝年号，贞明六年即公元920年。 伯2621号写卷较为复杂。我原先根据本卷末题“戊子年四月十日学郎员义写”的题记，并按吐蕃统治敦煌七十年只署甲子的习惯，定戊子为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但现在看来恐怕是错的。因为“戊子年”的题记是本卷正面《事森》的尾题，而《贰师泉赋》、《渔父赋》是抄在背面的。背面除抄写这两篇赋之外，还抄有《子灵赋》、《占耳鸣身热心动》、《惊面热目润》以及启、状、残契约、杂写等。杂写首行写有“甲辰年五月十三日”，残契约中有“庚午年”等语。更值得注意的是，《渔父赋》后还有题记：“长兴五年岁次癸巳八月五日敦煌郡净士寺学士郎员义”。长兴为五代后唐明宗李亶年号，长兴只有四年。敦煌地僻西陲，不知中原已改年，故有此误记。但长兴四年是癸巳，五年则是甲午。所以，这里的五年可能是四年之误。长兴四年，公元933年。 《秦将赋》还见于伯5037、斯173。伯5037的抄写时间难于考定。斯173正面抄有《李陵与苏武书》《穷囚苏武与李陵书》等，有“乙亥年六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张英俊书记之也”的题记。李正宇先生根据斯173、斯707、伯3528、伯3393、伯3386、伯3189等写卷考定，敦煌三界寺学存在的时间是925-975年（注：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这期间只有一个乙亥年，即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那么，斯173号的抄写时间就在此年。 《龙门赋》的四个写本均无题记，也没有其他考察年代的标记，所以难以考知抄写年月。伯2544号末题有“永和九年”数字，乃偶写王羲之《兰亭集序》，非抄者记年。因为同卷还抄有唐人诗文，明示为中唐以后写本。姜亮夫先生著《莫高窟年表》，误以为“南县尉卢竧撰《龙门赋》，永和九年作”（43页）。日本金冈照光《文学目录》遂沿其误。 《丑妇赋》的两个写本中，伯3716卷未有题记：“天成五年庚寅年五月十五日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写”，“天成”为后唐明宗李亶年号，天成五年是公元930年。《月赋》的写本只有伯2555，抄写年代约在760-781之间（见前）。《子灵赋》见伯2621号写卷，抄于933年（见前）。《去三害赋》写于伯3393卷背，赋前还杂写“戊午年五月刺史”、“丁巳年八月九日僧政大云寺”、“丁巳年九月八日”“乙酉年九月十五日”等字样，其中明确写有年号题记的为：“乾祐三年二月十八日社司转帖”，乾祐为后汉高祖刘暠年号，乾祐三年即公元950年。 《韩朋赋》今存七个写卷，斯10291系斯3904开端数行之第四行至第八行残去之文字（注：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369页。），斯4901与斯3904实系同一写本而破损为二，而分裱成两卷者（注：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42页。）。所以应当说有五个写卷。其中斯2922卷末行题“癸巳年三月八日张忧道书了”，我在《敦煌赋校注》中把该卷的抄写时间定在唐宪宗元和八年癸巳(813)，日本人金冈照光推测癸巳应为933年。近年的研究证明，敦煌遗书中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部分抄写于晚唐五代时期，那么，斯2922号写卷抄写于933年，当更接近实际。王利器先生谓伯2653号写卷的臣宇多作武后造字，因而断定“这本是同武则天时代抄写的了”（注：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55年。引文见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83页。）。按，同卷还抄有《燕子赋》（乙），开头云“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可见该卷不可能抄于武则天时期。《韩朋赋》的其他三个抄卷，已无从考察其抄写时代了。颜廷亮先生推测它们是归义军曹氏时期的抄本，也大致可信（注：颜延亮《敦煌〈韩朋赋〉写本的抄写年代》，《曲艺讲坛》1997年第3期。）。 《晏子赋》有八个写卷，多数残损严重，只有伯3716、伯2564号写卷有题记。伯3716抄写时间为930年（见前）。伯2564号写卷背面末端题记云：“乙酉年五月八日”。根据本卷所抄其他文件以及这些文件的其他抄卷所提供的时代信息，推测此“乙酉”可能为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乙酉(925)。用同样的方式推考，伯3821号写卷的抄写时间当在归义军中期以后，斯5752号写卷很可能也是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抄写的（注：详见颜廷亮《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其他四个写卷的时间不可考。 《燕子赋》（甲）已知有九个写卷：伯3666号写卷正面首题“燕子赋一卷”之下有题字“咸通八年□月家学生（下残）”，卷背有卷后亦有“咸通八年正月廿日”题字，则该卷抄于咸通八年(867)或之前。伯3757首题下有“金光明寺学士郎就载红、孔目汜员宗”题字，卷背有“天福八年岁次癸卯七月一日”题记。“天福”为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天福八年即公元943年。敦煌金光明寺寺学的存在时间，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是在905-922年之间（注：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按李氏考证金光明寺寺学存在的时间与天福八年(943)有误差，这是因为他是以现存敦煌遗书中他所见到的相关资料推考该寺学存在的时间的，而金光明寺及其寺学实际的存在时间未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伯3757和斯395的相关记载把该寺学存在的下限推迟二十年。）。而这位“汜员宗”的名字，还见于斯395号写卷，该卷有题记也说“天福八年”。那么伯3757抄于天福八年当无问题。 伯2491，卷背有《金光明寺僧昙荣文书》，又有“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一日”题记，则此卷与上卷抄于同一年。斯214写卷有“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甲申年三月廿三日永安寺学郎杜友遂书记之耳”两条题记，敦煌的永安寺学，据敦煌遗书中的相关资料，当存在于923-979年（注：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庙志观简表》，《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唐宋时期的敦煌学校》。）。这期间只有一个“癸未”(923)和一个“甲申”(924)。那么，该卷当抄于此时。伯4019写卷有“曹光晟书记”、“使节沙州军事左散骑尚书兼御史大夫检校郎曹（下残）”题字，颜廷亮先生推测，曹光晟可能与归义军时的曹光进、曹光嗣是兄弟；“曹某某”应是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要员，从其官衔考察，或许是曹议金。那么，伯4019大概抄于914-925年之间（注：颜廷亮：《关于〈燕子赋〉（甲）的写本年代问题》，《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 列1484号写卷，有“龙兴寺学郎石庆通……”题记，李正宇先生考定龙兴寺学的存在时间为917-920年，那么本卷的抄写也当在这个时间。其他三个写卷抄写的时间不可考。 今所知《孔子项託相问书》的抄卷有19个之多，16个是汉文写本，3个为藏文写本。汉文写本中，有题记年号的，是斯395、伯3833。斯395题记作“天福八年癸卯岁十一月十日净土寺学郎张延保记”，这是公元943年的抄本。 伯3833号题记作“丙申二年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仕郎王和通写记”，没有年号，只有干支，张鸿勋先生推测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注：张鸿勋《敦煌本〈孔子项託相问书〉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总9期）。）。此说恐不确。敦煌的莲台寺学，李正宇先生根据伯3569、伯2618等写卷证明其存在的时间是893-936年。此其一。其二，伯3833号卷子系册子本，前抄有《王梵志诗卷第三》，为同一人所抄。而伯2914号《王梵志诗卷第三》与伯3833号的《王梵志诗卷第三》内容正相衔接，其卷未有题记作“大汉天福三年岁次甲寅七月廿九日金光明寺僧大力自手记”，是则伯3833的“丙申”宜为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7)。而三个古藏文写本，虽无年代，但据冯蒸先生的研究，当是十世纪左右的译品（注：冯蒸《敦煌藏文本〈孔子项託相问书〉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茶酒论》的六个写卷中，伯2718卷末有题记：“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开宝”是宋太祖年号，开宝三年是公元970年。不过开宝三年为庚午岁，壬申乃五年，此必有一误。 伯3910是小册子，十九页，前有题记一行“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阴奴儿买策子”，末又有题记“癸未年二月六日净土寺弥赵员住右手书”。“阴奴儿”其名，又见于斯5441《捉季布传文》题记：“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四月十四，孔目学士郎阴奴儿自手写季布一卷”，“太平兴国”为宋太宗赵炅年号，三年是978年。如果两卷中的“阴奴儿”是同一人的话，那么伯3910写卷的“己卯”可能就是太平兴国四年(979)，“癸未”可能就是太平兴国八年(983)。李正宇先生考证敦煌净土寺学的存在的时间是870-973年（注：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那么净土寺十年后还存在，完全是可能的。其余写卷则无时间可考。 《＠②ｑｉā＠③新妇文》有三个写卷。伯2564还抄有《晏子赋》，前面已经考证该卷抄写于925年。伯2633还抄有《酒赋》，前文又考证抄于921年。斯4192号写卷的时间无考。 1992年，我在《敦煌赋校注》的前言中，对敦煌赋各写卷的时间进行了初步探讨。现在看来，我当时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即将只署干支而无年号的卷子一律放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50)。当时的主要根据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前言所说的一段话： 敦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为吐蕃所管辖，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治理敦煌，其间敦煌在吐蕃管辖时期凡70年。在这个时期所有写经、壁画都只署甲子，并无年号。 其实，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所有写经、壁画都只署甲子，并无年号”，并不是说所有只署甲子、不署年号的写经都是吐蕃时期的。还要指出的是，这段话本身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敦煌遗书并不都是只署甲子，而无年号；只署甲子而无年号的遗书绝非仅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例如，有名的伯3633卷背所抄写的《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显然是金山国时期的状文，而卷末题署作“辛未年七月□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再比如，抄有《孔子项託相问书》的伯3833号写卷有题记作“丙申二年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仕郎王和通写记”。按照只有干支纪年的写卷只能抄写于吐蕃时期，那么此“丙申”就可能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事实上，此卷与伯2914为同一写卷而撕开为二者，伯2914卷末有“大汉天福三年”的题记，明确说明抄于公元936年，前后相差两个甲子。 可见，读书确实需要仔细，稍有疏忽，就会犯错误。我举一个例子：陈寅恪先生作于1930年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立意深刻，文笔精炼，为国内学人所津津乐道。而最为人们所称道，且在敦煌学界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说陈先生在此文中认为敦煌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2000年7月29日在莫高窟揭幕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大院中用大理石镌刻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一行赫然醒目的大字。然而，如果以为此话是陈寅恪先生的意思，那实在是误解了陈先生。陈氏的原文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或曰”者，有人如此说也。其说的根据是，敦煌发现之精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陈文接着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详细列举了劫余下来的八千余卷的学术价值，认为并不是“唾弃之剩余”，我国学者倘能利用这些材料，努力研究，“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就可以推动世界学术之潮流。当然，敦煌藏经洞一经发现，即接连不断地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官僚豪绅相勾结的浩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未尝不可，但这决不是陈寅恪先生的原意。 ＠②原字齿加牙 ＠③原字齿加可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