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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殷周金文集成》修订新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衡量新版《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这样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著录书的标准，就学术意义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金文的释读水平(如果没有金文拓片释文，则看器名的确定情况，它能反映出编纂者对器物的理解程度)，二是金文年代判断的准确程度。新版《集成》在这两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 原版《集成》出版后，影响巨大，意义深远。遗憾的一点是只有金文拓片，而无金文释文。这无疑使非专业的人员望而却步，从而降低了《集成》的利用价值，也不利于专业知识的普及。而对专业的人员来说，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现在新版《集成》在每张金文拓片旁增加了释文部分。释文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古文字研究的成果，表现在所释的字多了，空缺的地方少了，准确程度也提高了。虽然新版《集成》是直接将张亚初先生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的释文拿来使用(间有变动)，但单独看张氏的释文，也有不便之处。现在新版《集成》将二者放在一起对读，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诚然，释文或有可商之处，但新版《集成》无疑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研究的平台，将有力地推动今后的金文研究工作。 在历史学(包括考古学)研究中，年代学的研究最为紧要，也最为繁难。对于金文研究亦是如此。要比较准确地把握金文的年代，不仅要对金文的字形、书体有深刻的理解，还要对金文的载体——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作为现代的金文研究家应该具备的素质。王世民诸先生在青铜器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例如他们编著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立论公允，分析细致，好评如潮。新版《集成》在金文资料的年代研究上也有诸多成绩。例如编号为4225—4228的无其簋，原版《集成》定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新版《集成》则改定为西周中期；编号为4154—4155的仲枏父鬲，原版《集成》定其年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新版《集成》则改定为西周中期。在全部金文资料中，数西周中期和晚期最多、篇幅最长，最具价值，学界对它的期盼也最大，对这一阶段青铜器年代的划分，要求也比较苛刻。在这种情况下，诸家意见分歧也很大。以上新版《集成》对部分西周铜器年代所作的改动，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持续研究、反复斟酌、力求更进一步的精神。总而言之，新版《集成》在金文断代方面充分地体现出21世纪初的研究水平。 新版《集成》之所以新，还体现在新增加的四个附录上。第一个附录是《器物出土地索引》。此《索引》以省区来划分，一般细分到县。金文资料出土较多的地方则具体到村落、遗址，如安阳的小屯、妇好墓、殷墟西区，长安的张家坡、马王村、花园村。全国以及各省、各县的金文资料分布情况一目了然，便于作总体把握。出土金文资料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和陕西省。近年来这两个省都在作本省的《殷周金文集成》，《器物出土地索引》对他们来说使用起来很方便。至于对有关各地考古研究的参考价值，更不待言。 第二个附录是《器物现藏地索引》。此《索引》于国内部分，以省区来划分，省区下列出金文资料现藏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研究所、保管所、文化馆等单位。于国外部分，以国别来划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研究所名前缀所在市区名，另外还有一些私人收藏。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各个现藏地所藏金文资料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金文资料在海外的收藏及其影响。 第三个附录是《器物著录书刊索引》，此《索引》分“中日文部分”和“西文部分”。据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金文资料的来源和其他相关情况，特别是新增《集成》原版问世后十多年来出版的58种书刊，这对于今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深入研究很有帮助。 第四个附录是《部分著录书刊与本书器号对照表》，这一部分尤为重要。《集成》所收的某一件器和某著录书刊中的某一件器是同一件器。这是一件做起来很复杂、很困难的工作。例如传世颂簋有8件，形制、纹饰、铭文差不多，但它们分别著录在多种书刊中，要一一搞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要全面掌握拓片资料，有时还要考察实物。对这一点，不少专家未必清楚。《集成》作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原版在“铭文说明”中已逐器详细交代该器前曾见于何书，新版的这一索引更逐一交代54种重要著录书被收入《集成》的全面情况，这便超越了一般金文著录书的功能，因而特别受到欢迎。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新版《集成》成功的原因。从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等先生为代表，他们都是古文字学家，可称之为文字学派。一派以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为代表，他们都是考古学家，可称之为考古学派。前者擅长文字考释，发明“标准器断代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断代，成果斐然。当然由于青铜器中的标准器很少，很多青铜器的年代难以据此而推求，所以文字学派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者不擅长文字考释，但运用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则可以推求很多青铜器的相对年代，以补文字学派之不足。显然，两派各有所长和所短。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这两大学派逐渐形成。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日渐成熟，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学派开始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因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单独地解决上述问题。陈梦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但他在科学院考古所工作，他超越前贤和同辈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将两大学派的优点结合起来。试看他的《西周铜器断代》，特别留意铜器的出土地点；从他对铜卣的类型学分析，可见他对考古学的认识和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的超前意识。而以王世民先生为首的《集成》作者，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陈梦家先生的优良传统，而新版《集成》可视为两大学派优点相结合的又一新的推进。这正是今后金文研究的方向。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12期总第44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