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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通常把培养、选拔官吏来源以及任用和管理官吏的制度称为“选举制度”。明代选举制度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上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而《明史•选举志》就是一部影响最大的记载明代选举制度的专门文献；但其在为人们提供了明代选举制度的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的同时，也给后人造成了不少误导。因此，对之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和研究，就显得日益迫切。郭培贵教授《明史选举志考论》(以下称简《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一书的面世，就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考论》约42万字，以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明史•选举志》(以下简称《志》)为底本，旁征博引，钩沉发覆，寓论于考，着重于论，对《志》的全文进行了逐节、逐句的考论。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特点值得肯定。 一、钩稽史源、绳衍纠谬。可靠的史料或确凿的史实是人们正确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起点。故《考论》首先以澄清史实为己任。据笔者初步统计，全书共考出《志》文讹误七十余处，其中史实讹误四十余处，时间讹误二十余处，人名讹误近十处。如，曾对明中后期世风吏治造成严重消极影响的“例监”究竟始于何年?《志》言“景泰元年”；《考论》则根据时人奏议和相关实例，确证其应为“景泰四年”(79—84页)。又如，明代于辰、戌、丑、未之岁对地方官员进行的“朝觐考察”始定于何时?《志》载为“弘治时”；《考论》则据《实录》中的系统史料，确认应始定于洪武十八年(372—374页)。再如，《志》载“陈迹”、“高汝愚”、“郭有道”、“杨思心”、“赫从道”等人名，《考论》尽搜相关史料，考得当分别作“陈述”、“高启愚”、“郭允道”、“杨师心”、“郝从道”。另外，对于《志》文表述不确者，《考论》亦一一予以揭明和纠正，此类情况约有百余处。如，《志》云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也即应试科举者必须来自学校。此论误导甚广，至今仍被相关论著所广泛称引。作者则以充分确凿的史实，证明应试科举者除学校生员作为主体外，尚有不少“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医士”、“吏员”等非出自学校者(8页)。又如，《志》云天顺后“非翰林不入内阁”，此论影响也甚为广泛。作者则列举出正德、嘉靖时刘宇等四人和崇祯时程国祥等十一人皆非经翰林入阁的实例，纠正了其阙漏(222—223页)。尤值一提的是，书中还纠正了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标点错误近三十处；而对于《志》中个别证据不足、一时难下定论者，作者则存疑待考，体现了严谨、笃实的学风。 二、寓论于考，着重于论。《考论》不仅具有严谨扎实的考据之功，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有着深邃的义理开掘。对《志》所涉每一制度、事件和现象，务求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诚如我国著名明史学家张显清先生在《序》中所言：“该书考之精详，论之成理；考是论的基础，论是考的升华。”(1页)如对“出身资格”在官员铨选中的变化，《考论》不仅总结了明初“不拘出身资格”，天顺后“重出身资格”，嘉靖后“独重进士资格”的变化过程；而且揭示了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官源的供大于求、进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及其在国家政权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以及为维护该地位而对非进士出身官员的排斥，是其直接原因；而君主专制官僚体制则是其根本原因”(337页)。又如，对明代科举，作者首次总结了其在中国古代科举发展中处于鼎盛阶段的八大特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纠正了广为流行的认为“童试”是其最低一级考试的错误认识；指出始于正统九年的“科考”才是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再如，对明代国子监，作者既充分肯定了其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又指出其完全作为政治统治附庸、消磨和摧残人才等局限性，另外，《考论》对府州县卫所儒学、提学、武学、荐举、廷推、保举、武举、文官荫叙、考满、考察等制度，也都在考察其流变和揭示其特点、实质及其现实启示中，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也为现实相关方面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钩沉索隐，明其原委。叙事简练原是《明史》的一个突出优点，但也正因如此，《志》文也多有语焉不详甚至重要制度缺载之处。出乎此，《考论》亦将补充《志》文缺略作为要务，以明其原委，复其本真。据粗略统计，《考论》补充并论述相关重要史实达二千余条，其中属补漏者达千余条。如对乡试应试人数的限制，《志》文只有“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率”十七个字的记载；而《考论》则以确凿的史实考出其仅是万历三年的规定，并得出明廷“对应试生儒做出定额限制，大约始于成化年间”，嘉靖末，又改“定额限制”为“按乡试录取名数比例限制”等结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善于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补《志》之缺漏。如，对洪武时期实行荐举和对荐举人才的任用情况，《志》文所载简略，《考论》辑录《实录》资料，编成《诏举人才表》和《荐举授官统计表》予以补充，得出了重要数据和结论。又如，关于明代外国官生来华留学情况，《志》仅有“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的记载，《考论》则尽搜相关史料，编成了《明代外国官生来华留学情况统计》一表加以补充，并在指出《志》文讹误的同时，揭示有明一代外国官生来华留学的特点。类似表格全书共有15个，分别对儒学设置，历科武举、会试、殿试、进士数、庶吉士名数及其入阁名数等作了统计分析，不仅使相关信息更加丰富、系统和简明，显著增强了本书的说服力，而且大大提高了相关问题的研究精度。 总之，正如南炳文先生在该书《序》文所言：“《考论》所涉及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对《志》文本身的研究，而是一部以《志》为线索，对明代学校、科举、荐举以及官员铨选制度进行全面研究和阐释的学术著作，处处反映着作者的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该书的问世，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迄今该《志》最为完善的文本，为人们正确使用该《志》提供了便利，更将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仔细研读和借鉴。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考论》一书同样也给人们留下了缺憾，如洪武至成化间实行的民众乞留官员制度，是明代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古代颇具特色，而且对现实也很有借鉴意义；《考论》在自序中虽已指出《志》文缺载此制的不足，但可惜仍未能对此做出相应补充和论述。又如，对有些具有重大意义问题的探讨还处于澄清史实的阶段，仍留下很大的发掘空间。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