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讀中華書局新版點校本《南部新書》，發現此書無論在點還是在校諸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今特擇其有代表性的，拈出如下，以就正於點校者和諸位方家。 一、一個不應有的錯誤 本書124頁，有這麼一句話，按新標點本鈔錄如下：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為陂。 按照這個標點，這句話意思是，天寶四載，把一個任職尚書叫“無頗”的人，改其字為“為陂”。但唐玄宗時，有一個叫“無頗”的尚書嗎？ 其實，這裏的“尚書”根本不是指官銜，而是指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尚書》。所謂“無頗”，是《尚書·洪範》中的兩個字，唐玄宗自以為“頗”字與上下文不押韻，於是下令改“頗”為“陂”。這條詔令名《改〈尚書·洪范〉“無頗”為“無陂”敕》，頒佈於開元十三年，其全文就保存在《唐大詔令集》卷八一。今略引證如下： 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頗”、“尊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墮缺，傳授之際，差別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唐玄宗所指，乃《洪範》中的下列文字： 無偏無頗，尊王之義。無有作好，尊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無偏無党，王道蕩蕩。 在“無偏無頗，尊王之義”下麵的幾句，“好”與“道”、“惡（ｗù）”與“路”、“黨”與“蕩”，都協韻，即唐玄宗敕令中所稱：“據其下文，並皆協韻。”他認為，只有“頗”與“義”不協韻。因此，他根據《周易·泰卦》中“不平不陂”句中的“陂”字，與“頗”訓詁無別，因此斷言這裏的“頗”字有誤，應當是“陂”字，並下令改了這個字。 唐玄宗在這裏實在是一知半解，他不知道“義”的古音為“我”，正與“頗”協韻，因而作了個錯誤決定，露了一千古大“怯”。 針對唐玄宗的錯誤，北宋宣和六年（1123）宋徽宗下了一道手詔： 唐開元中，以《洪範》“無偏無頗，尊王之義”聲不協韻，遂改“頗”為“陂”，誣偽汨真。可下國子監、秘書省，復從舊文，以“陂”為“頗”，使學者誦習不失箕子之言。（見《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十三） 可惜這道手詔下得太晚了，因為不到3年，宋徽宗就成了金人的俘虜，被終身困死在五國城。這就是說，他這一手詔，既對宣和六年以前的鈔本、印本無能為力，又由於一度亡國，對宣和六年以後的鈔本、印本也影響甚微了。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尚書·洪範》那段文字，大都還是唐玄宗所臆改的樣子。說到這裏，《南部新書》那12個字，就可以作如下標點：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為“陂”。 但這還沒有完，這裏最好能夠出一條校勘記，指出“天寶四載”的記時是錯誤的，正確的應是“開元十三年”。這正是陳垣先生所稱的“他校”。 二、兩個不應有的破句 新版126頁有下面一段，按其標點鈔錄如下：鄭玨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後入相。 鄭玨不僅是名門之後，他的叔祖就是唐朝有名的宰相鄭綮。而且關於鄭玨的事蹟，不乏記載，即如上面那段話，看了《舊五代史》卷五八《鄭玨傳》，就不會錯成這樣。《鄭玨傳》云：初，玨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 尤其是輯錄《舊五代史》的館臣，還在這里加了一條案語： 案《古今事類》云：鄭玨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典贍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考玨以光化中登第，歷相梁、唐，而《古今事類》以為唐昭宗時作相，誤也。 寫到這裏，不難明白，上段文字正確的標點應是這樣：鄭玨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後入相。 新版150頁，仍有一段令人莫名其妙的話，今按其標點鈔錄如下：伏以兇惡不去，輦轂難為。肅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 按著這個標點不知作何解。正確的標點應該如下：伏以兇惡不去，輦轂難為肅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 三、幾處應更準確的地方 16頁：郾入京為員外郎分司，判西台。 按，這裏的“分司”，顯然不是指在陪都（洛陽）的任職，而是分管之義。故其標點似應是：郾入京為員外郎，分司判西台。 21頁：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按，就其文義而言，是說戴少平死了16天，又活了。而不是說他在16日那天活了。這樣，其標點似應是：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或者戴少平後不逗，連讀下去亦可。） 90頁：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制一《戎衣大定樂曲》。 按，據《新唐書》卷二一《禮樂志》載：“帝（按指唐高宗李治）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這裏的永徽，正是唐高宗的第一個年號，“永徽之理”，即“永徽之治”，因為“治”字犯了高宗的名諱，故改稱理。據此，可知，此曲名《一戎大定樂》，故不應把“一”字標在樂曲名之外，又，其名中“衣”字似是衍文，當刪去。 131頁：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紓、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按，何謂“分直”，即分別在宮中值班。因此，分直不應與“遺補令史”合在一起。正確標點似應是：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紓、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 四、略說本書的校勘 本書校勘，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是一些校勘術語的使用。在校勘過程中，凡屬不用出校勘記而直接改的情況，稱作“逕改”，對於避諱字的改動大都屬於這種情況，如寫了校勘記，還說“逕改”，就不免自相矛盾了。如本書13頁校勘記第19：“魚玄機，張本避諱作‘魚元機’，逕改。”30頁校勘記第58“玄孫禹錫，張本‘玄’避諱作‘元’，逕改。”都屬此類。另外，這裏所稱的“張本”，即清張海鵬刻的《學津討原》本，這個本子已被整理者確定為整理本的底本，因此，在校勘記中，應稱底本為是。 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都不在校勘範圍，或者說，逕改就可以了，本書這類校勘記不少，如57頁校勘記第24，“嘗”作“常”，同頁校勘記第26“以”作“已”，同頁校勘記第31“於”作“於”，第91頁校勘記第6“恠”作“怪”，第94頁校勘記第40“惣”作“總”之類，似都不必出校勘記，直接統一成通行字就可以了。 誠如清代學者段玉裁所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見《經韻樓集》卷一二《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所謂“定其是非”，即判斷各本異文的正誤。本書在這方面似欠功夫。今舉一例。131頁講唐代杜兼藏書，卷後必有題云：清俸寫來手目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為不孝。 這“手目校”，137頁校勘記第34云：“伍本‘目’作‘自’。”其實“手自校”是過去藏書家常用語，是指親自動手校書，自非他人代勞可比，故特別標出，以示手澤之重，而“手目校”顯然欠妥。因此，這裏出異文校記就太不應該了。 最後，該書72頁，把“天寶四載”印成“天實四載”，無論編、校都顯得粗疏，實不應出現這樣的錯誤。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見，我寫此文的目的，也只在於希望大家重視古籍點校問題，多用點功力，少出點錯誤。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四期（總28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