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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下文简称《醉翁谈录》）一书对于研究宋代小说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此书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包括《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二篇），关系到宋代说话的诸多问题，也是我们研究宋代说话的重要文献，但迄今尚未有专门文章予以深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谬加抉发，并求教于方家。 一 先看《小说引子》。 “小说引子”这个标题是何意思？这篇《小说引子》到底作何用处？窃以为，所谓“小说引子”，就是“说话四家”之一“小说家”说话的“引子”。“小说引子”四字下又有小字注云“演史讲经并可通用”，是说这篇“小说引子”不仅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家”可用，“演史”、“讲经”两家也可通用；而此小注也恰恰证明此“小说引子”就是“小说家”说话之“引子”。此篇文末又有小字注云：“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这是说，在此“引子”说完后，下面即可敷演正话了。那么，此“引子”一词即是“叙引”之意，其作用殆同入话。 《小说引子》开首有诗： 静坐闲窗对短檠，曾将往事广搜寻。 也题流水高山句，也赋阳春白雪吟。 世上是非难入耳，人间名利不关心。 编成风月三千卷，散与知音论古今。 从这首诗看，作者大概是位“书会先生”，或是与说话人关系密切的“才人”之流。他“编成风月三千卷，散与知音论古今”，可见他所编话本或说话资料很多，而本书即是专采“风月”故事，是给说话人用作参考的资料书。① 诗下一段述“人分数等”、“世有九流”云云，应是“小说引子”题中之义，是一般小说家说话在开讲之前经常喜欢铺陈的话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关于“小说家者流”一段：“小说家者流，出于机戒（械）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这是对“小说家者流”的一次深化阐释。《汉书·艺文志》述“九流”之后又云“可观者八家而已”，因此，向来的学者几乎都以为小说家不在“九流”之数，而此篇“小说引子”明确提出“小说家者流”在九流的地位，这实际反映了民间说话艺人的立场，因此值得重视。 次之，“歌云”下接一首历代传授歌，这首歌可能在讲史（或演史）中通用。歌从“传自鸿荒判古初”始，至“宋承周禅握乾符”止，也说明它是宋代的作品。“传授歌”下面“太极既分”一段，主要关系到演史，其段末云：“所业历历可书，其事班班可纪。乃见典坟道蕴，经籍旨深。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明显是演史家口吻。“总依故事”句下小字注云：“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正表明以上是“引子”而已，后面才可以接正话。 下面又有两诗，都明显是说话家口气： 破尽诗书泣鬼神，发扬义士显忠臣。 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 又： 春农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这两首在这篇《小说引子》之末，与开首那一首诗似乎又构成上场诗与下场诗的结构形式。 仔细寻绎这篇《小说引子》，笔者以为，它实际可能包含两篇“引子”。开首“静坐闲窗对短檠”一诗与其下一段，是一篇“引子”；而“传自鸿荒判古初”一歌与其下一段，则似另一篇“引子”。文末两首诗则可能本来各系于一篇“引子”之后。 二 再看《小说开辟》。 窃以为，所谓“小说开辟”仍是“小说引子”之义，观此篇结构、功能也似仍是一篇“小说引子”而已。同时，我们从此篇“小说开辟”与上篇“小说引子”都并列在“舌耕叙引”这个卷目之下的情况，也可以肯定它们都是“舌耕”（即“说话”）的“叙引”。“叙引”、“引子”、“开辟”，三者的含义应当相近。 但是，这一篇“小说开辟”格外受到小说研究者的重视，确实，它具有不可低估的小说史意义。一是它高度肯定了“小说”（指“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家”）的意义：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 此篇当出书会才人之手。对于不被文人士大夫看重的市井说话伎艺，这位作者表现了充分的自尊和自信，精练地概括了说话者所需具备的知识背景，他们不仅阅读《太平广记》、《夷坚志》那样的文人文言小说，还需要精熟欧、苏、黄、陈佳句，李、杜、韩、柳篇章。这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市井说话与所谓的“高雅文学”的关联。这里明确地提出了说话艺人的“参考文献”——《太平广记》、《夷坚志》等，表明民间说话人对于文言小说的依赖，也说明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互动关系。文言小说何以影响白话小说，即此已足以证明。说话艺人及民间听众所喜闻乐见的项目是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所热中的主题是“相思”、“密恨”、“兴废”、“英雄”，其实也就是《小说引子》里“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显然，这些其实也都是“看官们”的选择，是时代文化取向的微妙反映。 紧接上段的中间部分，胪列了当时流行的说话名目（分析详后），而后又云：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啣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  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这一段主要描述了说话的艺术效果，其极富渲染色彩的讲说对听众起到了心理冲击的效果，并寓有劝惩教育和娱乐功能。这里还提到了说话的艺术技巧，“讲论处不 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可见，说话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说话艺术，说话是一种广场行为，而不是说话者自说自话，它是“说”与“听”双向作用的过程。“敷演”即是叙事，说经演史，皆须敷演。“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需要“敷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需要“敷演”；“说国贼”、“说忠臣”、“讲鬼怪”等，皆需要“敷演”。“敷演”可谓说话人的看家本事，但“敷演处”要“有规模、有收拾”，“有规模”，即是要有所依凭，如说经演史皆要有所根据，即是“有规模”；后来出现的所谓“按鉴演义”云云，亦当即此意。《小说引子》中说：“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所谓“谨按史书”、“总依故事”，也就是“规模”。“有收拾”，大约是结构布局之意，也即对于“讲论处”、“敷演处”、“冷淡处”、“热闹处”等要统筹考虑。“敷演”之外，还要间或插入说话者的议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褒贬是非”、“讲论古今”，也即《小说引子》“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之意。但又不要啰嗦教条、拖泥带水，这就是“讲论处不搭、不絮烦”。说话人又认识到，“说话”有“冷淡处”，有“热闹处”，并区别对待，此皆揣摩看官心理，乃说话家江湖经验、心腹之言。“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云云，则再次表现自己的艺术才华，语气中不免有自矜之意。这都是来自真实的说话艺人之口，否则断不能说得如此真切。末有“诗曰”： 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 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 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 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 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 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显然，在这诗之后，同样也可以像前面《小说引子》的末尾那样，加一句“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因为在结构上，这篇与《小说引子》一篇是相似的。 三 当然，《小说开辟》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中间部分所记载的说话名目： 说《杨元子》、《汀州记》、《崔智韬》、《李达道》、《红蜘蛛》、《铁瓮儿》、《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记》、《铁车记》、《葫芦儿》、《人虎传》、《太平钱》、《芭蕉扇》、《八怪国》、《无鬼论》，此乃是灵怪之门庭。言《推车鬼》、《灰骨匣》、《呼猿洞》、《闹宝箓》、《燕子楼》、《贺小师》、《杨舜俞》、《青脚狼》、《错还魂》、《侧金盏》、《刁六十》、《斗车兵》、《钱塘佳梦》、《锦庄春游》、《柳参军》、《牛渚亭》，此乃为烟粉之总龟。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言《石头孙立》、《姜女寻夫》、《忧小十》、《驴垛儿》、《大烧灯》、《商氏儿》、《三现身》、《火杴笼》、《八角井》、《药巴子》、《独行虎》、《铁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李铁铃》、《陶铁僧》、《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此乃为朴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梅大郎》、《斗刀楼》、《拦路虎》、《高拔钉》、《徐京落章（草）》、《五郎为僧》、《王温上边》、《狄昭认父》，此为杆棒之序头。论《种叟神记》、《月井文》、《金光洞》、《竹叶舟》、《黄粮梦》、《粉合儿》、《马谏议》、《许岩》、《四仙斗圣》、《谢溏落海》，此是神仙之套数。言《西山聂隐娘》、《村邻亲》、《严师道》、《千圣姑》、《皮箧袋》、《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红线盗印》、《丑女报恩》，此为妖术之事端。也说黄巢拔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争雄，《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笔者以为，对此说话名目，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以下三点： 一、虽然《小说开辟》出现了众多小说名目，但它们只是作者的举例，作者在交代“说话”的八种题材类型：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时，为每一类列举了几个名目为例，如此而已；而不是对当时所有说话名目的著录。因此，显然此所录说话名目肯定不足以反映宋代说话名目的全部，而宋人实际的说话名目应远远超出此数。② 二、《小说开辟》所列举小说名，仅是说话名目而已，而不一定是书面的所谓“话本”。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在当时未必有书面形态的文本，可能只是民间流行的说话而已。③所以，也就不能据此判断宋代“话本”小说，而只能保守地称之为宋人“说话”。当然，我们也并不能排除其中有一些说话名目当时可能就有书面文本形态的存在。 三、虽然这些说话名目未必是话本小说，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宋代“话本”的实物，但宋代说话之发达则是可以定论的，宋人说话的艺术成就实际不必依赖于书面形态的话本而加以评价。即此名目，已可概见宋代说话之繁荣了。 关于这一说话名目，前人研究已多，本文不再重复考证，只拟就此来讨论宋代说话与文言小说的复杂关系。今将这些说话名目与其所出之唐宋文言小说的对应关系（可以确考者）制表如下：④   此表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民间说话与文人文言小说之间的关联，反映了文言小说如何进入到说话领域以及说话艺人如何吸收文言小说题材的双向互动情况。虽然我们能够寻绎出许多说话名目与文言小说的对应关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说话就一定是依据那些文言小说而敷衍的。说话与文言小说的相互关系无非存在三种情况：先有文言小说，后有说话；先有说话（未必都是说话艺术的形式，包括民间故事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有文言小说；说话与文言小说同时存在。我们并不能认为文言小说在前，而相关说话在后；或者说文言小说是源，而说话是流。有些文言小说本来就是采自民间，这些故事虽被写成文言文本，但仍在民间流传，如唐传奇《李娃传》系据《一枝花话》而写定，而民间的《一枝花话》却不会因为有文人写的《李娃传》而停止其民间的流衍。民间艺人也径可依据民间流传之口头文本去敷演说话，而不必或不可能依据文言文本。因此，宋代民间流行的“李亚仙”，又何必依据文人传奇《李娃传》或宋人改编的本子呢？又如《莺莺传》、《燕子楼》、《章台柳》之类说话，虽然源自唐传奇，但故事流传人口，妇孺皆知，而且很可能愈演愈丰，远远超出唐传奇文本的范围了，因此说话艺人几乎用不着依据唐传奇或它们的宋人改编本那样的书面文本，即可口若悬河地敷演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谨慎地认为，此文言与说话两种文本是平行的关系。 而这些说话名目如果有书面的写定本，也应与唐传奇大有区别，而且，不仅在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上，即使在结构、叙事、趣味诸方面皆可能有所不同。即使有书面文本（或即话本），但也是因说话人而异，不可能有一个说话人共同遵守的讲说的底本（话本）。例如上面说话名目中《李达道》、《无鬼论》与北宋文言小说集《云斋广录》中的《西蜀异遇》、《无鬼论》，虽然肯定存在重要联系，但我们并没有充足理由指出到底是说话敷衍了《云斋广录》，还是《云斋广录》本是依据说话而写定。因为还有第三种可能，两者皆系依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而敷衍或写定。但如果《云斋广录》此两篇系据说话而写定，或是为说话而敷衍，则我们认为《云斋广录》此两篇就是“话本”，也未尝不可。其他如《王魁负心》、《钱塘佳梦》、《锦庄春游》、《水月仙》之类说话名目，都有与之对应的通俗文言传奇，其对应双方之关系皆可依此类推。 通过对《小说开辟》所载说话名目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灵怪、烟粉、传奇、神仙四类，题材多因袭前代，多有与之相对应的文言小说；而公案、朴刀、杆棒、妖术诸类说话，题材似多来自当代，也少见有与之对应的文人文言小说，它们似更具有宋代特征，也更具有民间特色。如果说前四类尚有文言文本作为说话参考，那么后四类可能只是口头文本。其中如《姜女寻夫》、《骊山老母》、《丑女报恩》等，主要是民间故事性质。虽然也能找到其本事的文献出处，但故事一定在民间长期流传而愈演愈变了。而《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王沙马海》、《燕四马八》、《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定是民间流传之英雄传奇故事，不大可能有文言文本的存在。这些故事当是通过口头讲说、戏剧演出等形式在民间长期流传，而民间流传的各色本子可能最后被集中起来并奠定了《水浒传》、《杨家将》、《三侠五义》之类小说的基础。 “孙庞”、“刘项”、“张韩刘岳”、“晋宋齐梁”，这些名目当属于讲史（演史），有《史记》、《汉书》、《通鉴》以及前代史传可供敷衍。在说话人敷衍之前，大抵也未必需要将该题材从史籍中剪裁下来，再用白话写定成话本形式，然后再据以敷衍；而更有可能的是，说话人书史文传久蕴胸中，是可以直接上场演说的。这从他们“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的功夫上可以得到印证。优秀的说话人肯定可以摆脱书面形态的“话本”的束缚，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即使说话人面前不需要这样一个书面文本，其胸中还是少不了一个活态的“文本”的，所谓“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就正是这个意思。显然，他们胸中的这个“文本”，应是烂熟于胸的故事，而不是书面的“话本”。对于那些有文言小说依据的说话，我们是否也应如此看待。 《小说开辟》所载说话名目中，有一些我们在《醉翁谈录》本身所载的传奇小说中就能找到对应的文本：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这些与《小说开辟》说话名目对应的传奇作品就具有作为“话本”的可能性？是否就可以视作“话本”呢？笔者以为，答案应是肯定的。这些说话名目有对应的通俗文言的文本，而尚未见到白话文本。窃以为当时主要是这些通俗文言传奇的小说本子在起说话底本的功用。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通俗文言话本”呢？窃以为是合适的。王秋桂先生说：“无论如何，宋元人说书如有底本，形式当较似《醉翁谈录》或其所引的《绿窗新话》，而不是我们目前所见的三言或六十家小说中的作品。”⑤这也正可以支持笔者的看法。像《小说开辟》著录之《鸳鸯灯》、《王魁负心》、《李亚仙》、《徐都尉》等名目，应是当时尚在民间流传的说话，那么，《醉翁谈录》所载录的那些通俗文言传奇文本是很有可能就被作为它们的“话本”的；甚至不妨认为，《王魁负心》即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鸳鸯灯》即是《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因为似乎没有必要再将《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王魁负心桂英死报》那样浅近文言的文本再改编成完全白话的所谓“话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等也是可以视作“话本”的，而不必再称之曰“拟话本”了。再说，在宋代，所谓白话之“话本”，尚未见实有，而何以“拟”之呢？⑥ 从《醉翁谈录》来看，宋代可能并不存在纯粹白话写作的所谓话本小说，而通俗浅易的文言文本实为比较普遍的形式。笔者以为，所谓宋人活本，不必是白活形态，而用通俗浅近的文言体作为说话的书面叙事形式可能比较合理，也似更加接近史实。 注释： ①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第380页。 ②《四和香》、《倩女离魂》、《苏小卿》等均是当时广为流行的说话，但《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未录其目，也说明《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非是系统全面的著录话本（或说话）名目。谭正壁将见于《宝文堂书目》而不见于《醉翁谈录》的现有传本编号对举，计有三十九种。 ③胡士莹认为“篇中所载的一百十七种故事名目，可以认为都是口头的‘话’，却未必是书面的‘本’（其中大多数失传，以此），但是现今不少学者如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皆以为全是话本名目，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在这些名目当中，也不能把‘话本’排除出去。这里有几种情况：一、在这些名目当中，其中一部分可能同时有话本存在；二、有些故事还是先经书会编撰，然后说话人据以讲说的；三、其中一部分只保存在一代代艺人们口头传授中间，一直没有记录下来；四、有些故事在流传一个相当长时期以后，才有话本被人（或说话人自己）开始记录下来。”（《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页一236页）《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录说话名目只是口述作品，而非笔写作品。韩南认为“该书所能透露的只是某某小说的内容，已存在于元朝或更早时期的口述文学中而已。除非我们相信一个不大可能的见解，即每个口述故事都有话本，而现存的所有小说都是直接根据这些话本写成，否则我们就不能把《醉翁谈录》作为最初笔写小说出现年代的证据。……”（韩南《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张保民、吴兆芳合译，《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7页）王昕说：“这些篇目在当时未必都有书面的‘本’，或许其中一部分只是艺人口头的‘话’，还未曾写定为‘本’，因其书与‘说话’伎艺的发展年代最近，直接从口头‘说话’那里记录篇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有的故事虽经书面记述其篇目，但当时未必写定成本，辗转传承，渐次于口头散失，恐怕也占一定数目。”（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 ④“青琐”、“云斋”两项，主要参考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唐传奇”、“其他”两项，依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丽情集》各目，参考程毅中《〈丽情集〉考》（载《文史》第十一辑）。《汀州记》以下五目，据谭正璧《〈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丑女报恩》，据孙楷第《小说考证》。《杨元子》以下四目，据王年双《〈夷坚志〉所见的话本戏剧材料》（《宋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张高评主编，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第402页）。 ⑤《论“话本”一词的定义校后记》，载《中国文学论著译丛》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转引自周兆新《“话本”释义》，《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⑥《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著录之传奇话本有《鸳鸯灯》一种。李剑国据此认为此传在南宋已由说话人改编为话本（《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225页）。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