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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 儒家发源于先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遂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和主流思想,儒家著作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东汉经学兴盛,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各家所传经文皆辗转传抄,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甚至出现了通过行贿私改兰台漆书文字以合自家经文的事情。因此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李巡等提议在太学门外立碑刻石,以为经籍之定本。“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自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隶释》卷二十引《水经注》文)。石经确实达到了为人们提供标准的目的,既达到了正定经文的目的,又有利地保存了各家资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功成于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以汉代通行之隶书写刻《周易》(梁丘氏)、《尚书》(欧阳氏)、《诗》(鲁氏)、《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传》(严氏)、《论语》(张侯鲁论)七部经,因此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即北魏洛阳劝学里,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的碑楼庄、朱家圪壋和大桥村之间。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长安,烧毁洛阳宫庙,倾巢之下,太学讲堂岂能卵全。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乃复始扫除太学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 (《魏志·王肃传》注)。可见当时汉石经尚在,但已有缺损。为适应古文经盛行的形势,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古文经《尚书》、《春秋》及曹丕《典论》于太学讲堂西侧,以补汉石经仅刻今文之缺,但仅书刻古文又恐时人难识,即列小篆和隶书二体于古文之下,因此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至此,汉魏石经并立洛阳太学,而此后它们亦一样的命运多舛。 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先后为洛州刺史,二人皆笃信佛教,废毁石经,用作寺庙,石经至此残毁不少。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汉魏石经而未果,此时当尚存多半。至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澄通过水路搬迁石经至邺城,运至河阳,遇岸崩,没于水者近半。周大象元年(579)由邺城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营造司改为柱础,至唐贞观初,魏征收集汉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隋书·经籍志》)。经历如此辗转迁徙,石经踪迹不可穷究。宋代时,汉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魏石经则未闻发现,洪适搜集石经拓本,《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存洛阳苏望摹刻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魏石经残石直至1895年洛阳故城龙虎滩才有第一次出土,今天可见的汉魏石经残石,最大的一块不过数百字,小的只有几个字。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作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复原了当时各碑的次序及位置,推定各种残石在原碑的大致位置。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如北齐天保元年(550) “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文宣帝纪》)。此处仅云蔡邕石经,不云魏石经,而《洛阳记》载汉石经四十六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汉石经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并立于太学,是否高澄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才能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一说《北齐书》记载有误,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且各经皆有,令人怀疑石经是否曾经遭遇水厄,或者当时仅仅把完整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原地。而且《隋书·经籍志》仅言高澄运石经,不言是一体、三体。这些问题,俟后发掘有新得时解决。 石经书者,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后世遂据以归功于蔡邕。蔡邕虽擅书法,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二十余万字亦不可想象。《隶释》所录残字有“堂典”、“马日”姓名,洪适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 (《隶释》卷十四)。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据传世文献和汉石经残石,考参与此事者,列成一表,凡二十六人(含刻工陈兴)。近年出土的熹平石经后记残石亦有“臣赐”、“臣宽”等人名,恐怕当时政府调动了一批善书者完成此事。正始石经的书者,各家记载不同,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所书,而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候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晋书·卫恒传》)。晋去魏未远,卫恒当非臆断。杨守敬考为卫恒祖父卫凱书。马衡先生则认为,其书者断非一人,三体各自不同,品字式的古文书者与直下式的古文书者又不同。其例当与《熹平石经》同。 熹平石经的碑数,各家记录亦不同,当以陆机《洛阳记》为最确:“凡四十六碑: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按:指《仪礼》)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水经注》云,碑高八尺,广四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经文直下书刻,不分列。碑两面刻,每经自为起讫。每碑行数据马衡先生考当在三十九行或四十行之间。 正始石经碑数,各家记载亦不同,《西征记》以为三十五碑,《洛阳伽蓝记》以为二十五碑,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出土魏石经残石,上有“第廿一三”、“第八二”等计数字,有人考订魏石经为二十八碑,但马衡先生以为不可过信此计数。正始石经因与熹平并立,其形制、高广当与熹平同,惟其三体,故有两种格式:一种纵横有界线,每三体作一格,称直下式,每石为32至34行,每行60字左右;一种一格之内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称品字式,每石25至26行,每行74字左右。据马衡先生考证,正始石经共刻石28块,约十四万七千字。碑亦两面刻,但与汉石经诸经自为表里不同,表为《尚书》,里为《春秋》。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汉魏石经,是汉魏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以此为源头,此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的大规模刻石还有五次: 一是唐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刻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立于雍地,又称“雍石经”。楷书十二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论语》,附刻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两种字书。清时贾汉复集十二经之字补刻《孟子》于后,凑成了十三经,今完好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二是五代后蜀广政七年(944)刻立于成都的《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因在成都,又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楷书十部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仅刻十七卷)、《论语》、《孝经》、《尔雅》,宋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十八卷至三十卷;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这部石经并刻注疏,用石近千块,是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当时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至宋初尚完好,元明时即不知下落了,拓本极为罕见; 三是北宋嘉祐六年(1061)完成于洛阳太学的《北宋石经》,又称“嘉祐石经”、“二体石经”、“国子监石经”、“开封府石经”或“汴学石经”。用篆书和楷书写刻九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碑立汴京太学,后亡佚,今仅存残石; 四是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刻立于临安的《南宋石经》,又称“光尧石经”,为宋高宗和宪圣皇后吴氏所书,故又称“高宗御书石经”。七种经:《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仅刻五篇)(以上五经为楷书),《论语》、《孟子》(以上二经为行书),凡二百石,今杭州孔庙尚存八十六碑; 五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于北京的《清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刻十三经及乾隆五十年上谕和乾隆六十年和绅表,楷书,凡190石,今完好保存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 不仅如此,熹平石经的字体是当时通行的隶书,端庄典雅,落落大方,气势不凡,可见汉隶的典型风范,那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三体石经集中古文、篆书、隶书于一碑,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字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丰富的水平,又可一览文字演变过程和书法概貌,还为世人提供了三种书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汉魏石经皆有残石和拓本两类。汉石经残石凡189块,大者存28字,小者仅存1字,多在10字以内;魏石经残石147块,大者存12字,小者仅存1字。拓本有据馆藏以拓装的《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两册和魏石经残石拓本两册。拓本据说唐时已有,但存世者多为近拓,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八册,民国十七年出版,周康元拓,孙伯恒编,马衡序。集北京大学国学门、吴兴徐森玉、鄞县马衡、潢川吴氏、胶县柯昌泗、福建陈淮生、江夏黄浚及孙氏等八家藏石,凡460块(其中汉石经313块,魏石经147块),1098字; 二、《集拓汉魏石经残字》四册,民国十九年吴宝伟编,收汉石经178块,魏石经10块; 三、《汉魏石经残石》两册,收建德周季木、吴兴徐鸿宝、江夏黄伯川、鄞县马衡等人藏石; 四、《熹平石经残石集拓》二册,民国二十二年,罗振玉辑藏,凡95石; 五、《癸酉续得熹平七经残石》,罗振玉藏,凡95石; 六、《熹平石经残字》一册,白坚等藏,凡15石; 七、《汉石经》残字两张,为于右任与文氏两家藏石之合拓本,两面,一面存401字,一面存421字,为现存最大的汉石经之一。 八、梁启超旧藏魏石经残石拓片; 九、正始石经残石的裱轴两种和拓本数张。 原载：《文物天地》2006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