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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散文，既是研究上古汉语的珍贵语料，又是研究诸子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因此，其文本注释首先需要准确，方能确切地反映当时语言、文化、思想的种种面貌。有鉴于此，乃就其中若干名篇注释失误者予以考释，大体以时为序，连缀成篇，以就正于方家。 1）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古代汉语》（第二册，中华书局版）注：“这里的‘有’和‘无’都是抽象了的哲学概念。”《古代汉语》（中册，高教版）注：“所以认为‘有’是利益（之所在），‘无’是作用（之所在）。” 按：前一种注释只限于对“有”和“无”二词的说明，并未涉及对句意的理解，而这恰恰是疑难之所在。王弼注云：“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这是把以上两句理解为因果句，似乎老子意在强调“无”的作用。其实王弼的串讲并不符合老子的原意。把前一“以”字解释为“所以”，不仅有“增字强释”之嫌，而且与后一“以”字也不一致。姜可瑜曾把上两句当作并列句，意谓“‘有’固以之为利，‘无’亦以之为用。”以上所引后一种注释与此相近。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才符合老子的意旨，即先肯定“有（实体）”之固然有利，再强调“无（空间）”之亦为有用。在句中，“利”与“用”为互文见义。 2）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古代汉语》（高教版）注：“方，方正。割，指使人受到妨碍。廉，有棱角。刽，划伤人。” 按：释“割”为“使人受到妨碍”，迂曲而又无据。其实以上四句两两相对，“方”与“廉”义近，“割”与“刽”义通。《尚书》孔传曾指出“割”通“害”。所谓“不割”即“不伤害人”。 3）知而不争，不可谓忠。（墨子·公输）《古代散文选》（人教版）注：“知道这个道理而不据理力争（意思是不劝阻楚王）。” 按：释“争”为“据理力争”，系增字强释，不合原意。“争”实为“诤”之古字，即“以直言劝告而使人改错”的意思，当解释为“谏诤、劝谏”。 4）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同上）《古代散文选》注：“短褐，粗布短袄。” 按：释“短”为长短之短，这是望文生义。其实此处之“短”通“豆”，指奴仆所穿之“布衣”。《战国策·宋卫策》：“邻有短褐而欲窃之”，吴师道补注：“短，一作‘豆’。”《汉书·贡禹传》：“豆褐不完”，师古注：“豆者，谓童竖所着布长襦也。”可见《公输》之“短褐”是同义连文，“短”并非长短之短。 5）子路对曰：“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古代汉语》（中华）注：“方，道义的方向。”《古代汉语读本》（南开大学）注：“方，[道义的]方向，[是非的]准则。” 按：释“方”为“方向”或“准则”，又增“道义”与“准则”二字，总嫌迂曲而义隔。这可能是因误解古人训“方”为“义方”的缘故。其实古代训诂家所谓“义方”并非“义之方”，而是同义复语，“方”即“义”也，“理”也。“知方”就是“懂得道理”。 6）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古代汉语》（中华）注：“宅，宅院，人们居住的房舍。” 按：对古代文献进行随文释义，不能就词解词，应当联系上下文，考虑词义的“语境规定性”（参拙著《新著训诂学引论》，2005）。“宅”字前有“五亩”之修饰语，后面又有“树之以桑”的述说语，古人“居住的房舍”岂有如此之高大？上引注释显然不合情理。“五亩之宅”的“宅”，当指房舍及院子周围的空地。 7）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同上）《古代汉语》（中华）注：“以，介词，凭着。霸，指行霸道。” 按：把此处的两个“以”解释为“介词，凭着”，那么这两句就成为“管仲霸，晏子显”了。这显然违背原意。赵岐《章句》于此注云：“管仲辅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显名。”孙氏疏云：“管仲以佐其君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显名。”其意皆以“其君”为主，以管仲、晏子为辅。因此这里的“以”是动词，当训为“使”。这在古籍中不乏其例。如《战国策·秦策》：“向欲以齐事王”，高诱注：“以，犹使也。”以上两句是说，“管仲使其君称霸，晏子使其君显耀。” 8）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同上）《古代汉语》（中华）注：“好比解下倒吊着人的绳子。” 按：仔细揣摩，这样串讲似乎把意思说反了。因为这句的主语是“民”，“犹解倒悬”是比喻“民之悦之”的程度，所以这里不是说“民”去“解倒悬”，而是说“民”从“倒悬”中被解救下来。由此看来，上述串讲是误把“解倒悬”当作动宾结构，而其实应当是动补结构，即“解”后省略一介词“于”字。“犹解于倒悬”，意谓“民”好比“从倒悬中被解下来”那样喜悦。这样串讲才符合原意。 9）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同上）《古代汉语》（中华）注：“来，使……来（来归顺）。”《古代汉语》（北京版）注：“劳之来之：使民劳，使民来。来：通徕，招徕的意思。” 按：上引注释显然是受《论语》“既来之”一句的影响而误解。上引原句并非指“远人”，且“劳”“来”连用，“劳之”不是“使之劳”，“来之”也不是“使之来”。《尔雅》：“劳、来，勤也。”《诗·下武》：“昭兹来许”，郑笺：“来，勤也”。《史记·周本纪》：“武王曰：‘日夜劳来，定我西土。’”王念孙《广雅疏证》云：“皆谓勤也。《孟子·滕文公》‘放勋日劳之来之’，亦谓圣人之勤民也。”依“语境规定性”原则（详参《新著训诂学引论》），王说极是，“劳来”谓“慰劳、安抚”。正因为如此，故下文云：“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10）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古代汉语》（中华）注：“海运，指在大海上运行。南冥，南方的海。” 按：“是鸟”为此句之话题主语。如果把“海运”解释为“在大海上运行”，那么“则”字即为多余之词。“则”字或表示承接，或表示条件，在这一句里只能理解为表示条件关系。往昔有所谓“六月海动”之说。宋人林希逸云：“海运即海动，海动则有大风。”而大风正是“是鸟”“徙于南冥”的条件。下文又云：“去以六月息者也”。周六月即夏四月，正是海动起大风的季节，与上文“海运”正相对应。 11）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同上）注：“三餐，指一天。果然，饱的样子。粮，旅行所需的粮食。”《古代散文选》注：“莽苍，近郊的颜色，这里指近郊。”《古代汉语》（北京）注：“到郊外去[旅行]的人[只要带三顿饭]，三顿饭后就回家了。” 按：依据古人行文之“对文”来看，以上三句显然是分别陈述往“莽苍”、“百里”、“千里”之旅游者各需要准备多少干粮，而不是说要花多长时间。因此，所谓“三餐”并非“指一天”，而是说往近郊旅行前的食量；而且古人一天也并非吃“三餐”，而是朝夕各一顿。这里所说的“三餐”是指行前抓吃了三把饭（上古用手抓饭），为强调行程很近，所以说只要吃一顿饭由近郊返回时“腹犹果然”。清人宣颖《南华经解》云：“三餐，饭三盂也。”此说得其解也。庄子是以此比喻来说明，鹏之高飞需要多大的准备，即“有所待”也。 12）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庄子·怯箧）《古代汉语》（中册，高教版）注：“圣知之法：效法圣人的、睿智的法令、制度。” 按：释“圣”为“效法圣人的”，是先认定“圣”为名词“圣人”，再分析为名词用作形容词“效法圣人的”。这不仅迂曲，而且有背于本文之行文习惯。如果用作名词，本文一般都是“圣者”或“圣人”。这里所谓“圣知之法”，是说什么样的法制，“圣”已用作形容词，“圣知之法”即“圣明、睿智的法制”。正因为如此，下文才提出反问：“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其中“圣”与“仁、义、知”并列，“圣”自然不是指“圣人”，而是指一种品行。 13）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古代汉语》（中华）注：“用心一，这是用心专一[的缘故]。躁，浮躁，不专一。” 按：前句说“用心一”，后句说“用心躁”，这是对文。若释前者为“用心专一”尚能讲通；若释后者为“用心浮躁”就显然讲不通，因为“浮躁”自然是“不用心”。可见两个“用”字并非动词，“用”即“以”，是连词。以上所引是两个因果复句：“以心一”即“因为心思专一”，“以心躁”即“由于心思浮躁”。如此训释才符合事理逻辑。 14）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荀子·性恶）《古代汉语》（高教版）注：“恬：安。广解：广自解说，多方为自己辩解。苟免：苟且地免于祸难。” 按：“恬祸”是“安于灾祸”，若把“广解”说成“多方为自己辩解”，那么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呢？释“广解”为“广自解说”，显然是望文生训。联系上下文，“广”即“宽”，“解”通“懈”，“广解苟免”就是“自顾宽懈，得过且过”。如此，故下文云“是下勇也”。 15）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孙子兵法·谋攻）《古代散文选》注：“上兵伐谋：最好的用兵策略是破敌人的计谋。（敌人计谋初定，还未发动，就用计谋制服他）伐交：阻止敌国与别国的联合。伐兵：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古代汉语》（北京）注释与此基本相同。 按：从《谋攻》全文来看，上引注释使人不得其解。文章开头即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显然，“用兵”的目的在于“屈人之兵”，在于战胜敌方。假如“伐谋”只是“打破敌方的计谋”，“伐交”只是“击破敌国与别国的联合”，并不等于“屈人之兵”，就是说还谈不上战胜敌方的军事力量，怎么说它是“上兵”、“其次”，而“伐兵”是“击败敌方的武装力量”，即“屈人之兵”，却在前二者之下呢？这无论如何是不能自圆其说，也不符合逻辑。联系“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语来看，这里的“伐谋”“伐交”“伐兵”说的也是“用兵之法”的问题。下文说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也可以印证。由此可见，“伐谋”“伐交”“伐兵”不能理解为动宾结构，就是说这里的“谋、交、兵”不是“伐”的对象；而应该理解为动补结构（此就语序来说，若就语义而言是方式状语），就是说“谋、交、兵”是“伐”的方式或手段。“伐谋”，即“以谋伐”，用计谋战胜敌方；“伐交”，即“以交伐”，用外交手段战胜敌方；“伐兵”，即“以兵伐”，用兵力战胜敌方。正因为“伐谋”“伐交”是“屈人之兵而非战”的方法，是“善用兵者”，所以置于“伐兵”之上。像这种用动宾结构的语序来表达方式状语的关系，在现代汉语里也不乏其例，如“你吃大碗，我吃小碗”等便是。 16）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同上）《孙子兵法新注》：“[大意]所以说，……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中华书局，1996）《古代散文选》注：“一胜一负，胜负各半。” 按：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于“一胜一负”一句的译文与上述意思一样。很明显，此句之各家译注是根据原文上下两句推测出来的，因为上句说“百战不殆”，下句说“每战必殆”，所以把“一胜一负”就理解为“胜败的可能各半”了。然而这样的注译是不合事理的。第一，数词“一”并不表示“一半”之意，在训诂上没有根据。第二，在“不知彼而知己”的情况下所导致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大军事家孙子不会作出“胜负各半”这样简单的结论。第三，“一”字前后配合使用往往虚化，不再用作数词。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一，犹或也。”所举例有如《礼记·乐记》：“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论语·里仁》：“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上“一”字皆与“或”同义。孙子所说“一胜一负”，亦即“或胜或负”，其可能性是说不定的。 17）共工之战，铁钎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古代汉语》（郭、李主编电大教材）注：“这里是说，远古时代，舜崇尚修德，‘执干戚舞’就能使有苗归顺。远古的战争，有‘戚’这类兵器就可以对付敌人，而到了近代，哪怕是短的铁钎，也能投到远处敌人身上。……‘铁钎’句针对‘戚’而言，‘铠甲’句针对‘干’而言。” 按：以上解释着眼于“短”字，因而增字强释，结果违背了该段文字之主旨。所谓“干戚”，只是实施教化的道具，并非炫耀武力的真武器。韩非是说，尧舜时代强调教化，用不着武器；到共工时代则要凭借武力，在战场上，手执武器短的就要被敌人触及，穿铠甲不坚牢的就要伤及身体。因而“（执）干戚（舞）”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世，故又云“事异则备变”。以上注释因误解原文句法，所以违背原意和逻辑。“及乎敌”“伤乎体”皆为被动句：前句引进施动者“敌”；后句“伤”的对象是“铠甲不坚者”之“体”。此段意在强调今世武备的重要，与前文所言“执干戚舞”的时代恰成对比。如此训释，方切合韩非原意。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