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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资料的新发现和西夏研究的新进展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史金波 参加讨论
西夏作为中国中古时期一个有重要影响、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元朝修史时未将西夏列入正史,西夏史料大部散失,致使存留后世的西夏文献十分缺乏。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历经元、明逐渐消亡,西夏文字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至20世纪以前世上已见不到一种西夏文文献。当西夏研究步履维艰,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近代大批珍贵西夏文献的发现,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使西夏研究别开生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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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夏文文献的发现
    在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1909年以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于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我国这批珍贵遗物被俄国探险队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文献主要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在其手稿部用12个大书柜藏储,共有八千多编号。这次发现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
    英人斯坦因(A.Stein)、法国的伯希和(P.Pelliot)、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和贝格曼(F.Bergman)也先后在中国获得数量不等的西夏文献。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这些文献大部分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百余卷,共几千面,使该馆成为国内入藏西夏文文献最多的地方。另外一部分藏于宁夏、甘肃,一部分流失日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敦煌莫高窟、甘肃省天梯山、武威张义下西沟岘、武威缠山村亥母洞、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以及贺兰县宏佛塔都出土过西夏文文献,使西夏文文献更加多样、丰富。
    综观国内外所藏西夏文文献,仍以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为最多,约有15万面之多,国内所藏约有1万面。
    西夏文文献数量巨大,类型繁多,价值珍贵。其中有:
    1.西夏文字典、辞书。如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以声母分类的字书《音同》、包括西夏文韵图和韵表的《五音切韵》、同义词典《义同》等,这些都有自己特点,在中原地区没有类似形式的典籍。
    2.历史、法律著作。有反映西夏王朝历史的写卷,特别是有长达20卷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新法》、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等法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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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类书、蒙书。如中国第一部双语双解辞典、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有反映西夏自然地理、风俗民情、社会制度的大型西夏志书《圣立义海》、西夏文千字文《碎金》,分类词语集《三才杂字》等。
    4.文学作品。有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有西夏宫廷诗歌集,有民间诗歌《五更转》等。
    5.医书、历书。其中不仅有多种药方,还有针灸著作,有连续80多年的珍贵历书,在西夏晚期的刻本具注历等。
    6.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等经书,《十二国》、《贞观政要》等史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等兵书,有类书《类林》,以及《新集慈孝记》等。其中《类林》原是唐代类书,后失传,现保存于西夏文献中;《孝经》是北宋吕惠卿注本,其汉文本也早已失传,现仅见于西夏文献中。
    7.佛教经典。这部分占西夏文文献的最大宗,共有四百余种,数千卷册。有的译自汉藏,有的译自藏传,有些是西夏人自己的著述。其中不少佛经有序、跋、发愿文和题记,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十分珍贵,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西夏文文献可弥补西夏历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推动西夏研究的新进展。宋版书传世甚少,皆成善本,与之同时代的大量西夏文文献的版本价值可想而知。西夏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死亡的少数民族文字,它反映着多民族的文化及其流变,这更具特殊学术价值。
    二、20世纪西夏文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
    西夏文文献是研究西夏的第一手资料。然而西夏文是一种死亡的文字,解读、利用西夏文文献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开始从个别字的对译、试解文义,到析求语音、贯通语法,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开始国学大师们给予很大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等或解读文字,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收获粲然。后罗福苌、罗福成、王静如等著名学者也取得很大成绩。当时虽然借助于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佛经的对照使西夏文的解读有了很大进展,但《番汉合时掌中珠》只有1千多字的解释,对于有6千多字的西夏文来说,释读还有相当的困难。而且要翻译西夏文文献光懂得字义还是远远不够的,破解西夏语语法也是关键。对这种死文字及其文献的基本破译还有很艰难的路程要走。
    二次大战时西夏研究几乎停滞,战后前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中国西夏学研究恢复较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恢复西夏研究的工作。
    “文革”末期,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民族研究所图书室发现了前苏联西夏文专家们出版的《文海》一书上下两册。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的全部影印件。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的巨大科学价值,我们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译文初稿。为了准确地翻译《文海》的内容,我们把每一个西夏字在《文海》中多处出现的各条都集中起来,作成引得,使绝大部分西夏字注音和字义得以解释。此书的翻译、研究和出版大大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
    在研究西夏文韵书《文海》的同时,我们开始译释北图藏品中西夏人撰写的长篇西夏文文献,如佛经发愿文、序跋等,这是首次对西夏人自己著述的长篇西夏文文献进行的译释,使我们释读西夏文文献的水平有显著提高。
    1988—1989年,前苏联西夏学专家克卡诺夫教授出版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俄译并研究了这一重要西夏法典,同时刊布了原文。此书有1400多面,内容涉及领域宽,而且翻译时没有相应的汉文文献对照,难度很大。西夏法典对西夏历史研究和中国法制史研究有重要价值。1989年,西夏法典研究列入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我们经过几年集中精力译释原文和研究,1994年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将这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法律条文,可在多方面补充西夏社会资料的重要文献全部译成汉文,并作了注释,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之一种出版。后经译者修订、补充,又在《中华传世法典丛书》中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名出版。此后,利用该书研究西夏社会的著述不断出现,推动了西夏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的西夏学专家还相继整理、翻译、研究了西夏文《音同》、《新集锦合辞》、《贞观玉镜统》、《类林》、《圣立义海》等重要文献,使西夏研究资料更加丰富,成果更加丰硕。
    20世纪90年代西夏学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中、俄双方合作出版藏于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内容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过去已经面世的文献只占全部文献的极少部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希望能将这批文献全部出版。1992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委托与俄方联系,得到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所彼得洛斯扬所长和克恰诺夫副所长的正式答复,同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199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民族研究所的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4次组团赴俄进行整理、著录和拍摄工作。从1996年至2000年,已经出版8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按计划以后还要陆续出版十几册。这批古籍全部出版以后,将为西夏研究提供大量崭新的、重要的资料,实现几代人的梦想,为西夏研究开辟广阔的前景。通过此次整理编辑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匡正了部分书名,对已有的文献补阙拾遗,丰富了内容,对原来时代不清的文献考证年代,还鉴定出多种世上最早的活字本。
    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直接推动了西夏学的迅速发展。如对《文海》的翻译、整理,把释读西夏文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贞观玉镜统》、《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的翻译、整理、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的新资料,把西夏社会、法律、经济、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西夏王朝的认识,在很多方面重塑、填补了西夏历史。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系统出版,为学术界打开了一座丰富的文献宝库,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献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展开西夏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今后的西夏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而且因其中有不少宋、金、元各朝文献,因此对宋、金、元各朝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推动。失传的《类林》的复原,使中国恢复了一部重要古籍;西夏历书的刊布和研究,使中国古代历书的原本增添了新的品类。
    西夏多种多样的写本、刻本和活字本的整理和刊布,使中国的稀有的古代珍本增加了丰富的内涵。近年出版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系统研究了十多种西夏活字版刻本和上千枚回鹘文活字,考证活字印刷术的源流,论述活字印刷术在西夏、回鹘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力地维护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三、近年来西夏文文献的新发现和整理研究的新成果
    我们在俄国整理西夏文献时,除查阅、整理、登录、拍照了俄国专家已经整理、登录的几千件文献外,1997年、2000年又查阅了未登录、整理的110个文献合,其中包含数千件文献,多是缺头少尾、难以识别的残卷,从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同时在一些文献的封面、封底衬纸中也发现了不少社会文书。这些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军抄状、契约、告牒、书信等。这项重要收获,使我们欣喜异常。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皆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对研究、认识西夏社会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甚至对研究同时代的宋、辽、金朝也有参考价值。当1997年我从俄罗斯回到北京后,向邓广铭先生报告这一收获时,邓先生十分高兴地说,有宋一代,包括宋、辽、金朝都缺乏直接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实际的社会文书。现在发现这样多西夏的社会文书,不仅对西夏社会研究,对宋朝时期各王朝的社会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并希望把西夏社会文书尽快整理、翻译出来,提供给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利用。这些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使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西夏研究者的责任。
    原来我们设置《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计划时,根据俄国西夏学家对所藏文献的登录,拟将第1册至第6册收录汉文文献,第7册至第11册收录西夏文世俗文献,自第12册以后收录西夏文佛教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由于新发现了这批未登录的重要社会文书,只得改变出版计划,将西夏文世俗文献增加3册,即第12册至第14册为西夏文世俗文献中的社会文书部分。
    西夏文社会文书多用难以识别的草书写就。西夏社会的户籍、账目、契约等,是西夏社会生活常用文书,书写时要求快捷,往往以草体或行草书写,以达到简便实用的目的。作为死文字的西夏文,经过几代专家努力现已基本可解读,有时仍会遇到难题。识读笔画清晰的西夏文楷书还有一定难度,要识读人写人异、云龙变换的草书就更加困难。此外,文书多缺头少尾,很多只是残页或残片,这给识别、定题带来很大困难。因为两个内容相近的残片,其首尾不同则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文书。有的文书字迹不清,还有不少文书正、背两面皆书写文字,上下透墨,笔画叠压,更加难以辨认。当然也有的文书书写较为工整,类似行书,近于楷书,然而这种文书十分少见。
    这些年我摸索西夏文草书释读,在反复阅读文书的同时,不断积累各类草书的字形,查找规律,排比特点,并列出文字及笔画对照表,日积月累,逐步有所进展,草书识别能力有所提高,渐能释读其文。但解读西夏文草书不是短时期、而是长时期的事。熟悉汉字的人要识读草书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奏效的。何况西夏文社会文书出自多人之手,五花八门,各有特点,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勾画简约,规律更加难寻,加之有的原文模糊或印件不清,更增加了难度。在编定目录时,不仅需要西夏文的释读水平,还需要中国社会文书及其研究情况的知识,特别是对包括敦煌文书在内的唐、宋时期社会文书的了解。
    上述西夏文草书的难度、基础的薄弱、文书的残损、数量的巨大,以及对以往文书的熟悉,决定了编定这些文书目录、进行译释研究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要经过长时间琢磨才能有所收获。经过7年的艰难释读,我们对黑水城部分社会文书作了初步翻译、整理,现已编出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稿,并对有些专题作了初步研究。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感到责任的沉重,另一方面又常常为新的发现感到兴奋不已。
    通过对西夏户籍帐的初步翻译、研究,了解到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家庭类型、人口姓名、男女比例、民族居处、婚姻状况,证实西夏番、汉民族互相通婚,并有一夫多妻和姑舅表婚现象,还可了解到不同家庭土地、畜物占有状况,以及西夏乡里组织、户籍和军抄的密切关系等。通过西夏的租税帐可知西夏实物地租的粮食品类、耕地税额、粗细粮的比例,租、佣、草的负担,以及人口税缴纳的具体情况。通过粮食借贷契约的翻译、研究不仅可了解立契约时间、借贷者和债权人的情况、贷粮数量和种类、利息和利率、偿付期和违约处罚、书证人和画押以及算码的使用等,还可透视西夏社会基层的民族居处、经济状况、农产类别、生活水准、贫富差距等。总之,这些资料都有助于深入认识西夏社会。西夏社会文书中还有很多课题,比如买卖、典当、军抄、乡里、诉讼等都可深入研究。不难看出,这些反映西夏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将使西夏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在整理、修复西夏文献过程中,在一些文献的封面和封底以及背面裱糊的纸张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残页,其中有西夏时期的社会文书,如卖粮帐、贷粮帐、税帐、户籍、人口簿、贷钱帐、契约、军抄人员装备文书、审案记录、告谍文书等,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这也是一项新的、令人惊喜的收获。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的洞窟作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陆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其中在西夏文文献中有一些社会文书。甘肃武威也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其中也包含有契约类的西夏社会文书。无疑,这些不同地区发现的西夏文书,不仅使西夏社会文书内容更加丰富,地域也大大扩展,对西夏社会研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更为可喜的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还发现西夏时期的汉文文书近50件,其中有榷场使文书、税收文书、典田地文书、卖地书信、贷钱契、收支钱帐、借钱帐、收■椒绢等文书、油酒酱等帐目、■纱文书、刑房状告案、验伤单、呈状等,虽多为残页,但内容仍十分丰富。20世纪初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文献中有15件西夏时期的汉文典当契约,也是西夏社会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些西夏时期的汉文文书与西夏文文书结合起来研究,更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西夏社会。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5期总第41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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