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宋玉既是我国战国时代的著名辞赋作家，又是问题最多、最难研究的作家。尽管他与屈原齐名，并称屈宋，可是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之简略，异说之众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自汉唐迄于明清近代，关于他的作品真伪、生卒年代、仕途履历，一直都是各执一辞，莫衷一是，宋玉研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令人鼓舞的是，吴广平先生向学界推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宋玉研究》(岳麓书杜2004年9月版)，全书29.3万字，凡16章，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生平与著述”主要运用文献考据的研究方法，论次宋玉的姓字故里、生卒年代、行止交游、著述真伪问题，中编“继承与融会”着重论析宋玉与儒家、道家、纵横家及神巫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屈原的文学承传，下编“成就与地位”论述宋玉在赋史上的地位与对赋体文学的贡献，宋玉作品中的主题、人物形象，宋玉赋与地域文化、宋玉赋与大言小言等问题。三编以外，又以3万余字的“结语”作结，并精心编制了“宋玉研究论著索引”一种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下面试就《宋玉研究》的主要贡献和特色略作评述。 一 该著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首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辨了自秦汉以来的宋玉研究资料，基本确定了宋玉作品的真伪，并在此基础上推定了宋玉的字号、生卒年代、故宅坟墓、行止交游，将宋玉研究扎实推进了一步。 宋玉研究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资料寡少，以致绝大部分宋玉研究的基本问题都无法确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从宋玉作品中去寻找内证。可现在的问题是，20世纪以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过去署名宋玉的19篇作品，除《九辩》外，其余都被定为或疑为伪作，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宋玉研究的重要问题都无从下手，这恐怕是宋玉研究裹足不前的关键原因。对此，著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他综合新时期以来论者所考，充分利用考古学界成果，确定旧题宋玉的19篇作品有13篇确为宋玉所作，加上考古发掘出的宋玉《御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宋玉作品有14篇。 可是，宋玉研究中很多重要问题的结论，都是郭沫若、陆侃如、游国恩、姜书阁等诸老论定的，权威学者的结论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想要另立新说，对著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著者较好地将外证与内证结合起来，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成效显著。如论《笛赋》为宋玉作，非伪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前人说此赋为伪，理由有二，一是马融《长笛赋序》云：“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二是《笛赋》中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之句，认为宋玉不可能见及荆轲刺秦事。著者则指出，怀疑的两条理由都不可靠。关于前者，他认为其实是大家上了马融的当。如荀子明明作过《蚕赋》，三国吴人杨泉著《蚕赋》，却说“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马融的说法与此同理，都是为了强调自己赋作独一无二而故为大言欺世，其说不足信。关于后者，著者据游国恩先生的考证指出，荆轲刺秦事在前227年，“假使宋玉见及此事，亦不过七十岁”，故这条亦不能作证。著者对宋玉《微咏赋》的考辨亦颇精彩。此赋最早见于宋陈仁子《文选补遗》，明刘节《广文选》亦收。明杨慎、胡应麟、陈继儒、张燮都认为陈仁子、刘节等误将宋王微《咏赋》当作宋玉《微咏赋》。著者却发现，唐人陆龟蒙《笠泽丛书》卷一《自遣诗》之十九有句曰：“宋家微咏有遗音。”并注明：“宋玉有《微咏赋》。”明钱希言《戏瑕》、周婴《卮林》、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俞樾《茶香室四钞》均谓这一证据的参考价值不容忽视。这是一条过硬的反证，它表明怀疑《微咏赋》为伪，证据不足。 著者关于宋玉故里的考辨也相当出色。关于宋玉故里，旧有钟祥、江陵、秭归、宜城四说。著者发现以上诸说，或据后出文献，或对史料理解有误，或故意曲解史料，都有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找最古、最可靠的文献。而关于宋玉故里的记载，最古、最可信的史料无过于西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此二书时代最近宋玉，最近真，习氏还是宋玉最早的乡贤，地理位置最切近宋玉，其说必有据，《水经注》是最为严谨的古地理书，历来为史地研究者所信据，其对宋玉籍贯的记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而后起之异说，如荆州说、归州说、钟祥说皆据后世文献，这些文献在传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故不足信。同时又指出，历史文化名人备受各方重视，凡所居止之处，各地都以为故宅，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故宅并不等于故里，这是两个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钟祥、江陵等说的另一问题是以故宅为故里，逻辑上都站不住脚。这样解说，层次分明，论据有力，令人信服。 生卒年问题是作家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宋玉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陆侃如先生推测，约生于公元前290年，卒于前222年；游国恩先生依《史记》，假定他生于前296年，享年74岁；姜书阁先生以为约生于前319年前后，卒时当在前263年，褚斌杰先生亦谓约生于前319年前后，卒于前262年。著者认为，姜、褚二先生没有考虑到宋玉见荆轲刺秦王一事的可能性，将宋玉的生年定得过早。诸说之中，以陆、游二说最值得重视。他在此基础上略作修正，先从宋玉作品中寻找内证，推测宋玉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又据宋玉《笛赋》荆轲刺秦王事之记载，推定其卒年当在楚王负刍元年(前227)。这一推论尽管不足以推翻前说，但至少可备一说。 该著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系统地清理了关于宋玉的思想史料，归纳出宋玉的基本思想，并结合运用现代研究方法，论述了宋玉及其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影响。 以前，多数人都认为宋玉作品可靠的仅《九辩》一篇，其余都是后人依托的伪作，由于认定的可凭信的作品太少，故宋玉的思想研究和宋玉作品的艺术分析都无从谈起。现在，考古新史料的出土，为研究宋玉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开创宋玉研究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著者依据现存宋玉研究资料，梳理了宋玉与儒家思想、道家文化、纵横家文化、神巫文化的关系，所说皆言之有据，不为空谈，且条理井然。其中，论宋玉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一节所做工作尤富开创性。 著者还论述了上古时期辞赋文学由屈原到宋玉的嬗变，认为宋玉作为屈原文学的后继者，完成了辞赋文学四个方面的转型，即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他指出，楚赋的创作虽自屈原发端，但并未将这种文学样式发展到成熟的境地，宋玉继起，将主要精力用于楚赋的创作，终于完成了赋体文学的定型化改造，成为楚赋的代表作家。以此为根据，进一步论述了宋玉及其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对此，著者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认为赋祖是宋玉而非荀况，二是认为赋圣是宋玉而非司马相如，两种说法都与学界通行的说法有异。 二 在研究中努力做到传统和现代结合，中西结合，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宏通境界，是著者自我树立的崇高学术目标。作为一部探索性很强的著作，《宋玉研究》最显著的特色，是能熟练使用传统考据和文本分析方法，同时运用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原型批评等现代西方理论与方法解读宋玉及其作品，收获甚丰。 古今中西结合的特色，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文本分析上。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成功的是高唐神女原型的破译一节。著者解决这一问题时，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第一层次，先据《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本《宋玉集》所收《高唐赋》，与今本《文选•高唐赋》对勘，并参校《水经注•江水》、《渚宫旧事•周代下》、《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关于高唐神女的相关记载，发现今本《文选•高唐赋》“妾巫山之女，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一段，原作“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王来游，愿荐枕席”，而这正是破译高唐神女原型的宝贵材料。接着引述闻一多、陈梦家二家之说，证明所谓瑶女即佻女游女■女，也即以淫行诱人之女，是一位性爱女神。第二层次，从瑶姬形象入手，指出瑶姬神话是由■草神话演变而来的，并引《搜神记》、《博物志》之载，证明■草是古老的“恋爱巫术”中使用的淫草，是一种控制异性的迷魂草，并引清余庆远《维西见闻记》所记栗粟人恋爱之俗，及张泓《滇南新语》之载，说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媚药，然后再结合荷兰性学者高罗佩的研究成果，反复阐释《高唐赋》中的“云雨”意象的象征意义，还结合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结论，说明主动与楚王结合的高唐神女实际上是在神庙中以肉体奉献于神的神妓或圣娼，因此《高唐赋》对云雨的相关描写，本质上反映的是遥远历史时代的楚地民俗风情，高唐神女——瑶姬——神妓或圣娼，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上古宗教时代的产物。著者还用类似方法，从训诂学、宗教学、性心理学等角度，对宋玉作品中的“幸”、“御”等性爱术语进行了文化解码。 古今中西结合的特色，也表现在材料运用上。在搜集史料时，著者也不忽视充分利用文化人类学成果与考古学界成果。如宋玉《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神女还是宋玉梦神女，这一聚讼纷纭的老问题，除从传世文献中发掘新材料外，也注意到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材料，采纳叶舒宪先生翻译的西方人类学、宗教学著述，证明圣婚仪式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古代文代，如苏美尔文化、希伯来文化、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中，非常流行，其圣婚仪式中的男主人公无例外地是国王自己扮演的，而宋玉《神女赋》所描写的性梦发生地“云梦之台”、“云梦之浦”，均是举行春祭地母——高■仪式的圣地，因此也是以圣婚为背景的，既然如此，梦遇神女的就绝对是楚襄王，而不会是宋玉。又如在解决旧题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真伪问题时，较好地利用了徐少华、黄家忠两人发现的考古材料。宋玉《好色赋》有“惑阳城，迷下蔡”之语，以阳城对下蔡，然而后世的阳城与下蔡二地相距甚远，阳城也非楚县，与《好色赋》所记对不上号，而徐、黄找到的考古材料却表明，阳城与下蔡相近，并为楚县。这一发现不仅为准确解释《好色赋》中阳城、下蔡二地地望提供了可靠材料，而且也为解决《好色赋》的真伪提供了过硬的内证。 该著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文献考据功夫扎实。在考证过程中，著者能充分利用以往学者的考据成果，并结合运用训诂学、校勘学等研究方法解决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如宋玉《高唐赋》：“其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杨义《楚辞诗学》据其中“当年”二字，认为赋中带有回忆口吻，因而断定《高唐赋》为宋玉晚年作。著者指出，“当年”一词并不见于先秦典籍，杨说误，然后引用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下》所引其子王引之的观念及朱■《文选集释》中的解释，指出“年”为“羊”之误，此“当年”应作“当羊”，“当羊”即“尚羊”，后世书作“倘徉”，为叠韵词，与它后面的“遨游”义近，皆游戏之意。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由此也可见宋玉作品的文献学研究还大有可为。 扎实的文献功夫，还体现在对研究资料的发掘上。著者能从传世文献中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新材料，如论宋玉《大言赋》、《小言赋》的历史影响一节，分别从《永乐大典》、《艺文类聚》、《杨文公谈苑》、《说诗■语》、齐梁文人诗及《全唐诗》中寻觅到新材料，充分说明宋玉辞赋对后代影响的深远和广泛，宋玉此二赋作为古代游戏文学的代表作的重要意义，也由此而凸显出来。又如前述“王梦”、“玉梦”之争，引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唐诗》中的17条史料，证实从梁代虞羲《巫山高》到唐人阎立本、张九龄、王周、齐己，众多的材料都明白地说《神女赋》写的是襄王梦，非宋玉梦，表明至迟到唐五代，人们对其赋作是记“王梦”还是记“玉梦”，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 对学术史清晰而准确的综述，在此基础上发表己见，得出结论，构成本书的第三个特色。著者无论阐述什么问题，都追求对古今中外所有相关材料的全面占有，尤其注意古今各家对于重要问题的不同看法。他总是先简述该问题的学术研究史，择要陈述前此各家观点或说法，然后断以己意。如关于宋玉的姓名与字号、生卒年代、行踪交游、著述真伪、“王梦”“玉梦”问题，都尽量做到这点，使得读者在了解了著者观点与结论的同时，也掌握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史，很好地体现了此书的有用之处。 此书的有用性还有两点： 一是“结语”的前半部分对宋玉研究史的阐述简明扼要，便于读者迅速掌握研究概况；后半部分提出四点希望，即文献研究与审美研究结合，考古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渊源研究与接受研究结合，精深研究与通俗研究结合，对读者尤其是初涉此一领域的新人很有指导意义。 二是后面附录的“宋玉研究论著索引”极有用：其一，收录的研究资料范围广。不仅备录大陆、港、澳、台、日及前苏联的论著论文，而且收有英、德、法等西欧国家学者的译著多种，时间跨度涵盖整个20世纪，直到2004年6月。其二，网罗的研究资料全。举凡论著、论文、译著、报刊、杂志，有闻必录，不限于论文但论文尤多。其三，对材料的分类细。索引分著作、论文两大类，论文又以内容为标准，细分21小类，每一小类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 毋庸讳言，《宋玉研究》也有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如对很多宋玉作品真伪的判断，仅仅是著者的一家之言，很难说是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可是著者就匆匆据此以论定很多重要问题，所得结论总嫌说服力不够，有时还不免令人生疑，这恐怕是该著难以克服的主要问题。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要忘记，吴著问世以前，学界尚未见到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宋玉的专著，更何况该著取得了多方面成就，优点突出，对读者极有用，称得上是一部宏富精深的宋玉研究专著。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5期总第4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