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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田汉云教授整理的《新编汪中集》，最近由广陵书社出版。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一种，这部书的出版，为汪中和扬州学派的研究，以及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这本书不独印装考究，内容厚重，而且特点鲜明，价值独到，读来令人获益非浅。 学术界过去对于清代扬州学者群总体关注不多、重视不够，除了阮元、高邮二王等人的著作间有刊行外，像汪中这样的重要学者，其著作亦鲜见出版，目前仅知近年大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有其《述学》一书，台湾“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了《汪中集》一书，内容局限于诗文，且都存在校点不密的遗憾。因此，扬州学术界筹划整理出版“扬州学派丛书”时，决定首先出版汪中的全集；并且，为严谨起见，虽有全集之实，未定全集之名。不轻言“全”，留有余地，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汪中，字容甫，清扬州府江都县人。早岁穷窘艰辛，中年奔走四方，终生坎坷失意，然勤奋好学，刻苦自励，于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金石学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和卓越建树，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学者刘台拱评价汪中：“博闻强记，通知古今。才、学、识三者皆有以过人。为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容甫先生遗诗题辞》)王念孙亦谓其“才卓识高，片言只字，皆当为世宝之”(《汪容甫述学叙》)。江藩则称其“博综典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机敏的才思、鲜明的个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编汪中集》最重要的特点是搜罗完备，内容宏富，资料翔实。此前汪中论著的结集刊行，主要有民国年间秦更年编辑、上海中国书店出版的《重印江都汪氏丛书》，收录《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文》、《大戴礼记正误》、《旧学蓄疑》、《广陵通典》、《述学》、《遗诗》等8种汪氏著作。此次整理，另收其两种杂著《文宗阁杂记》和《策略謏闻》，二书均以抄本存世。过去学术界对汪中的《述学》较为熟悉和重视，汪中确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欲“撰《述学》一书，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惜乎未成书，后来流传的《述学》一书，实际上是他的论文集，“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其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述学》的刊本较多，其他著作则仅有零星刻本，更未经系统整理。汪中治学，自称循顾炎武考据之途，主张“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虽然因生活所迫，流离漂泊，不能专心著述，未有鸿篇巨制传世，但凭其深厚功底和精湛学养，在所涉猎的经、史、先秦诸子诸领域多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如其述扬州地方史的专著《广陵通典》，尽管为未完稿，当时著名学者顾千里对其“取材之鸿”、“立例之当”、“考核之精”、熔裁之妙”仍然赞誉有加。汪中曾居镇江金山二年，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是正文字，“绳愆纠谬，不下数百万言”(刘逢禄《容甫先生遗书叙》)，成《文宗阁杂记》三编，其书见解精辟，而流传不广。汪中著述价值无庸赘言，对其搜集整理，自是有益学界之举。 本书附录汪中子汪喜孙所撰《容甫先生年谱》及多篇当时名家所撰汪氏传记碑铭，对研究汪中生平，了解其身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有一定参考价值。又附录多篇汪氏著述已刊本的名家序跋，对研究其著作版本流传情况，亦足资参考。书前有整理者精心撰写的《前言》一篇，洋洋二万言，分八个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论述汪中的生平，学术成就、地位、影响，以及其著作版本传承情况，可见作者对汪中著述的熟悉和整体把握。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体例得当，点校严谨，整理规范。书前《凡例》一篇，说明整理原则、编校体例，言简意赅，颇为得当，显示作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经验。传统的古籍整理，对于人名、地名、书名、篇名等专名，均用专名线标出，给读者使用提供很大方便。但由于做这项工作对整理者的学识、素养、经验等综合要求较高，加之挂一漏万，不免出错，其实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许多人都不愿做。本书坚持标出专名线，显示了整理者勇于负责任的态度，也体现了古籍整理的一种规范。本书编排以经、史、子、集为序，原《述学》分内篇、外篇、补遗、别录等目，较为杂乱，此次将其中各篇按文章体裁、内容重新分类编次，析为八辑，用“文集”之名，甚为合理。“文集”中书信部分，据傅增湘藏《汪容甫先生手札》收录多篇，又据罗振玉《昭代经师手简收录一篇》，较《重印江都汪氏丛书》本更加完备。《文宗阁杂记》三编本为抄本，其中许多条无标题，整理本均据汪中所引之书及内容补录或拟定标题，方便阅读。 整理者点校本书，选择底本较为慎重，点校时参阅了大量典籍，订正了原稿中不少错讹。全书出校记七十余条，或校改，或存疑，或说明，其中对人名、篇名、地名、年月日等的订正最为有益。如《经义知新记》中“哀二年《左氏传》”据《左传》校改为“哀元年《左氏传》”，同篇“文十六年《公羊传》”据《公羊传》校改为“成十六年《公羊传》”；《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中“襄公二十四年”据《左传》校改为“襄公十四年”；《大戴礼记正误•曾子第十》“张”据文意改为“章”；《广陵通典》卷七“李成庆”据《旧唐书》校改为“李承庆”；《文宗阁杂记续编•李袭吉书》中“穴禽有翼”据《旧五代史》校改为“穴禽有翼”；《文集》中《明堂通释》等篇“盛德篇”据《大戴礼记》校改为“明堂篇”；等等。其余明显写刻错误及避讳文字径改不出校记者尤多。点校的严谨审慎保证了本书的整理质量和学术水准。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10期总第41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