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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景观考古学等国外多种考古学理论和流派被陆续介绍进来，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研究 技术方面,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如环境考古、AMS即加速器质谱考古测年、DNA分析、物理探测、遥感、古动物和古植物、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考古研究，给考古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在研究机构和组织方面，各省、市、自治区的考古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目前已经超过40个。这些单位目前承担着各地绝大部分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考古学会自1979年建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有近2000名会员。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本省区的考古学会。在考古发现方面，基建考古和遣址考古成果最为突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不断增加，成为考古发掘的主流，每年的发掘项目数以百计，发掘经费数以亿计。值得一提的是，全国80余个考古机构参加了三峡工程中的考古工作，考古发掘和保护项目近1100项，勘探面积3100万平方米，发掘180万平方米。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有50余个考古机构参加，勘探面积1600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将达到170万平方米。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随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正式颁布，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在中外合作与交流方面，与国外考古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考古学家的视野，拓宽了研究思路。中国考古学界在坚持发挥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结合中国考古的实际，吸收和借鉴国外考古学同行的有益经验，从而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促进了研究的进展。而从学术研究的开展及取得的成果来看，许多此前的考古学文化“空白”地区通过考古工作得以填补，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取得了显著进展；都城考古成绩斐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阶段性变化的脉络已经逐步清晰；对史前至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关于古代人精神世界（宇宙观、世界观、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的研究也逐渐为考古学者所重视。3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已达200余部，学术著作数百部，发表的论文数以万计，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研究大国迈进。 杨官寨遗址出土陶片（该遗址为2008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取得重要进展 首先是在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以下课题中取得了重要成果。1.关于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人类研究。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在各地不断被发现，相当多的时空空白被填补，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根据目前掌握的位于华北西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和安徽繁昌人字洞相继发现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资料可知，约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古人类已经出现在我国境内。2.北京猿人是否是现代人的祖先？研究表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的确立及其文化面貌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为研究史前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提供了资料。中国远古人类体质特征的连续进化和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与行为特点的连续性，共同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为世界人类多地区起源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在农业起源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地新石器时代初期（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年代、背景、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表明陶器和石器磨制技术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0000年，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陶器和磨制石器制作技术出现较早的地区之一。2.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约公元前一万年前的经过人工干预的稻粒，在其他几处同时期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石，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栽培稻的起源地或是起源地之一。3.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粟和黍，表明我国北方地区栽培粟和黍的起始不晚于距今8000年前。栽培黍的发现为世界上一直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探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再次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1.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500－公元前500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用鹤的肢骨制作的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等)，反映出该时期的史前文化在物质、精神和社会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文明起源准备了条件。2.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时代，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反映出该时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在黄河中游等地区，出现了面积在数十万乃至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聚落。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址，反映战争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末，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安徽南部的凌家滩遗址，出现了随葬种类丰富、制作精致的玉器的显贵墓葬，表明社会出现了贵与贱、贫与富的分化，加速了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3.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阶层分化加剧，战争不断激化，军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同时，宗教也成为王权的来源之一。公元前2500年以后，在一些地区（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分布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以及规模和随葬品都十分悬殊的墓葬，表明这些区域的文明进程较快，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4.近几年进行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由盛转衰，是自然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原因交织作用的结果。位于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在这时的崛起，也是与其所处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务实的政治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等共同作用分不开的。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代表性遗址） 历史时期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夏商周考古方面取得的进展有：1.三代都城考古成绩突出。一是夏代都城的发掘和研究获得重要突破。2002—2003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了修建于夏代初年前后、面积在三十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城址。该城址的规模、年代和地理位置被认为与“禹都阳城”的记载较为吻合。近年，在夏代后期都邑——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了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有数组具有中轴线对称格局和前后数进院落的宫殿建筑。在宫城以南，又发现了一座以围墙环绕的区域，该区域内发现了青铜和绿松石的制作作坊，表明高等级物品的制作已经被王室所控制。二是商代早期都城的新发现。1983年，在距离二里头遗址六公里处，发现了建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城内中部有宫城，宫城内中部和南部发现多座呈四合院式的宫殿基址，北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该城址可能是商灭夏后在夏代晚期都邑附近修建的商代都邑。三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发掘不断取得新成果，对殷墟的布局和社会组织结构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在洹河北岸发现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邑——洹北商城。最近，在城内中部发现了宫城。宫城范围内发现多座具有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单体宫殿建筑基址。四是在西周的都邑——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发掘了周人的族墓地，其中包括井叔墓在内的高级贵族墓。五是在周人的老家——周原考古有了新成果。发掘了一组很可能是西周宗庙的基址和数批周人或与周人关系密切的先周和西周墓葬。2.商周时期方国和封国的考古发掘硕果累累。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等数座商周城址和数十处商周墓地的发掘，获得了一大批文物。对各方国和封国的文化面貌、商周王朝的控制区域以及各地方国和封国与商周王朝关系的认识有了不少突破。3.夏商周王朝的文化面貌、各自的起源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夏商周三族的文化既各有起源，又前后相接，吸收扬弃。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原三个王朝在政治制度和礼制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4.夏商周时期的动植物遗存以及矿冶、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和相关遗存的发现，使我们对三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5.对夏商周三代宗教信仰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可以看出祖先崇拜是三代宗教的主要特征。6.一批族邑和族墓地的发掘，使我们对夏商周三代的家族组织、社会结构和宗法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进展，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发展道路积累了资料。7.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政治疆域、统治方式、与周边方国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取得进展。8.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等地发现的颇具特色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揭示了在商王朝的王畿地区之外，还存在着具有自身特点的高度发达的地区性青铜文明。她们都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9.殷墟花园商代刻辞甲骨、各地周代金文以及数批东周时期简牍的出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0.东胡、秽貊、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百越、淮夷、东夷等部族的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先秦时期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秦代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也成绩颇丰。1.在都城考古方面：一是对汉长安城的布局有了全面的了解，发现了北宫，表明汉代已经存在南北宫制度；通过对未央宫、桂宫、长乐宫以及武库的发掘，了解了西汉时期皇家宫殿的结构和布局。二是对汉魏洛阳城布局及其变迁有了系统的认识。该城址始建于西周，东周时期扩建，汉代实行南北两宫制度，西晋时期为城北部的单一宫制，周围建大外郭城；汉晋时期城南建太学、明堂。通过对永宁寺的发掘了解了汉晋时期佛寺的结构和佛教信仰的状况。三是对作为曹魏、东魏和北齐都城的曹魏邺城的发掘展现了该城的总体布局和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四是通过对隋唐长安城尤其是大明宫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了解了该城的布局，对含元殿，三清殿、翰林院、朝堂以及皇家园林——太液池和离宫九成宫的发掘，使得学术界对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布局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五是通过对隋唐洛阳城宫城和皇城以及应天门和乾元门的调查和发掘，了解了隋唐洛阳城的基本状况；对武则天明堂的发掘，使唐代明堂的结构得以为人所知；上阳宫皇家园林的发掘，为了解唐代皇家园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2.在帝王陵墓及其他墓葬的考古方面：一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新发现，丰富了对秦代陵墓陪葬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二是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发掘，在汉代乃至中国陵寝制度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汉景帝阳陵陵园及陪葬坑的发掘，将汉代帝王陵墓性质与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四是各地汉代诸侯王和南北朝至唐代高等级墓葬的调查和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汉代诸侯王墓葬制度以及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五是各地汉代至唐代壁画墓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形象直观的宝贵资料。六是各地中下层社会成员墓地的大量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底层的状况提供了丰富资料。3.在冶铜和冶铁、陶瓷、纺织、髹漆、琢玉等方面，出土资料也非常丰富，使得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了解和认识。4.秦汉至宋元时期各类文字资料的出土，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5.匈奴、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粟特、西夏、吐蕃、回鹘、南诏、夜郎等古代民族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研究，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逐渐清晰。 原载：《光明日报》2009-02-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