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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籍索引研究的回顾 1984年潘树广先生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籍索引研究的专著《古籍索引概论》。经过20年的探索,我国的古籍索引研究有了新的成就和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古籍索引与类书关系的探讨 1986年,黄恩祝《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湖北高校图书馆》1986年第3期)一文从索引概念本质属性的角度论证了类书是我国古代早期的索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索引界有关类书与古籍索引的关系的探讨。钱振新《“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说质疑》(《图书馆论坛》1988年第3期)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索引显然是不客观的。索引是一种二次文献情报产品,类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集一次文献大成的工具书;索引作用在“指南”,旨在提供一次文献的线索而不是直接阅读,类书是供直接阅览备考的,因此有些类书本身需要辅助索引。管蔚华《试论索引的本质属性及与类书的关系——与黄恩祝同志商榷》(《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2期)通过对索引的本质属性、索引与类书的概念分析后,认为索引和类书是不尽相同的两个事物,分属于检索工具和工具书两个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后,类书与古代索引关系的探讨又有了新的深入。李荣慧《类书是我国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高校图书馆工作》1998年第2期)与《我国类书、索引比较及其消长趋势》(《四川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5期)从类书的本质、编撰特点以及古人的阅读习惯得出结论,认为类书是我国古代索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并预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类书以新的面貌出现并与索引达到完美统一。事实上,类书与索引在功能利用上的确具有相同之处。类书是指摘录、汇辑多种文献中的原文,按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编排组织,以供寻检和征引的工具书。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也认为索引的四个要素即规定特定的款目、作为索取对象、款目按一定的排检法编排、注明出处,类书大部分都具备。 2.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交流与探索 近20年来,我国编制了近80余种各类型的古籍索引,在古籍索引编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地方志索引的编撰是新时期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20年来我国的地方志索引编制取得了喜人成果。《北京天津地方志人物传记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吉林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黑龙江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东北方志人物传记资料索引•辽宁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太原古方志索引两种》(太原市方志办1990)等是新时期地方志索引的重要成就。其中以广西通志馆旧志整理室和广西社科院情报所编制的《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最具代表性。廖子良在总结《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的编制经验时强调收录人物范围的确定问题、方志的版本问题、著录的精确问题是编制地方志索引中最应该注意的问题。[1] 《十三经辞典》是“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重点规划项目。1984年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撰研究所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决心编写出版《十三经辞典》及《十三经单字索引》、《十三经词语索引》、《十三经句子索引》、《十三经专有名词索引》等大型古籍索引工具书。主编迟铎总结了《十三经辞典》编写的三个特点:有定性、百科性、针对性;在整个编纂过程中,遵循以下四条原则:思想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2]白玉林总结《十三经辞典》编制的特色有:穷尽收录全部词语,并多层次显示其频数;给词划分词类,标出词性;义项排列以频数多少为序;收词立目注意突出经书特点。[3] 广西大学从1984年开始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取得了多项阶段性的成果。该索引正式出版后,荣获了国家教委人文科学二等奖、中国索引学会特等奖等多项大奖。项目主持人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林仲湘曾在多家学术刊物著文介绍《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编纂过程中的经验和成就。《编制〈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实践和理论》(《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介绍了《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总体设计方案、实施方案的具体措施以及人员的组配管理。《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中国索引》2003年第3期)探索了理论性的问题:一是索引工作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电子版索引是现代化的索引;三是不同的电子版索引有各自的特点;四是索引工作必须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五是索引工作者应增强信心,提高素质,与时俱进。《试论大型索引项目的管理工作——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管理工作》从现代管理学角度,就决策、组织、控制、创新、领导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3.古籍索引成果的评价与研究 除了索引编制工作者亲自参与索引工作积累的经验外,广大索引界学者对新出的索引成果也积极给予一定的评价和研究。尤其是对部分新式古籍索引或新古籍索引编制方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同时也引发了古籍索引学界更多的思考。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古籍图像索引和电子版古籍索引上。 我国古代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图谱资源。然而,由于我国的索引事业起步较晚,古籍图像索引甚为罕见。近20年来,古籍图像索引编纂成果十分显著。如《三才图会图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两朝御览图书》(紫禁城出版社1992)、《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中国人物图像索引》(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印1993)、《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都是这个阶段突出的古籍图像索引成果。其中以《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最具代表性。《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由苏州大学瞿冠群、华人德主编,共收录自古至清末历代人物4353人,引用历代人物图像的典籍共663种。该索引得到了索引界的高度评价。陆湘怀《查找历代人物图像的捷径:简评〈中国历代人物图像索引〉》(《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该书的问世填补了以往查检人物图像资料方面工具书的空白。朱赛虹《用途广泛而大有可为的图像索引》(《中国索引》2003年第1期)从理论高度总结了古籍图像资料的特点和用途,并指出古籍图像资料中尚无索引的部分,正是索引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之一。 电子版古籍索引具有容量大、体积小、检索效率高等诸多优势,一出现就受到索引界的高度重视。在短短的20年间,国内外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大量检索型古籍索引数据库。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电子版。1988年广西大学在《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出版后就开始进入电子版的制作。经过10年的辛苦工作,1999年广西金海湾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了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计有27张全文图像光盘,另有1张索引光盘。其索引数据库共有36个库,37万条记录,1200万字。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出版以后,新华社、《中国新闻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书目》等10多家媒体作了报道。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受到索引学界的高度赞扬,认为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是“古籍整理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4],“(电子版)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5]。 4.古籍索引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陈东辉《中国古籍索引工作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对1949年后我国的古籍索引编制状况作了详细调查,针对古籍索引编制数量偏少,古籍索引的编制出版速度较慢,以及索引成果常常未能获取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同年,何小清《我国古籍索引的新发展》(《辞书研究》1994年第4期)对过去十年古籍索引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并对古籍索引工作的新特色和发展趋势作了论述。[6] 另外,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非常重视,编制了大量中国古籍索引,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我国台港地区在古籍索引编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博士先后发表了《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等论文作了探讨。 二、古籍索引电子化的实践及其趋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索引编制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古籍索引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古籍索引的编制也迎来了电子化时代。 1.计算机与古籍索引编制的早期实践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的探索阶段。1978年美国人P.J.Ivanhoe运用计算机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大学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等,开始了古籍索引编制的计算机实践。时在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于1975年编制出版了《诗经索引》,这是首次用电脑编制的英译本《诗经》索引[7],应该也是中国人最早的古籍索引的计算机实践。我国古籍索引的早期计算机实践主要是在台湾进行。计算机用于古籍索引编制的应用首先表现在中文文献数据的处理上。1971年台湾马志钦教授提议利用计算机做中文资料处理研究。不久,众多大学和电子研究机构也全力投入了这项极具潜力的领域。[8]1972年,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计算机图书目录,开始了计算机用于图书编目的工作。[9]1984年台湾中研院启动“史籍自动化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选择对中国传统人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文献,建立计算机全文数据库,作为学术研究的辅助工具。”[10]“史籍自动化计划”前期的主要工作是克服汉字输入的困难和数据库模型的建立。经过全体技术人员和文史研究者的努力,“史籍自动化计划”攻关小组为古籍索引的计算机处理积累了大量经验。 2.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的全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汉字输入技术的完善使得古籍索引编制逐步向专题数据库和可检索型数据库方向发展。1984年台湾中研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开发,其宗旨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延续,务必要使古籍能活出现代风貌,不可任其在科技的洪流中式微没顶,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将古籍以电子媒体表达。”(《中央研究院古籍资料库的发展概要》)此后“汉代墓葬综合研究资料库”、“台湾日据时代户籍资料库”、“《说文解字》和《玉篇》资料库”、“二十五史资料库”等相继推出。这些数据库多数实现了字、词、句和名词检索功能。 由于大陆地区计算机事业起步较晚,在古籍索引与计算机结合的实践上也较晚于台湾。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汉字处理、汉字检索系统及汉字终端设备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古籍索引的电子化提供了条件。1983年秋,江苏省“红楼梦电脑处理”课题启动。[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栾贵明、田奕等组成了研究小组,经过艰难的探索,“全汉字系统”、“论语数据库”“诸子集成数据库”、“全唐诗检索系统”等数据库相继完成。[12]这些数据库具有7种索引形式: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1984年间,深圳大学一批中青年学者提出让古籍插上电脑之翼的研究计划,开始着手开发《红楼梦》多功能检索数据库。[13]1987年10月陕西师大在编纂《十三经辞典》和《十三经词语索引》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辞书电脑处理系统。[14] 3.古籍索引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字索引(全文检索)的编制体例现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古籍索引编制工作的主流”[15]。1995年台湾罗凤珠教授开发出了“唐诗多媒体网络系统”,系统收入约100万字的资料。该系统具有作者检索、诗题检索、关键词检索和诗句检索功能。大陆参加古籍全文数据库研发的单位既有科研院所,也有部分企业,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古籍全文数据库,如北京大学的“《全唐五代宋词》检索系统”、南京师范大学的“《全宋词》检索系统”、广西大学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续编”、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史记》全文检索系统”等。全文数据库具有成本低、可检索、可复制等优势,而且占据空间小,可容纳更多的信息资源。其代表作品为1999年底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0世纪末,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全文数据库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全文数据库的超链接性、超检索性以及自动平台转换都让古籍索引呈现全新的面貌。台湾开发的有中研院史语所的“古籍资料库”(其数据类别有影像处理、全文检索、书目及档案检索三大类型五大资料库)、汉学研究中心的“典藏目录及数据库”以及寒泉网站提供的“寒泉资料库”均可提供全文检索。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甲骨文全文计算机化数据库”、“金文全文计算机化数据库”、“中国传统类书数据库”,也可在线浏览和检索。大陆“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也开发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永乐大典》的全文检索版网络版。另外,北京大学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南开大学与天津永川公司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以及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均实现了网络检索功能。 三、结论与思考 纵观我国近20年的古籍索引研究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古籍索引的编制依然十分薄弱,理论研究也进展缓慢。与古籍整理的丰富成果相比,古籍索引的编制还很少。古籍索引研究的论文也只有区区30余篇,论著几乎一片空白。有关古籍索引史、古籍索引方法、古籍索引编制理论的研究依旧不够,古籍索引工作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欣喜的是,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实践却很丰富。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理论也开始受到索引界关注。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具有传统手工编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尽管如此,古籍索引编制的电子化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软件工具与传统索引的结合、资源的共建共享、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以及技术更新的影响、技术迁移等诸多问题都是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完善已有数据库,逐步扩充其功能,并最终走智能化发展的道路也是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应该思考的问题。古籍索引编制的电子化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全文检索的功能和部分标引功能。然而,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要想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大显身手,必须走智能化发展的道路。古籍数字化的发展也的确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古籍索引编制电子化的自动化处理和智能分析是古籍索引的最终方向和理想目标。 附注 [1]廖子良.事非经过不知难——编制《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随感.图书馆界,1990(4):51-54. [2]迟铎.《十三经辞典》编写的缘由、原则及特点.辞书研究,2000(6):1-5. [3]白玉林.从《十三经辞典》谈专书辞典的编纂.辞书研究,2005(2):137-144. [4]梁文.古籍与现代科技的成功结合——电子版《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出版广角,2000(5):71. [5]张琪玉.古籍索引的一个范例——介绍《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的索引数据库.图书馆杂志,2000(5):48-49. [6]何小清.我国古籍索引的新发展.辞书研究,1994(4):55-64. [7]陈东辉.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2):69-78. [8]叶晓珍.电脑摇身,古籍一变——访中研院谈古籍全文检索系统.国文天地,1990(9):16-19. [9]程光.台湾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启示.情报资料工作,2001(6):39-40,45. [10]罗凤珠.台湾地区中国古籍文献资料数位化的过程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五十年来台湾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文献学与图书资讯学.台北:学生书局,2000. [11]彭昆仑.闯入神奇的知识王国——“电脑红学”研究的甘苦谈.国文天地,1990(9):34-37. [12]田奕.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电脑化.中国文化,1994(1):85-89. [13]张卫东,黄贤,赵原璧.让古籍插上电脑之翼高飞——从“带领《红楼梦》进入电脑”说起.国文天地,1990(9):30-33. [14]杨允敬.用电脑说文解字——大型辞典电脑化的尝试.国文天地,1990(9):28-29. [15]陈东辉.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3):212-219. 参考文献 1.陈东辉.中国古籍索引工作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2):83-91,126. 2.何小清.我国古籍索引的新发展.辞书研究,1994(4):55-64. 3.林仲湘,李龙.从油印本、印刷版到电子版——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制.中国索引,2003(3):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3n3/youyinben.htm. 4.张琪玉.推广文献索引计算机编制法是促进我国索引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图书与情报,1996(4):33-36. 5.李铎,王毅.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文学遗产,2005(1):126-135. 6.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文学遗产,2005(5):130-137. 原载：《辞书研究》2007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