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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宋初思想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由于与宋代诗文发展内在趋势的深刻契合，韩愈的文集盛行于宋代。钱钟书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指出了庆历之后韩愈在宋代思想文化界的显赫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更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少有的际遇。宋代的韩集注释可以分为部分注释、通注全集、集注集解三个阶段，而作为整个宋代韩集注释总结的第三阶段中，其最有代表性的三种成果就是魏仲举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王伯大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莹中的世彩堂本韩集。由于整个封建后期思想文化运动的结果，三个本子的际遇也经过了升沉变化的过程。 魏本韩集号称“五百家注”，自然有着很强的商业广告色彩，作为一个书商的商业行为，魏本韩集并不足以反映宋代韩学的全貌，但同时它也确实是宋代韩学的渊薮。但魏本在校勘上却是较为薄弱的，它虽吸收了赵德《文录》本、欧本、石本和常见各本的优点，但对于最能够体现宋代韩集校勘水平的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和朱熹的《韩文考异》，则基本上没有采用，这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是尤其无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校勘上的这种先天不足，是它后来被王伯大本、世彩堂本韩集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随着“庆元党禁”的解禁，特别是嘉定更化之后，程朱理学已成为学术主流，朱熹的地位日渐上升，“朱熹的《韩文考异》遂大行于世，甚至驾《举正》而越之，风靡一时。但《举正》曾附方崧卿本人在南安军任职时所刻的韩文流行，而《考异》代之以后，一时间却无与它配套的韩集。于是，宝庆三年（1227），在南剑州任通判的王伯大遂取单行的《考异》，将其逐条散入韩集相应的正文之下，刊印以行。王伯大所据之韩文底本，谓为州中旧有之板，据其序中所言“此本有集注，有补注，章析句释，—一明白。”又其卷首所列诸儒姓氏，有樊汝霖、孙汝听、祝充、韩醇等诸家注。据此，王伯大所用底本有可能就是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但其取诸家之注，多于题注之下，正文中所采较少，远不及魏本详密。王伯大本人又参考前人所为，作音释附于每卷之后。后来麻沙刻本在翻刻时，更将王伯大所为音释亦散入正文之下。王编本刻行以后，在宋代以后屡经翻刻，传本至多，所以清代的顾嗣立说：“是书一出，而魏注遂废。”（《昌黎先生诗集注》卷首凡例） 但事实上，王本的价值主要是依附在朱熹《考异》之上的，如果说到注释，无论是此前的魏本还是以后的廖本，所提供的材料都要比它丰富得多。所以，当明代东雅堂将廖本翻刻之后，在清代居于主流地位的韩集就变为廖本了，“明东吴徐氏东雅堂韩集，藏书者家置一编”（方成珪《韩集笺正》卷首自序）。清代的两种重要的韩学著作陈景云的《韩集点勘》和方成珪的《韩集笺正》，都是以廖本为主要对象，纠缪补遗，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完善的读本的。直到今天，廖本都是最为通行的本子。 廖本之能够取得最后的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在宋代最后出现的魏、王、廖三个集注本中，魏本较为广泛地保存了宋代几个重要的韩集注本和丰富的注释、评论材料，但其对于一般读者或许过于繁复，而且，它在校勘方面对方、朱二校的忽视也不合于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王本虽独尊朱注，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普通受众对权威的尊崇心理，但它在注解方面却很单薄，相对于宋代丰富的韩集注释、评论成果，王本也是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的。而廖本虽然也有种种的不足，但它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度。清代韩学家方成珪在谈到此问题时说，魏本“未免失之太繁”，王本“稍有笺疏，不为赅备”，“惟此本录《考异》之文，节取魏本各注，易于循览耳”（《韩集笺正》卷首自序）。在一定层面上，解释了清代此本大行的原因。 但实际上廖本的命运也是颇为坎坷的。直到明代东雅堂徐氏将其翻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寂寞无闻。东雅堂在翻刻时，也有意地削去了原刻的板记，讳去了编者的姓名。所以当清代韩学复兴之初，包括一些重要的韩学专家，并不知廖莹中世彩堂为何物。如顾嗣立在谈及廖本时就说：“后复有某氏者，仿朱子《离骚集注》例，悉削去诸家姓氏，汇辑群说，自为一书。其所增益颇多，即今所传明季东雅堂徐氏翻刻本也。玩其词气，大约出自朱子弟子之手。而其人不传，良可惋惜。”（《昌黎先生诗集注》卷首凡例）而清初另一重要韩学家、著有《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的方世举和刊行《编年笺注》的卢见曾，也是只知道东雅堂，不知道世彩堂。直到陈景云《韩集点勘》才将此书始末道破。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就使得对廖本编排处理上的批评和对其道德上的贬斥错杂在了一起。 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人。登进士第。曾为贾似道门客。度宗时，似道擅权，政事多决于莹中。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革职放逐，廖莹中相随不舍，自杀死。廖莹中曾翻刻法帖多种，其所刻诸经史著作和韩、柳集，校雠、刻印、纸墨皆极精美，即宋刻中亦为难得之珍本。 廖本韩集刻于度宗咸淳六年（1270）。关于此书编排的宗旨，廖氏在凡例中有所说明，谓：“是集庆元间魏仲举刊《五百家注》，引洪兴祖、樊汝霖、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蔡元定诸家注文，未免冗复。而方崧卿《举正》、朱子校本《考异》却未附入，读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异》为主，而删取诸家要语附注其下。庶读是书者，开卷晓然。”（世彩堂本韩集卷首凡例）这段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在五百家注所引诸家中，他特别提出了洪、樊、孙、韩、刘、祝、蔡七家，这成为后世在谈到五百家注时惯常举的七家，而如果认真加以研究，可以发现，魏本引刘崧注不多，魏本中所称的“补注”是否出自蔡元定之手也有疑问。但这并不影响其意图的表达，可以看出，廖氏是以魏本之繁杂和未能充分参考《考异》为憾的。而他所进行的主要工作，主要也在于这两个方面。 在前一个方面，他的做法与王伯大相同，采用了简单化的处理，即直接将朱熹《考异》原文散入正文之下。除《考异》和《考异》所引之《举正》外，它本概无所取；对于文中异文，也基本上如朱熹的处理，一律用“或”字标示，而不注明异文出处。但它对《考异》也偶尔有所删节，删去内容主要是一些多余的议论。如卷一《感二鸟赋》中“光耀如此”句下，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句，方崧卿校从阁本、《唐文粹》，删掉了此句，《考异》从之，而后面有大段议论，谓方本从阁本、《文粹》删去此句，颇有“为贤者讳”之意；又谓此句“恐或公所自刊，故且从方本云”。在廖氏看来，最终既从方本，则前面一段出于猜测之议论就没有必要了，故予刊略。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按照我们的理解，《举正》和《考异》是各有长处的，《考异》虽有其议论宏通的一面，但在版本的收集、源流的考辨上，是无法与《举正》相提并论的。廖氏尽管也提到了《举正》，但他显然没有直接利用《举正》，其中所引《举正》全部转引自《考异》，这不仅在其凡例中可以看出，在正文的校勘中也可窥见一斑。如韩集卷七《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土》中“叹息岁将淹”一句，方校云：“淹当作为殗。殗，残也，没也；淹，延之意。不可通用。”（《韩集举正》卷三）《考异》在引录这段话时，脱“没也”二字，而世彩堂本韩集亦不参考原文，径将《考异》文字引入。对《考异》的推重，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即随着朱熹四书学的盛行，朱熹本人已开始被神圣化。所以廖本在校勘方面的做法虽然极为简单，由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指责却并不多。 而在集注方面，廖氏可能费力较多，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就是仿照朱熹《离骚集注》的体例，将卷中注文中所引各家的姓氏一并删去。魏本韩集于卷首附《评论诂训诸儒名氏》，正文中校注只出姓，不出名。这已经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麻烦，如其注中所引蔡氏之说，而卷首名氏中有三蔡氏：蔡居厚、蔡元定、蔡梦弼，特别是后面二蔡氏，其一曾“纂注《昌黎集》”，其一曾为“补注”，究竟出自谁手，颇费猜详。廖本更加变本加厉，削去全部姓名，这无论对一般读者或是对韩学研究者，都是不够负责的；如果不是魏本幸存，其流毒于后世不浅。对此，方成珪《韩集笺正序》中已有所批评。 其次，补充注释。廖本在注释方面，主要采用魏本注，“其注采建安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为多，间有引他书者，才十之二三”（陈景云《韩集点勘》跋）。这并不足怪，因为廖本本来的作法就是要“删取诸家要语”，用简便的方法裁取出一部适合普通读者的韩集；尽管其凡例中也说“如集中有关系时政及公卿拜罢日月，更博采新、旧史、唐登科记附益之”，但实际上，洪、樊、孙、韩、祝、严等家对于相关之史实考辨已颇详密，容廖氏措手处不多，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仍然是从各家注中略加选择而已。所以即使陈景云这样的估计也可能还有些太高。 第三，删并、改换题注。魏本每篇下差不多均有题注，用以揭示主旨、考证背景，或辑录评论，是注释中极重要一部分。廖本在题注上也颇有一些删并调整，其主要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1.两家或多家题注各有所长，故撮取其主要意思，合并为一注。由于不注各家姓名，廖氏在操作上颇为自由。此种情形是廖本中最常见的形式，随处可见，故不烦举例。 2.魏本诗文题下存多家题注，而所言则大致相同，故廖本于其中只取一说以概之。如韩集卷一《琴操·拘幽操》题下，魏本有祝、孙两家题注，所述之史实基本相同而孙注较详，故存之，而删祝注。又如韩集卷四《送区弘南归》题下有祝、洪、樊三家注，祝、洪两家皆言及区姓之来历，故删去较略之祝注，而保留洪、樊二家注。 3.某些注家的题注或考证事实，或发表议论，篇幅略长，而廖氏以为无关题旨，故有删节。如韩集卷五《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樊氏题注引《讳行录》、《登科记》、《房武墓志》、韩愈《祭房君文》、孟郊《祭房十五次卿少府》考房氏生平行实，廖本尽删之，只留五字：“蜀客，名次卿。”韩集卷十六《答崔立之书》，魏本采樊氏题注，除考明事实外，又以极具感情色彩的笔调对韩文之不遇发表感慨，谓“然公所学者，尧舜三代孔孟之道，文则六经古文也；时吏部所试者，时文尔。公以古文为宝，而吏部试以时文。则公之玉盖未尝献也”。廖本将此段文字删去。卷三十九《潮州刺史谢上表》对樊氏题注的删节亦属此类。 4.廖本对魏本各家题注均感不满，而采用方、朱系统的解释。如韩集卷二《醉赠张秘书》，孙、樊两家题注皆以为张彻。廖本从方、朱说，认为非张彻。 5.删去原有之题注，而从正文注释中择取相关部分作为新的题注。如卷十一《原鬼》，魏本所用韩醇题注，廖本全删之，而将文后所附李石之评改为题注。 6.原无题注或题注较简略，从正文注释中择取重要者转换为题注。如卷十三《蓝田县丞厅壁记》，魏本无题注，廖本将其“再进再屈于人”下之句注改为题注。卷十五《与孟东野书》，魏本无题注，廖本题注实从魏本“脱汴州之乱，幸不死”句下孙、严注删节而来，交代此书所作之大致年代。卷二十五《张圆墓碣铭》原无题注，廖本将正文中“死途中”句下注引《国史补》有关张园之死的记载改为题注。卷十九《答友人论京尹不台参状》原有韩醇题注而较简略。正文中“何况京尹”下有洪氏注，“岂有定制也”下有樊氏注，分别言及台参制度和此事件之因果由来，廖本将三家注合为题注。 7.将原有之题注转为句中注，取消题注。如卷九《春雪》樊引沈括对“入镜鸾窥沼，行天马渡桥”两句的评论为题注，廖本变为相应的句中注，无题注。同卷《木芙蓉》孙题注：“水生者为水芙蓉，木生者为木芙蓉。《尔雅》曰：菡萏，芙蓉也。此所谓水芙蓉也。”廖本全删，无题注。 以上种种情形中，廖氏进行的删并改换大多是有其理由的，也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一些删并改动并不合适。如上引韩集卷五《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樊氏题注，虽所引材料丰富而语言极简练，篇幅并不长；删去全部证据而仅保留结论并不合适。不过，这些对于一般的读者尚不至于影响理解。但其有些错误则是可以误导读者的。如卷三《赠郑兵曹》韩、樊二家题注实相矛盾，韩从“或说”以为郑兵曹可能就是郑通诚，而樊意颇以为疑；廖本不加别白，将二题注删去姓氏后合而为一，令人不解。又如卷四《青青水中蒲》三首，樊、韩、孙三家题注意思本不同，樊引古乐府以比类，韩以为兴寄之作，孙以为妇人思夫之意，廖本不顾其龊龌而勉强将三者合为一注，令读者不知所云。此类“强彼就此，轇轕不清”的情况，相当多是由于其“不标注家姓名”所致。 第四，对正文中注释的删并。廖序谓魏本“冗复”，主要就在这一部分。所以廖本对文中注释删改颇多，除个别情况外，如上文所及将少量题注转为文中注之外，很少对注释有所补充。廖本对魏本文中注的删改，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文字已从方、朱校本，异于魏本，则原注自无保留之理。如卷一《元和圣德诗》“柴焰嘘呵”，韩醇注曰：“柴，燔柴。嘘呵，火气。”廖本“柴”从方本作“紫”，魏本之注释自无保留之理。同篇“赤鳞黄龙”，孙汝听注曰：“赤鳞黄龙，皆王者之瑞。汉宣帝时黄龙见广汉郡，因是改元黄龙是也。”廖本“鳞”亦采方说作“麟”，故删去原注。 2. 词意明白，本无须注者。如卷一《琴操·猗兰操》“扬扬其香”，孙汝听注曰：“扬扬，香之远闻也。”廖本删之。同卷《南山诗》“吾闻京城南”，孙注“城南”为“长安城南”，廖本删之。此种情形以删孙注为多，孙注中确实有一些大可不必注的地方。 3.删去部分单纯注音释义的注释。如卷四《游青龙寺赠崔群补阙》“燃云烧树大实骈”魏本注：“骈，并也。祝曰：驾二马也。庄子：骈拇枝指。○骈，蒲眠切。”廖本尽删之。卷十四《蓝田县丞厅壁记》“易桷与瓦，墁治壁”，魏本注曰：“补注：墁，泥也。祝曰：《孟子》：‘毁瓦画墁’。注：‘画墁，画地也。’○墁，莫于切。”同篇“水虢虢绕除鸣”，魏本引祝注曰：“虢虢，《说文》：‘水声也’。除，阶也。○虢，古柏反。”廖本删之。此类情形以偏于注音释意的祝充注为多。 4.删各注中所引的部分书证。受李善注《文选》的影响，后来古书注释中有重视语源的传统；而宋人关于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的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韩集注释中对语源的寻求。祝充、韩醇两家注对这个方面最为用力，其中也难免有得有失。廖本在这方面有一些删节。如卷六《符读书城南》“飞黄腾踏去”，魏本注：“孙曰：《淮南子》：‘黄帝时飞黄服皂。’飞黄，神马也。韩曰：《诗》：‘乘彼乘黄。’《选》张景阳《七命》：‘整顿云珞骖飞黄’。”孙、韩共引三书证，廖本删去前两条，只保留《文选》中一条。又如卷十六《上宰相书》“孜孜焉亦不为利”，魏本引韩醇注曰：“《孟子》：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鸡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条注释不仅单纯追溯词语的出处，对于文意的理解也有帮助，但也被廖本删去。 5.删各家注中所引用的部分背景材料或评论材料。魏本各家注释中常引用一些史志材料阐释写作背景、相关的人或事，在篇子中间或篇后有时也引用一些评论，对一句或整篇的作法、技巧或是其中的旨意加以评论或阐发。这是魏本最有价值之一方面。廖本保存了许多重要的材料，也删去了不少。如卷六《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诗后有孙汝听和补注两家注，孙注阐明一篇主旨，补注则引孔平仲、胡仔之语对韩诗中重韵的现象加以总结，廖本全删之。卷十九《上宰相第二书》，文后引黄唐语对韩愈的道德人格有所批评，廖本或出于对韩愈形象的维护，亦删之。又如卷二十八《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发狂投江水”句下，樊汝霖注不知从何处钩稽出了侯高的生平事迹，如果此材料可信，是极为难得的；而廖本不加辨别说明，径删之。 廖本对五百家注的处理大致如上，其中的是非得失确实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大概魏本的立足点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简便的韩文读本，从这个角度看，廖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大量的删改，即使不出现技术性的错误，也必然会减少原本的信息量，降低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廖本自明、清重新出世以后，一方面被迅速地传播，一方面又不断地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固然有其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但也和廖本自身固有的缺陷有关。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同一对象，其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