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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盫，别署存晦居士，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藏书家，上海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人。 叶景葵一生酷爱读书藏书，《小谟觞馆诗集注》是其购藏的第一部书：“光绪辛卯，余年十八，泖生先生长子毓盘，字子庚，亦来杭州与试，因旅费不足，出是书招售，定价银饼十元。先堂叔浩吾语余曰：‘此书印本流传极少，且为泖生先生朱笔句读，殊便初学，汝盍留之？’时余得东城讲舍月课奖银七元，不足，向先母乞三元，遂得此书，是为余生平购书之第一次。”[1]叶景葵早年购书多为普通之本，搜藏善本始于1917年，“（吴昌绶）喜购故籍及金石精本，整理刊印，不惜重资。性又豪迈，用度仍苦不足。民国六、七年间，将嫁女蕊圆，检出所藏明刊及旧抄善本四十种，定价京钞一千元出售，以充嫁资。余请张君庾楼为介，如值购之，是为余搜罗善本之发轫”。[2]这四十部书中包括明刊本《吕氏春秋》、《通史》，旧抄本《劫灰录》等。叶景葵通过购买、借抄、互赠等方式多方求致，数十年的苦心经营，藏书颇具规模。 抗战爆发后，图书文献大量沦亡或流落海外，[3]叶景葵亲眼目睹了一些亲朋故友藏书急遽流失，邓邦述“群碧楼”、宗舜年“咫园”、沈曾植“海日楼”、曹元忠“笺经室”等等，都在战火中散亡殆尽。1937年11月5日，叶景葵在致张元济的信函中第一次提到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向，“菊丈台鉴，顷接通丈（指陈叔通先生）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今岁私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4] 合众图书馆的创立源于叶景葵对历史文献整理与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叶景葵“化私为公”、“化身千百”的藏书思想的实践。叶景葵在《抱经堂藏书图》题记中写道：“古今藏书家，或供怡悦，或勤纂述，或贻子孙，终不免有自利之见存。若为利人之藏书，则整理研究，传抄刊印，事事与自利相反，其功更溥，其传更久。此即先哲所云‘独乐不如众乐’，慎初其有意乎？”[5]众乐利人是合众图书馆事业之理想：“书籍专收旧本，祕笈力谋流布，当别设编目纂处。即就叶先生藏书而论，名人未刻之稿当为刊传，批本、校本当为移录，汇而刊之。罕见之本当与通行本互校，别撰校记，以便学者。编纂目的，专为整理，不为新作，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一为传布。”[6]合众图书馆“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叶景葵倡立馆之旨即“建设一专门国粹之图书馆”，化身千百，嘉惠来学。 合众图书馆成立之初，叶景葵“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已将敝斋旧藏悉数捐赠”。[7]其后十三年间，共捐书3344种，34160册。[8]据笔者目遇，叶氏藏书目有《卷盦书目》，叶景葵撰并书，一函十册，红丝栏纸装订，半叶九行，单鱼尾，版框30×20cm。手稿正文首列书名，下列作者及版刻情况，首册封面有说明（△家藏○送馆批校圈点本第一箱至第六箱，余上注送字者，均作△，惟第六箱《读史方舆纪要》，系思壹全部句读，暂作○。应询思壹意见，是否愿送馆保存，如仍愿家藏则改○为△可也。揆初注），该手稿是叶景葵捐入合众图书馆图书的书目底稿。1953年上海合众图书馆出版排印本《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五卷，线装，1册，该书目总计著录卷盦旧藏2878部，31567册。1956年，顾廷龙收集叶氏历年读书题记、序跋205篇辑成《卷盦书跋》并印行。 综观叶景葵藏书目，可以看到叶氏浸淫江南百年藏书之风，深受嘉兴派藏书思想的影响。有清一代，中国私家藏书从地域划分而论，可分为南北两派，两派在收书方向上，自有互通之处，但仍各有特色，北方藏书以京津为中心，藏书以大部头殿版书等煌煌巨观为标榜，江南藏书则以稿抄校本为主要特色。清初，何焯以批书著名，被视为清代批校派的开山之人，此风在江南一续三百年。乾嘉年间，黄丕烈、吴骞、陈鳣等大藏书家均受此风气影响，以精校之本作为善本中的上驷，此藏书观延至民国，在南方地区尤为盛行。叶景葵生于藏书世家，其身久在上海，上海地区自清末至民初，已成为江南地区善本书的集散地，从学业浸染上讲，叶景葵必然受到当地藏书风气的熏陶，从得书的便利程度而言，上海尤其是四马路一带的旧书中心，从此地散出之书，基本上是江南地区故家所出者，晚清民国间，社会巨变，江南恪守陈规之家，至此家业多有变故，旧书散出，主要是在上海、苏州一带，所出多宋元善本等顶尖之物，大多被当时有实业的大藏书家所得，如南陈北周（陈清华、周叔弢）。叶景葵非为巨室，然其独具慧眼地用乾嘉正统藏书观选择上佳的名家稿本、旧抄本及名家批校之书，从校勘及治学角度看，这类书的学术价值并不亚于宋刻元椠，这是乾嘉学派中考订家的治学路数。由此可以大胆地论证：叶景葵的藏书思想是乾嘉以来，江南正统藏书观的延续，不能仅仅认为是钱财所限而形成的权宜之计。 按照此目标记的捐赠之物可以看出，叶氏虽有正统的传统藏书观念，但他并未受限于千百年来形成的秘籍珍玩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他所处的毕竟是新旧交替，求变与保守、新异与混乱、政治黑暗与思想活跃相交织的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国门被打开，社会上最受冲击的是最早接触外来思想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点燃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火炬，有讥讽者、有谩骂者，但同样也有反思者，有限度地汲取新的思想与方法，叶景葵堪称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叶氏藏书思想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叶景葵十分注重目录学对治学的津梁作用，不仅自撰《卷盦书目》，而且对合众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编目“宜仿四库分类而修正之”，总以不失中国固有分类法为原则，亦所以谋保存中国旧时藏书之遗风。[9]故主张“拟先从事详目，庶便读者之摭撷”。自西学东渐后，图书分类即有中西的差异，直至今日尚在争议中，叶景葵的编目原则与方法多有启发意义，编目是基于对书籍的理解而进行的分类，应该说四部分类涵盖了95％的中国古籍，不到5％的新学之书可按“修正之”分别。叶景葵读书，随见随记、随抄随核，每得书“必手为整比，详加考订，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评騭，或抒心得，而以鉴别各家之笔迹，眼明心细，不爽毫黍”。[10]既能部次群书，亦能推阐大义。这应该是目录学的根本目的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对稿抄校本的重视，是卷盦藏书的一大特色。顾廷龙曾论述叶氏藏书的这一特点：“综君所集，稿本抄本为全书之最，古人心血赖以不湮，后人钻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进张氏《谐声谱》有云：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椠，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盖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于名家校本，或订补原著，或题识掌故，亦皆学海之珍闻，史料之上乘，所谓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为重者亦在此。”[11]《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总计著录书籍2878部，其中稿抄校本889部（叶氏自己批校之书及自注稿本242部），占整个藏书数量的31％。虽不能就此说这一数目是叶氏藏书的全部，但就藏书编目的惯例而言，入目之书，毕竟是编者眼中的上佳之本，一部藏书目录的编撰，必然能够反映出编者的藏书思想及好恶观。以经部为例，在目录中著录该部书267部，稿抄校本合计80余部。叶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名家名作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其所藏稿抄校本最著名且最有价值者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卷盦书跋》中最长的一则即是此篇，跋中叙其发现、鉴定及收藏此本的经过，肯定其学术价值为“世间孤本”，叙述方式彰显黄丕烈式的行文特点：“杭州抱经堂主人朱遂翔告余：‘在绍兴收得《方舆纪要》稿本，因虫蛀不易收拾，愿以廉价出让。’余嘱取来，则故纸一巨包，业已碎烂，检出首册，见旧跋与陶心云年丈跋，均定为顾氏原稿，以七十二元得之。”考据方式极为传统，系乾嘉学派所惯用，顾千里式的校书特色：“兹举最鲜明者以为例：南直三二上今乃曰凤阳府。北直二四八下渔阳废县移入此。北直二六三上丰润移遵化后。山东三一下元嘉三年移置兖州。山东五十下元帝封梁敬王子顺为侯邑处也。贵州二十四下万历三十九年置广顺州云云。以上所列六条，最后者笔法模胡，似为顾氏老病中所点定也。”[12]叶景葵对所获稿本皆悉心整理，“精勤疏治，无论是一签之脱还是一笺之碎，均手自检理，心细如发，付之装治，从而使之恢复旧观，触手如新”。顾廷龙为之感叹道：“盖所谓整理者，初非排比册次卷序而已矣”。 叶景葵藏书思想是我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宝贵遗产，梳理研究包括叶景葵在内的藏书家的学术思想，是当代古籍整理与保护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小谟觞馆诗集注．叶景葵．卷盦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1；以下引用《卷盦书跋》版本同． ［2］吴伯宛先生遗墨跋．卷盦书跋，第165页． ［3］日寇侵华战争中，中国私家藏书的毁损以平津、上海、南京、江浙等地的学人文士最为惨重。平津学人胡适、吴宓、钱穆、吴文藻、冰心夫妇、顾颉刚等，多是弃家南迁，留下的珍藏惨遭掠劫盗窃而散佚；沪宁江浙一带文人郑振铎、阿英、周越然、丰子恺等，因遭遇“八·一三”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大屠杀等多次劫难，其藏书的毁失状况更为惨烈． ［4］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56页、第557页． ［5］朱遂翔以抱经堂藏书图属题．叶景葵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1；以下引用《叶景葵杂著》版本同． ［6］［9］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顾廷龙文集，第605页、第607页． ［7］恬养斋文钞．卷盦书跋，第154页． ［8］第一年：捐书1822种，19883册，359张，金石拓片1包，1幅。第二年：捐精本、普通本书籍945种，11999册；金石拓片80包。第三年：捐批校本和普通本95种，244册；金石拓本19轴，捐叶浩吾旧藏书籍拓本共53包（数量不清）。第四年：捐书35种，229册，2张，1卷；金石拓片8种，59张。第五年：捐书242种，1339册，7张，金石拓片6种，9张。第六年：捐书112种，197册，2张。第七年：捐书18种，19册。第八年：捐书32种，63册；金石拓片1种，2张。第九年：捐书53种，93册，1张；金石拓片1种，1包。第十年：捐书61种，84册，2张，4卷，3包。金石拓片15种，33张。第十一年：捐书3种，7册。第十三年：叶景葵逝世后，其家人继续捐书捐书21种，3册；金石拓片6种，7张，1册． ［10］卷盦书跋后记．顾廷龙文集，第153页． ［11］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41页． ［12］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卷盦书跋，第40页． ［作者简介］王红蕾（1968－），女，辽宁锦州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原载：《理论界》09年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