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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杨嗣昌集》58卷，一共整理点校诗文1302题(篇)。包含《杨文弱先生集》57卷1289题，《杨文弱先生集》未收稿1卷13题(篇)。其中奏疏611题、纪事17题、书信486题、各体诗146题(首)、杂著(各体散文)42题。此外，还附录相关研究资料14题(篇)。 此次整理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旧钞本《杨文弱先生集》57卷，即以北京出版社影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内所收该文集为底本，参校梁颂成《杨嗣昌诗文辑注》、清《古今图书集成》、光绪十一年重修《湖南通志》、嘉庆十九年陈楷礼辑《常德文征》、嘉庆十八年《常德府志》、清同治元年《武陵县志》、清光绪十八年《桃源县志》、清光绪元年《龙阳县志》、清黄本骥《湖南方物志》、杨氏后人杨启乾先生提供《建平杨氏家谱》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辛编》等。凡有异文之处，一一标出并作校记，能够抉择的发表己见，似非两可的存疑待贤。 旧钞本《杨文弱先生集》为未经刻印的手抄善本，无序无跋。张显清先生1980年在《文献》第一辑撰文介绍的就是此书[1](第155页)。他是现代第一位宣扬杨嗣昌著作的史学家，此次特恭请他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同时，笔者还将搜集到的明末张同敞(？ ~1650)当年专门为此集而作的《文弱公集序》[2](第261页)置于书前。张同敞，字别山，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之曾孙，南明抗清将领。崇祯十三年(1640)以荫授中书舍人，清军入关后隐居浙江。隆武二年(1646)入闽谒见唐王朱聿键，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唐王被清军俘获后，走投桂王朱由榔。历任侍读学士、尚宝卿等职。永历三年(1649)大学士瞿式耜荐知兵事，颇得士心，擢兵部侍郎，总督诸路军务，率军转战湘、桂一带，身先士卒，能以忠义激励将士。次年春，攻下全州，收复东安，包围永州，终因兵弱饷匮，难以久支。11月清军进围桂林，南明守军溃散。张决意以死殉国，不愿撤离桂林，与瞿式耜一道被俘遇害。此序因文集最终未能付梓而独存，350多年后与本集合璧，算是得归其所，亦不失为一段文坛佳话。 《杨文弱先生集》既无编辑时间，也无刊刻年月，而张同敞的《文弱公集序》，以见证人述当时事，却能够提供多方面的佐证。 首先，序文提到他同杨氏著作的搜集整理主持人、嗣昌长子杨山松(入清后号忍古头陀)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甚至曾经“旅舍青灯，与忍古连床夜雨，摩掌共读，不自知其涕泪之何从也”。这首先可以证明，一些地方志所载杨山松入清后遁入佛门，改称佛号，流落南方，曾参与过反清复明活动的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张同敞、瞿式耜等人就是当年抗清活动的组织指挥者。 其次，依据序文可知杨嗣昌著作的搜集整理至迟到清顺治七年(1650)张同敞被害前已告一段落，他“与忍古连床夜雨，摩掌共读”的应该就是已经刊刻成书的《杨文弱集》。因为序中说到杨嗣昌生前“等身著作，孔壁护持，明明无恙，而乃又生一乡里之伧索米长安者，供瓮头一醉之资，付之秦火”。从而，“至使长公忍古四方搜购，马蹄帆影，奔走于黄沙黑浪之中，凡若干年而后复还旧观”。杨嗣昌生前等身著作遭遇劫难，山松四方搜求，历尽艰辛，最终已经“复还旧观”。 这些情况，是张同敞当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故亲笔所记，因而杨嗣昌的文集曾于崇祯末年整理刊刻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它应该是《杨文弱先生集》的前身。 二 《杨文弱集》辑成、刊刻于崇祯末年，除了张序的证明外，还可从后人的有关反映或记载中得到印证。 首先，乾隆时期颁旨编纂《四库全书》，与此同时，也发动了一场禁毁图书的浩劫。凡被清统治者认为违悖伦理纲常、不合名教、讥贬满族先世、危及皇朝统治地位的书，都在禁毁之列。20年间，这些“违碍”之书或被全毁，或被抽毁，数量近3000种，达10万部以上，其中又以明人著作为多，包括袁宏道、袁中道、钟惺、张岱等名流的著作，杨嗣昌的书自然不能幸免。王彬《清代禁书总述》称：“《杨文弱集》，别集。……此书崇祯间刊刻。传世有钞本，题为《杨文弱先生集》。主要系杨嗣昌奏疏，其言辽事，语多触犯，而分别为湖南巡抚刘墉、江苏巡抚闵鹗元奏缴，亦列入四库馆奏准全毁书目之中。”[3]杨嗣昌作为对峙时期的明代辅政大臣，其奏疏文稿与清统治者不可能无碍，其书在禁毁之列是无疑的。同时这也说明，被奏缴禁毁的是崇祯间刊刻本《杨文弱集》，传世钞本《杨文弱先生集》当别有来历。 其次，清末民初书商孙殿起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历数十年之久，他把自己目睹的书册逐一做下详细记录，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版年代等，积久成帙，后来编成《贩书偶记》，并于1936年初刊刻。其中也有关于崇祯刻本的记载：“《杨文弱集》五十七卷，明武陵杨嗣昌撰，崇祯间刊，载辽东事居多。”[4]《贩书偶记·凡例》第一条开始便称“涉目所及，随笔记之”，可见他是接触过此书并见到过“崇祯间刊”的标记的。著作名称和刊刻时间是两种不容易被人忽视的要素，书店老板倘若没有此书，不会记这笔账。 杨嗣昌生前著作都是随著随刻，随时间推移分阶段辑成卷帙。有《投缴朱卷揭》一文可以证明这一点：庚戌年(1610)，他23岁参加会试，中了第232名。放榜时座师当面告知：“杨嗣昌、夏嘉遇两卷，系书四房主事张瑞石公取定，正卷因中额已足，本房借中之。”属于隔房借中。但事后时议沸腾，朝廷拟将朱墨二卷再行核对，通知要把试卷原稿重新交上。此时他已将原稿带回家乡，并修改多处以付刊刻，故只得上揭说明：“前职中式之年，因刊刻朱卷，偶将墨笔改正数字，以付梓人。”他的《地官集》、《野客青鞋记》、《抚关奏议》、《宣云奏议》、《中枢奏议》、《督师载笔》等等，就是他在户部任职、在家乡闲居和在山海关、宣云、中枢为官以至外出督师各阶段的著作。自行刊刻，杨家当年确有条件，青年时即如此，后来四处任职乃至入阁，条件更不用说。他后来将书板集中到北京住所，晚年渐近，显然是打算清理编定全集。但不久便外出督师，没有想到会一去不返。 杨嗣昌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来得及亲自整理刊刻个人全集，其子杨山松兄弟在乃父去世后的两三年里，利用现存书板，很快编辑刊刻了《杨文弱集》，初步完成了先人的心愿。但由于战争形势一步步吃紧，明王朝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文稿不可能搜集得很完备，前序后跋亦付阙如，印制数量也相当有限。这些，都应当是山松兄弟感到遗憾的。 综合各种情况，可见崇祯间刊《杨文弱集》至少有以下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书名，为《杨文弱集》，没有后来的“先生”二字。二是版本，具有“崇祯间刊”的明确标识。不管是清廷禁毁，还是书商经营，这两点绝不会弄错。三是载“辽事”居多，在清人看来有触忌讳。还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南明时期，亦即顺治初年，张同敞和杨山松夜雨“共读”、乾隆年间刘墉和闵鹗元分别奏缴、清末民初孙殿起在通学斋书店亲手经营的书，都应该是“崇祯间刊”的《杨文弱集》。要全盘否定他们，说他们都看错了，是没有道理的。 三 同时，种种主客观因素亦足以说明《杨文弱集》整理刊刻于崇祯末年的可靠性。 一是社会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满清统治者先后占领京师，他们都是杨嗣昌生前的死对头。特别是清军，掠过京师以后，逐步深入中原，挥师南下，战乱多年，山松不可能到京城大张旗鼓地搜求先人遗稿。后来清代社会相对稳定，清政府又逐步加紧了对汉人各方面的钳制，搜集整理前明官员著作更为困难。因此，山松整理并刊刻先人著作，只能是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年。这样，到顺治初，山松也才有可能带着先人遗著流落南方，与张同敞“摩掌共读”并邀请他作序。原刻本《杨文弱集》无序无跋，可能因为改朝换代动乱之际，内忧外患双重挤压，形势严峻，书之成稿、刊刻都很仓促，来不及备齐。后来请张同敞作序，又说明山松得知书板被毁，既痛心又心急，有将先人遗著进一步完善和再次印行的打算。只是清王朝文网渐密，文字狱迭起，形势的变化使文集在清代再次刊刻的希望成为泡影。 二是精神动力。这主要是来自崇祯皇帝对先人的赞许，亦来自为父辩诬的强烈愿望。杨嗣昌过世不久，虽然攻讦者不少，但始终得到崇祯帝的眷顾。思宗为嗣昌写的祭文说： 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爰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5] 思宗对杨嗣昌的眷顾，在崇祯朝50辅臣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先人的幸运，也是家族的荣耀。皇帝评价如此之高，而党同伐异者的指责又此起彼伏，倘若“一腔热血，仅仅见于语言文字之中”的著作都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岂不遗憾！一旦文集不存，何以证明先人一生清白？何以证明皇帝评价名副其实？“珠光剑气，岂肯沉埋？忍古虽贫，心有代为表彰者。”如此精神动力，不仅促使山松抓紧搜求整理先人遗著，而且促使他在20多年后进一步写了《孤儿吁天录》。他就是通过整理先人文集，全面了解了先人一生对皇上、对朝廷、对国家的一片忠诚，才觉得政敌们对乃父混淆是非的无端指责是毫无理由的，应该予以驳正。山松认为，先人的事业功名，自己的前程都系于明朝，因而他和张同敞等人一起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也是必然的。但这时形势显然不容乐观，已经处于“楚帜未卜”之际，故“幸加餐善饭，勉旃自爱”，要作抗清的长期打算，这应该是一种共勉。 三是现实条件。杨嗣昌从政期间，政敌固然很多，但同道与敬重他的人也不少，这些人此时多数还集中在京城，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山松本人早在崇祯八年(15虚岁)就因乃祖叙功荫授锦衣卫正千户世袭，是有职级的人，也便于同官场上各种人打交道。加上有皇帝的关照，政敌们也不敢公开怎样，官员们甚至还得逢迎。例如杨嗣昌去世后，思宗虽然对嗣昌情有独钟，但又考虑督师失事的责任不是儿戏，难以服人，便“下所司会勘以闻”[5]。朝廷上下都了解皇上对杨督师的优袒心理，于是官员们便援引经典，根据传统法律议请减赎的原则，用“议功”的方式为皇上摆平了这件事。 杨嗣昌后期的几种著作，京师都有现成的刻板，杨家在京师也雇有专人主持刊刻之事，这样的客观条件对整理先人著作极为有利。可见，杨山松兄弟应该是抓住了明亡前的几年较快地完成了《杨文弱集》的整理刊印。 四 问题是，杨山松兄弟既然整理刊印过《杨文弱集》，为什么自己没有说到过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种原因都值得考虑：一是山松诗文存世本少，说到过也散佚了；二是多言“辽事”，触犯清规，出于自我保护，犯不着哪壶不开提哪壶。 张显清先生在《文献》杂志上发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一文时，曾引用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凡例》中的一段话，并据此推断明末杨嗣昌曾有“几个选集单独刻过板，而不曾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杨嗣昌文集问世。”我们将这段话引在下面： 先太傅文集早年曾有《诗箨》、《野客青鞋记》、《地官集》之刻，晚年曾有《抚关奏议》、《宣云奏议》、《中枢奏议》、《督师载笔》、《乐饥园诗集》之刻，卷帙浩繁，不啻充栋。其板藏家园别业者，松生也晚，不及典守。至《抚关》以后，板藏京师常德会馆，即经鼎革，以砌在夹墙中，为此庵胡公呵护，得免于难。寻遭乡里匪人，身在台省，反以此充薪火，付之一炬焉，毒矣！然幸多方搜购，亡而复存者尚十之八九。海内诸公，倘有收藏《抚关奏议》以下五种，幸惠一音……不惜重购。[1](第158页) 这里说到先人早年著作“板藏家园别业者”，因为自己出生得晚，不及见到就散失了。按，这里的“早年”，应为万历、天启年间，山松为嗣昌长子，明天启三年(1623)5月23日生，嗣昌此年36岁，为得子较晚者。到崇祯元年父祖同时被起用而离开家乡，山松才6岁，“松生也晚，不及典守”，是实情。晚期著作都是按任职地方分集而刻，最后“板藏京师常德会馆”，明清鼎革之际，便将其“砌在夹墙中，为此庵胡公呵护”，才幸免于难。没有想到的是，杨嗣昌的书板躲过了漫天兵燹，却没法逃过“乡里匪人”的刻毒和无知，最终竟被当烧柴用了。这样的举动不管有意无意，都让杨氏家人欲哭无泪！ 山松这里所说先人书板的遭遇与张同敞《序》中一致，只是没有提到编刻《杨文弱集》一事，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没有刊刻过此书。因为，张同敞当年和杨山松一起读杨嗣昌著作并应邀写《文弱公集序》，是在南明隆武、永历时期(即顺治初年)，胸中正激荡着一股反清复明的热血，所以能尽情倾吐，无所顾忌，感情喷发酣畅淋漓，文章写得荡气回肠。杨山松写《孤儿吁天录·凡例》，已是康熙十九年(1680)，这时文网渐密，文字狱迭起。杨山松吁天辩诬，针对的是明朝的遗老遗少，指斥他们冤枉污蔑了先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推出先人遗著。这样，就必须在两方面做得像模像样：一是要使人觉得先人确实受冤，应该为他平反；二是必须小心翼翼，不能触犯清廷忌讳，惹祸上身。这样，针对满清“言辽事居多”的《杨文弱集》，在别人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自己还提它干什么呢？山松的谨慎不是多余的，后来此书被禁毁，也就是这一罪名。可见，《杨文弱集》的编选是以后期著作为主，而且完全是著作的原貌。而后来编辑的《杨文弱先生集》，则对触犯满清忌讳的字词句作过一定处理。 除此，地方志所反映的情况亦能从另一侧面说明问题。刊刻于清嘉庆十八年的《常德府志》(包含《常德文征》和《常德文谈》)和同治年间的两种《武陵县志》，虽然在很多地方提到杨嗣昌的各种著作，包括属于本府的《桃源县志》和《龙阳县志》，都频繁引用杨嗣昌的诗文来证明观点和成说，宣扬本地文化，在留存原文的《艺文》或《文征》中，也大量收入杨嗣昌的诗文，而在以记载府、县学藏书和本地人著述情况为主的《艺文考》之类的篇章里，却只载入了他属于史部的《薛文清公年谱》和属于子部的《武陵竞渡略》两种。《艺文考》的体例，一是必见其书，二是必有所据。有书有据而不录，那必为犯朝廷忌讳者，明刊刻本《杨文弱集》就属这种情况。 杨氏后人当时肯定保存有此书，但这种政治气氛下已经不宜示人。因此，嘉庆十九年《常德文征》所收10多篇奏疏，亦是经过文字处理的整理稿，同后来《杨文弱先生集》的文字基本一致。其它书引用的，则主要是政治性不太明显的反映本地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诗文。武陵杨氏家族在清代一直都有比较当旺的支脉，也出现过像杨绪、杨超曾等功名事业都很显著的人。如果不是很复杂的原因，以崇尚地方人文为旨归的方志，对杨氏著作是没有理由不加注意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便可作出如下判断：(1)杨嗣昌生前大量著作刻板的毁损，应在1644年清军进入京师后不久。(2)崇祯十四年(1641)3月杨嗣昌去世后，山松就其死因曾给崇祯皇帝上过奏疏，同时也便开始了《杨文弱集》的编选刊刻工作，因为时间仓促，形势逼人，所以序跋不全而印制极少。(3)南明时张同敞与杨山松“摩掌共读”、乾隆间刘墉和闵鹗元分别奏缴、清末民初孙殿起于通学斋书店亲手经营的书，都应该是“崇祯间刊”的《杨文弱集》；此书自孙殿起《贩书偶记》后再不见记载，很可能已经失传。(4)传世钞本《杨文弱先生集》57卷，显然不是崇祯间刊刻的《杨文弱集》，它应该是清初社会走向稳定之后，重新整理准备再次刊刻的誊清本，这也应该是后来被署上“旧钞本”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张显清.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J].文献,1980,(1). [2]梁颂成.杨嗣昌诗文辑注·附录[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502. [3]王彬.清代禁书总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孙殿起.贩书偶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樊树志.晚明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27. 原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29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