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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假如没有都市，就不会有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写作。都市作为一种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为女性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都市舞台中旋转的女性文学，不仅表现了女性阅读都市的意识和立场，而且通过写作进一步塑造和想象了都市的现状与个性。都市作为现代最大的文化符号，它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都市与女性、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纠缠关系呢？ 一、都市与女性 王安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的确，都市与女性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所谓都市，是指现代社会工业化、科技化和商品化所逐渐产生的城市人的文化话语环境。都市作为城市的一种形态，代表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溯源都市与女性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城市化进程问题。因为，是城市化进程把女性从“闺房”的幽囚中解救出来，让她们逃离了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田园，步入了都市空间，实现“地理的突围”，从而为她们进行性别突围建构了基础。 自从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取代后，父系社会逐渐发展成它的完美形式——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由于父系社会的体制以先前的母系社会为文明之敌，对这一败北敌手的控制、奴役、压抑，已成为它的内在结构性特点。通过男性统治者与女性败北者这对隐秘形象，可引申出这一秩序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压抑／反压抑、压迫／反压迫的对抗二项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历史，其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独具一主一附的意味，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其间的附属或辅助角色，并导致了一个结局，即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上的父子相继，也标志了父系特征社会的最终确立。从此，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经济与人格两方面都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从此，男女之“命”便有了天渊之别，他们一个“受命于朝”、一个“受命于家”，“受命于朝”的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而“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社会之外。这种分工或许有自然及男女生理特点的原因，但其内涵却已远远超过了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它成为男性家长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依据，成为整个父系统治秩序中最基础的一部分。[1](P5—7)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从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槛外人。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取悦男性，只好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愈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源泉便愈枯竭，而她也愈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2](P36) 然而，由于女性又是无法排除的，她们是父子关系以及一切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于是，男性又用家庭或族氏系统这一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把女性安插在自身秩序内，并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所以在家庭中，她们也只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是女、是母、是妻、是妇、是媳，而非女性。[1](P5—7) 显而易见，农业文化是一种彻底的男权文化。整个农业文明时代，男性权威被强化、制度化、合法化，而女性权利则被剥夺、控制、奴役。可以说，大部分对女性造成压迫，使她们丧失自由，沦为男性附庸的宗教、伦理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并完善的。尽管农业文明时代，也有所谓的“城市”，但那只是一种依托着贵族的封邑、官长的衙门、教权或王权的驻在，而兴起发展并突出城的意义的古典城堡，之于女性解放并无任何现实意义。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及进一步成熟，城市演变至今已不再是特权阶级的城堡，父权文化在中国城市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的崛起，是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造就的，是“市”的充分发展。作为一种自由的、平民的生活空间，是中国最生动、普遍的现实，其工业文明实质越来越彻底地改变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事实。城市给了女性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城市化进程加强了社会对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的认识，真正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社会中受压制的妇女，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处境、生存现状，就必须首先争取经济地位的平等，从经济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有经济地位平等了，女性才能和男性一样具有主体性，不再作为一种对象性而存在。只有当女性和男性一起从事公共的、为社会需要的劳动时，女性才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女性才有可能与男子处于同等地位。“妇女走上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必要社会前提。”[3](P47) 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让人类日益摆脱对体力的依赖，在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工具革命中，女性的体力弱势和生理特点，已不再是她们就业的不利条件，女性的各种才能也被认可，她们的灵巧和智慧终于有了发挥天地。女性终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与男性同工同酬。因此，在现代文明造就的都市中，男权统治对女性的各种贬低，已不再构成威胁，真正的男女平等已逐渐成为一种经济现实、政治现实和文化现实。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当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原则，由工业文明原则向另一更高阶段过渡时，后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也悄然而至。此时，信息产业促使知识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生产者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也导致了社会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90年代十个新趋向》中指出：“假如产业工人的原型是男人，那么信息个人的典型则是女人。”[4](P215)“妇女和颂扬脑力胜于体力的信息社会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哪里信息社会繁荣发达，哪里的妇女就投入劳动行列之中。无论什么地方开展信息革命，妇女就汇集成一支劳动的大军。”[4](P236) 信息技术带给女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女性带来了受教育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以及其他潜在机会，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女性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自动化、数字化的设备进入家庭，使家庭劳动自动化，也大大减轻了仍是家务劳动主要从事者的女性的负担。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P158) 同样，以脑力为主导的信息经济革命，也带来了女作家生产力的一次彻底解放。“她们不必以柔软的身躯与男性在体力上一争高低，也不必局囿于家庭的一隅为男性作嫁，只需智慧的大脑、灵巧的手指就可在键盘上与男性并驾齐驱。”[6] 再加上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符码幻象与女性思维的本质特征不期而合，女性创作更是如鱼得水。城市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为女性文学创作开拓了空间。 总之，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父系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比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种文明中女性命运的天渊之别，看到了乡村女人与城市女人生活的巨大反差。女性只有在都市，才能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都市为她们开辟了广泛的活动天地，给了她们机遇和舒展自身的舞台。在这一人造自然中，女性的个体意识日益突显，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到调整她们的生存状态、尝试改变依赖男性的命运中去，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到了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城市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也唤起了女性沉睡已久的性别意识。都市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消费文化，女性又是都市消费的主要承载体，她们在品尝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喜悦之后，开始了对女性自我的内心需求。她们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恢复到不附属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本真样态，将之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理上指向人性复归的都市女性文化。作为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加速了都市文明的发展，又展示了都市文明中从未停歇过的女性话语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不仅发展了自己，且一反以往的“她”者地位，成为都市的“精髓”与“灵魂”，而都市也在女性的文化心理及日常情绪的演变中亦步亦趋。可以说，都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则为都市注入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只有在都市中女性才有自己的舒展天地，而都市也因女性的挥舞更精彩。 通过以上对都市与女性的关系探究，便可知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社会转型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都市已不可避免地充满女性的幻想和欲望，消费社会中的女性，也必须通过都市来实现自己的女性幻想和欲望。因此，所谓都市的女性情结和女性的都市情结是相融相通的。 二、都市语境与女性文学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是一对纠缠不清的概念范畴，女性文学与都市文明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评论家将迄今为止的女性文学状态概括为“只在都市的上空盘旋”[7]。可见，女性文学与都市语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都市是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景观，在繁华的都市中，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闪烁不定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花样百出的娱乐设施等物质形态，共同组成了都市繁荣的外在景观。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都市欲望化空间里，在各种各样的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中，人的潜意识得到张扬，人被压抑的欲望得到突显，人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重新模塑，人性的深刻、复杂也得到了极为真实的展现。就此意义上，都市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它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从此，擅长描摹和表现复杂人性的文学，也有了更自由、丰富的语境——更多的表现对象和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蒋述卓等在《城市与文学关系初探》一文中，就系统地分析了城市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在共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生存空间本身的独特性，使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相比，更有利于文学对于复杂人性的展示；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的发展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更促进了文学的空前繁荣[8]。然而，女性与都市更有一种天然亲近感，由于婚姻规定了女性空间的位移性，即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组成新家庭，因此，女性在进入都市空间时不会有一种漂泊感、流浪感，她们很容易融入都市中；男性则不然，他们有太多家的负担，由于追求土地上的那种家园稳固性，使他们在进入都市后容易产生漂浮不定的无根感，所以他们不似女性那般容易融入都市。另外，女性还是都市文化消费的承担者和制造者，同时也是都市文化的最好表现者。正是都市这一独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文化空间，让女作家获得了自由抒发自我的写作权利。在现代文学史上，就有许多女作家以都市为生存背景、城市文明为文化背景，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女作家之所以偏爱都市，因为她们大多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都市女性，讲述城市的故事就是在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女性主义可以说是都市化的产物，女性文学是依托都市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文学史实已经予以证明。20世纪前期女性创作的异峰突起，就是最初的近代化都市文明在中国萌芽的结果，如现代史上三位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她们都是在上海这一最接近近代气息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而20世纪末女性文学的勃兴，女性创作明显由以前的相对平寂转为热腾，也恰逢中国全面驶入都市化轨道之际，这绝非某种巧合或偶然，而是都市文明树上结出的又一颗硕果。所以，女性文学的都市化也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毋庸讳言，“女性写作”命名的凸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当然，这里指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命名”，而并非指女性写作本身。因为，女性写作并非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是溯源久远。自从五四运动对“人”的解放的强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以来，许多女性就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邃的思想走在了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以小说领域来说，本世纪从老一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等等，有许多女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实绩，展现了女作家与男作家同样卓越不凡的力度，而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甚至令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但是，由于受“存天理、灭人欲”的“非性”文化传统的制约，以及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的缺乏，女性性别特质难以从国家、社会、阶级和人伦宗族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呈现。这样一来，女性文学创作的特色，对城市文明的另一种性别体验，也就被压抑在历史的地表下面没有尽情显露。在一种固有的文学社会批评标准的框定下，没有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这一情形才有了微妙变化，女作家们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的表白更加大胆。都市文化语境中，商业视野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大批以写作为职业的都市女作家，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将女性的性别体验，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描绘出来，逐渐形成一股90年代的新女性写作潮流。女作家们似乎对都市更有话可说，都市的故事激发了她们更多的发言兴趣，这是90年代女性创作能够与男性创作争强的实质性背景。在都市文化背景中，许多女作家都恰到好处地找到了自己对世界、生命、社会情感体验表达的契合点，以及自身独特创作的生长点。而且，这些90年代的女作家，试图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性别秩序和文化秩序，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曾经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像王安忆与都市女性的历史回思，残雪与都市女性的梦魇分析，徐坤与都市女性的文化价值怀疑，陈染与都市女性的精神自恋，海男与都市女性的个性探秘，徐小斌与都市女性的内心迷宫，以及更年轻的卫慧、棉棉等所偏重的对都市女性在物化现实中对女性欲望人生的新体验表现……如王安忆就以一曲《长恨歌》作了一次煌煌的女性发言，奠定了她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地位。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为之伤感的，就是一座在岁月长河中陨落了的魔都，她渴望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某个人，而是整个上海这个巨大的欲望舞台。方方笔下的黄苏子，《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中的主人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一个优雅的白领丽人，由于长期的身心压抑导致了精神和灵魂的极端变异，在追求一种个性化的人生方式中，也堕落为一个让人不齿的妓女。都市知识女性王琦瑶和黄苏子的人生悲剧警醒所有女性，面对多元化的世界与生活，在实现自我欲望时决不能失去“自我根基”。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一领风骚的铁凝，90年代则以遒劲的力度、成熟的风姿，透视着这个正在勃兴的商业社会，无情地拆解着游戏规则。她笔下的小黄米，是一位农村小姑娘，面对金钱的诱惑，居然能坦然地在汽车旅店做暗娼而不觉羞耻，这是一种多么让人无奈的心伤。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涌入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同样是一个关于女性在都市生存的问题，铁凝时机恰当地提出来了。在打工潮奔涌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问题，同时也应关注从乡村涌入都市的这类女性的生存，这是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意义的女性欲望问题。女作家徐小斌的中篇小说《双鱼星座》，是她大胆探幽都市女性隐秘心理的又一力作。女主人公卜零的精神生活，一直摇摆迷失于自身、丈夫和情人之间，同时她的肉身还要承受种种现存的物质外在压力。卜零可以不为现实利益所动，却能为虚无飘渺的爱情舍弃一切。当岁月将她遗忘，变质的家庭、外部世界的压抑让她窒息，她只渴望有一份真实的爱能打破生活的沉闷，拯救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中。当情感及肉身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惨遭失败时，她选择了自恋、自慰，选择了逃回女性自我内心，或到荒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求天人相接。这实在是女性向外部祈求失败后的一种反向逃逸，也是都市女性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表达了徐小斌对都市女性在自我欲望实现遇难航程中进行自我救赎的独到关注和深刻思考：除了女性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拯救女性。以“个人化”写作凸起的陈染和林白，她们的创作也是20世纪90年代文坛有趣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可以说，欲望是女性个人回忆中最深埋的内容，也是异己的历史话语无法触及的死角。正如陈染所说：“在父辈停止思索的地方，她将继续思考。”陈染和林白分别用独语的方式展示了自我的孤独幽闭、个人身体以及与个人相关的欲望、梦幻、记忆和潜意识，用“我手写我心”和“我手写我身”，展现了曾经被男性遮蔽、挤兑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对女性欲望不加伪饰地进行了书写。陈染和林白的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撕裂自身的血泪和疼痛的忧伤，充满了愤怒的决绝。同样决绝的还有海男，“我们知道，拯救的欲望是人类诸多欲望中一种非常特殊的欲望，当人类面对终极、面对上帝、面对死亡的时候，拯救的欲望就特别强烈，也特别虔诚”[9]。而海男的作品似乎总与“死亡”相关，如《坦言》、《私奔者》及《蝴蝶》等都具有“死亡情结”，通过梦境的真实和现实的虚幻以及对都市女性的个性探秘，探究了女性该如何找到自己位置，表达了她强烈而持久的女性自我拯救欲望。另外，“新写实”派的女作家池莉，女性白领丽人写作族中的张欣、张梅等，也从其他角度对都市女性的生存以及生活与精神进行了关照。 在都市的舞台中，女性作家仿佛是一个永不疲惫的舞蹈家，一直在旋转着优美舞姿，都市赋予她们源源不绝的文学灵感，给予了女性抒发欲望的机会，女性也让城市的欲望得以展现。可以说，正是开放的都市文明带来了女性文学的百花齐放，女作家终于不言忌讳地诉说自身的情感经历、生命感受、内心体验，真实呈现属于女性自身的欲望表白。 三、结语 都市的女性欲望和女性的都市欲望纠缠不清地紧密联系着。都市的欲望化空间为女性欲望在文学中的表达提供了可能，而女性文学又使都市的欲望得到具体呈现。女性文学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文化景观中最具特色的一面。然而，如果女性文学对都市生存中女性欲望的剖析仅滞留于表层状态，那么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文学最终指向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文学，只有触及到生命个体在都市沉浮中的生存痛苦、精神困惑时，才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学品质，它必须透过千奇百怪的欲望图景，对女性生存的深层内涵进行重新审视，才能显现出其理性深度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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