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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过程中，应该注意吸取女性主义文论的性别文化、性别诗学的合理要求，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充分发挥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的优长和特征，深入社会意识形态，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女性主义文论的性别文化、性别诗学的合理要求，打破男性至上、父权主义的历史偏见，建构起社会性别和谐的文学观念、审美理想，为建构和谐社会构筑审美意识形态的氛围。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及其文论的主要思想武器和思想资源，因此西方女性主义及其文论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在社会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来辩证处理社会之中的两性关系和女性主义及其文论。 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一种解放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及其个体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全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包括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而且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女性和女性解放的观点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它充分地肯定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恩格斯也说过：“他(指傅立叶——编者注)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劳动。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他还说道：“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靠现代化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1]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注重的是：1.以社会解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男性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性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第三，女性体力弱小也是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女性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的公共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2.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女性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女性参加运动的程度。”3.女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女性进入公共产业成为可能，孩子将由国家抚养，国家提供托幼中心、公共食堂、医疗设施等[2]。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同意《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一书的译校者李燕的这样观点：“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使女性成长为人，是对人的塑造和发展的推进与实现。这不仅是对女性而言的，而且是对整个民族和全人类而言的。因为，女性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因为女性的创造力是伟大的和最根本的，她们的创造既表现在杰出的社会文化创造力上，更表现在无与伦比的和无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命和人生的创造力上！女性的解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确标准和尺度。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进步，正是女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相一致的推进器；正是中国文化创造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推进器和伟大的指示器。”[3] 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当然就应该以这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主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文论。因此，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在促进妇女解放和发展方面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第一，它应该引导文学艺术以审美的方式揭示产生女性被压迫的根源的现实基础，唤醒长期处于私有制及其父权制和男权统治之下的女性，为铲除私有制及其父权制和男权统治而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成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与男性革命者共同战斗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积极主动地走出家庭的私人劳动的小圈子，奔向社会的公共劳动的大天地，扫除和肃清旧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及其旧文化传统的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等陈规陋习，倡导真正男女平等的新观点、新风尚、新习俗，推进男女两性共同建设新生活、新社会、新世界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全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事业。第二，它应该积极鼓励文学艺术形象地表现妇女和女性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之中，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塑造和表现出历代妇女中的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丰富情感、高尚情操，促使中国当代女性像那些巾帼英雄一样自强、自立、自尊，撑起新中国的半边天，为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真正发挥出妇女的伟大创造力和永不枯竭的创造精神，为振兴中华民族，建设和谐世界，与男性伙伴共同奋斗，共创辉煌。第三，它还应该满腔热情地激励文学艺术去描绘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的审美化世界，表达女性解放和发展决定着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全局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人类全面自由发展观念，促进中华民族、中国无产阶级、中国男性和女性的整体发展，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为在神州大地乃至全球五洲四海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贡献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点力量。第四，它还必须履行文艺批评的职能，辨别真伪，区分美丑，惩恶扬善，保证文学艺术在妇女形象塑造、女性写作、女性阅读、性别意识、性别诗学等方面能够健康发展，行进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指引的正确轨道上。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文论也熏染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界。一时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文论纷至沓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诸如“性解放”、“性自由”、“性游戏”、“同性恋”、“性文学”、“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都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甚至在文学艺术之中，尤其是大众艺术、通俗文艺之中出现了媚俗和低俗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好在各级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了有效管理和规范，加上文学艺术批评的强有力作用，那一股不健康的势头才得到了遏制，而且并没有影响到健康的女性主义文学艺术和女性主义文论的传播和发展。 其次，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应该是包容着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的优长和特征的审美意识形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张扬男女平等前提下的那些审美特征。 人类社会的构成，从性别上来看，就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整体。因此，男性和女性，既是人类社会整体相互补充的共同体，也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互为他者的差异体。那么，女性主义文论强调女性的特征，提倡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等等的性别诗学，就是持之有故的，言之成理的。但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男性和女性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尽管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谓的人类文明社会就在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女性的经济权、政治权、话语权、表现权等等都受到了压制和压抑，女权主义者要求与男性同等的经济权、政治权、话语权、表现权等等的社会权利，也是无可厚非，合情合理的，然而，如果矫枉过正，超过限度，达到了破坏社会和谐和两性关系平衡的地步，就必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由真理向前跨出半步的谬误。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必须充分注意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等等的女性审美特征，不过仍然应该注意这种审美特征的合理度，切不可矫枉过正而导致荒谬的程度。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就是建设起充分发挥女性在文学艺术、写作(创作)和阅读(接受)方面特征的审美意识形态，从而为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发挥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 无论中外，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就已经看出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审美特征的差异，并且不断有学人把这些日常生活经验概括为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两性之间审美特征差异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之中，“优美”范畴已经开始出现，主要是指以优美、优雅、隽秀展现其形态，并赐予人类美和愉悦的三位女神——美惠三女神。古罗马修辞学家、美学家、哲学家西塞罗则比较明确地区分了男性和女性的审美特征。他指出：“美有两种，一种主要是娇柔，另一种主要是庄严，我们必须把娇柔看作女性美，把庄严看作男性美。”[4]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阿尼奥洛·费伦佐拉就专门写过《论女性美》，他说：“我们常常看到，尽管一张脸上的各个部分没有美的寻常尺度，这张脸也能焕发出我们所说的那种优美(grazia)的光彩……用grazia一词来形容，是因为它能把焕发这种光彩的、透出这潜在比例的女性变得使我们感到可爱(grata)，也就是可贵。”[5]德国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在《论美书简》的第六封信之中谈到美与道德风尚的关系时说过：“温和的道德比英雄性的道德更令我们喜爱，女性气质的东西比男性气质的东西更令我们喜爱；因为妇女的性格，尤其是完善的妇女性格，由于爱好而行动。”[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席勒一方面区别了女性的柔软之美和男性的刚毅之美，另一方面又要求把两种美融合起来，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中他指出：“卢多维希宫朱诺雕像的那张美妙绝伦的脸要向我们倾诉的，既不是秀美，也不是尊严，不是两者中的一个，因为它同时是两者。在女神要求我们崇敬的时刻，神仙般的女人又点燃了我们的爱；但是，当我们沉浸于天上的娇媚时，天上的自满自足精神又把我吓退回去了。这个完整的形象就静息和居住在她自身之中，她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创造物，仿佛是在空间的彼岸，没有退让，没有反抗；这里没有与各种力量抗争的力量，也没有瞬间性可以侵入的空隙。我们一方面不由自主地被女性的优美所感动，所吸引，另一方面又由于神的尊严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同时处于最平静和最激动的状态之中，也就会产生那种奇异的感触，对于这种感触，知性没有概念，语言没有名称可以表达。”[7]我们认为，席勒的这种观点应该是我们吸取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时采取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方面承认和注意男女两性的审美特征，另一方面也要在社会的整体之中把两性的审美特征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就更加以素朴的辩证法形态揭示了男性和女性的审美特征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和美学的“阴阳”概念及其变易发展而成的《周易》素朴辩证法思想体系以及老庄思想体系就是这方面的最高学术成果。在中国，美的范畴的分化大约从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为这次分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我们目前最早见到的论述美的思想来自于《周易》，可以说《周易》是记载中国古人关于美学范畴的主要文献之一。但《周易》不是美学著作，“阴”与“阳”的分野是早期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存在方式的一种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在长期观察反思人自身，观测天象、时序变化的基础上萌发的。“阴阳”本应为“阴阳”。最初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男女的性别差异，一层是指自然界中的现象差别；后一层又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代日月的向背，向日的一面为阳，背日的一面为阴。《说文解字》中指出的：“阴， 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也；明也”，就是此义。另外一个意思是指天气的阴晴，日出为阳，日被云覆盖为阴。据说，在远古的黄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治日月之行，治阴阳之序，节四时之度，正历律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淮南子·览冥训》)“阴阳”范畴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原始思维的“以己度物”的自我中心的特点，大约出现在母权制度式微、父权制度初步确立以后，不过直到西周才正式成为哲学范畴。“阴阳”学说把世界看成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反映了对于自然和社会各种矛盾对立现象的概括认识，在思维形式方面启发后人以对立的划分和统一的眼光来评析事物的发展变化。以“阴阳”来解释审美现象，最早出现于《周易》。而真正包含比较丰富的美学思想的是《易传》的《系辞》。《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阳者刚，阴者柔；刚者动，柔者静。“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认为“刚柔者，立本者也。”(《周易·系辞下》)阴阳刚柔既有侧重，也有和谐。中国古代艺术大多强调含刚蓄柔，寓刚于柔是为妙品。这些都是贯穿于《周易》的主要哲学思想。以此朴素辩证法来审视艺术，就要既有阴柔阳刚的美的侧重，还要有两者的和谐，所以传统艺术唯有含刚蕴柔，寓刚于柔，方算妙品。世界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均可纳入到阴阳两种因素的对立统一之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不仅体现了阴阳中和的美学精神，而且为《易传》的阳刚、阴柔、刚柔相济之美学精神的启蒙，铺展了哲学思辨之路。”[8]从此以后，中国美学在审美的本质论、范畴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9]。道家始祖老子首倡阴阳学说，认为阴阳相参是世界的图式。《老子》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也就是说，“阴”与“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但“阴”与“阳”相较，“阴”胜于“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老子总是强调“法自然”，强调顺乎自然规律的阴柔的一面；在审美形式方面，老子虽然反对沉浸于声色感官的享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审美与艺术活动，而是强调人不应为“美”所累，使之成为支配人的东西，应该超然物外，通过“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去寻找“自然天成”、“巧夺天工”的无声、无形的美。这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老子的哲学基础与美学思想——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老子认为：专气至柔，能婴儿乎？”(《10》章)归根曰静(《16》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其徒，柔弱者生其徒……柔弱处上。(《67》章)天下莫柔弱于水……柔之胜刚也；(《78》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43》章)由此可见，老子是将生命的内核归结于“柔”，也将美的外观与形式归结于“柔”。“柔”既是生命的初始状态，也是战胜强劲对手的法宝；是审美的对象，也是审美的至高境界。老子的贵柔美学理论与观念，直接启发了庄子以及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一直非常注重研究乾与坤、刚与柔的关系。从《周易》开始，强调“天”与“地”、“乾”与“坤”、“阴”与“阳”、“刚”与“柔”的对立统一的传统就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不断深入。但《易经》并未把阴阳作为某中具体事物的两种对立性质，而是把它作为一切具体事物共同的、最基本的两种对立性质提出来，并用———两个抽象符号表示。“刚柔者，立本者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11]从中国美学史来看，对于“阳刚阴柔”的认识始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就是从“阴阳”出发，来探讨美的，“地道之美贵在阴与柔，天道之美贵在阳与刚。”由此，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艺术的“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两大基本类型。“阴柔”、“阳刚”既是基本的美学范畴，也是常用概念，它们往往对称出现。中国美学的“阴柔”学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生发、成长、交融、演变的[12]。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和美学就是这样从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和审美差异推衍出了这样一种阴阳变化而对立统一的哲学体系和美学思想，给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奠定了坚实丰厚的思想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文论非常强调和凸显女性的差异性和审美特征，在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阅读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1989)一文中指出：“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妇女写作的评论采用的是‘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的形式，否认女性文学意识的独特性，鼓吹妇女作家必须达到单一或普遍的批评衡量标准。60年代末期的妇女运动发起了对男性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和颂扬妇女文化的‘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到70年代中期，学院派女性主义批评同跨学科的妇女研究结成联盟，开始了‘妇女批评’(gynocritics)或称为专门研究妇女作品的阶段。70年代末随着欧洲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专门研究哲学、语言和心理分析学中的‘女性’问题的‘女性本原’批评或曰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对整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末期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13]从这种大致描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凸显和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和审美特征。这应该是妇女大众及其知识分子的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具体表现。 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肯定女性在文学经验中的积极因素是与双性同体诗学的第一次决裂。女性美学认为妇女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妇女写作具有一种独特和清晰连贯的文学传统，否认自己女性特征的妇女作家限制甚至削弱了自己的艺术。同时，女性主义批判了双性中心文学和批评，检验了“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癖：文学中作为天使或恶魔的妇女陈规形象、在古典和通俗的男性文学中对妇女进行的本文骚扰，以及把妇女摈拒于文学史之外的作法。”通过女性美学，妇女尝试在批评话语中书写女性语言，以女性经验来界定女性主义批评文体。朱丽娅·潘尼罗普·斯坦利和苏珊·J·伍尔夫在《女性美学》(1978年)一书中提议：“妇女独特的角度和阐释方法要求有一个文学体裁，这种文学体裁反映、捕捉和体现我们思想的特性”，这是一种“松散、串连式的文体，而不是用来分类和区分的那种复杂、从属和线性的文体”。同一时期的法国女性主义也提出了“女性写作”(écriturefeminine)的观点。法国女性主义按照先锋文学中的断裂和颠覆的写作效果来分析妇女的文体，她们的先锋文学面向男人和女人，但是与女子性器官形态相联系或相类似。法国女性主义者的“描写胴体”的纲领是一个十分强大和革命的尝试，使妇女写作具有基于与男人不同的女子性器官和女性利比多的权威。虽然埃莱娜·西苏、露丝·依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各自在其著作中对菲勒斯中心论的批判方法十分不同，她们全都在共同探索同中心的女性话语的可能性。法国女性主义者关于女子性欲/本文理论以显露出美杜莎的面貌而大胆地冲破父权制的禁忌，她们的理论不论是基于女性器官如阴蒂、阴道或子宫，还是集中研究记号学的脉动、分娩或女性愉悦，都是对菲勒斯话语进行的令人振奋的挑战。然而女性美学也具有严重的弱点。女性美学强调女性生理经验的重要性非常危险地接近性别歧视的本质论。女性美学试图以假设存在着一种女性语言、丧失了的母亲大地，或男性文化中的女性文化来建立一种独特的妇女写作，但这样的做法不能够由学术研究结果来支撑和证明。女性文体或称为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仅仅描述了妇女写作中的一个先锋派形式，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被这种规定的文体排斥在外。规定的女性文体是一种非线形和超现实主义的试验文体。只要女性美学认为唯独妇女才有资格阅读妇女的本文，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受到鼓励的危险。最后，那种普遍女性主体和女性想像力的本质论容易被指控为种族主义，尤其是当它几乎不列举任何黑人妇女的本文的时候。妇女运动中的黑人妇女和其它肤色的妇女抗议妇女之间不考虑种族和阶级的差异的做法，这样就需要重新检验认为妇女有共同文化的观点[14]。我们认为，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的确，我们不应该像过去那样，以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无视妇女的性别差异和审美特征，而应该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之中充分注意这方面的差异和审美特征，充分发挥女性文学(包括女性作家创作的和表现妇女的文学或者专门为女性欣赏而创作的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作家的或者为女性的写作)、女性阅读(女性独特的阅读方式、阅读经验、阅读感受)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及其审美特征，而且，作为对于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反抗和矫枉过正的行为，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文学也应该允许在文学史和文学领地之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应该容许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文学的先锋派和实验派的探索。但是，如果一定要建立起一种与男权主义文学相对立的女权主义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而且这种女性主义文学还必须用一种妇女所独有的语言、文体来书写、创作，还要专门为妇女所阅读欣赏，那就大可不必了，而且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次，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应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对于女性特征的审美意象、审美符号、审美语言都要扬长避短，真正做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男女性别比翼双飞，各显其能，促进人和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在人类社会构成之中都属于意识形态，以区别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是审美意识形态，以区别于认知意识形态——科学、伦理意识形态——政治和道德、幻化意识形态——宗教。从这样的观点理论出发，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论，它们对于女性特征的强调，特别是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凸显文学艺术的女性特征，特别是女性特征的审美意象、审美符号、审美语言等方面，对于文学艺术和文论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全面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肃清几千年来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伦理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20世纪70年代，经过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的两次浪潮，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般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经历了三个转变或转向：第一个转变就是逐步扬弃西方启蒙主义建立在宏大叙述基础上的认识论。拉康关于语言的社会含义的不定性的观点，德里达的差异理论，包括语言在不同话语语境下的差异性，以及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认识，使后现代主义首先质疑现代主义的宏大叙述及其包含的传统、语言、知识、真理和科学的稳定性、客观性、普遍性与绝对性，尤其是在知识是如何被理解的和谁的知识得到实现等问题上，两者有很大分歧。建立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女性主义拆解建立在传统的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理论，以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为女性提供了诠释和反抗的空间。第二个转向是研究的重点从社会体制和物质的角度来研究妇女问题转向对语言、文化和话语实践的研究。女权主义已开始从启蒙主义“革命理论”转向“变革性调整”(transformative modulation)，即根据当代权力结构和话语的特点，探索妇女在各个散落的权力网络中发挥主体意识，联合其他妇女来改变妇女现状的斗争理论和策略。第三个转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即从强调男女平等的理论转向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差异。女权主义转向差异理论不仅是认识论上的转向，而且是女权主义理论纲领的转向，即从一种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基础的一元的女权主义转向建立多元的、包容的、既是局部的又是全球的女权主义[15]。在这种后现代主义转向语境下，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下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凸显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之中女性特征的审美意象、审美符号、审美语言等等方面。 美国女性主义者苏珊·格巴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之中分析了“空白之页”的审美意象。她首先分析了古代皮格马利翁的神话传说故事。她认为：我们的文化深深植根于各种男性本位的创造神话里，它表现在宗教、艺术、科学诸种领域。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塑造了象牙女郎，就像上帝——父亲的权力从“无”中创造出自然万物。无论是象牙女郎还是泥巴女人都是男性想象力的产品，是为了男人享用而被创作出来的物体。正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菲勒斯作为君临一切的化身，把女性贬为一个他者。然而，女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物，作为文化的产物，“她”是一个艺术品，“她”或是一个象牙雕刻，或是一个泥制品，或是一个圣像、偶像，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雕塑师。然后，苏珊·格巴分析了伊萨克·迪尼森的短篇小说《空白之页》。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在葡萄牙某地一个俸从卡梅尔教团教规的修道院中，一群修女种植亚麻，并用它来制作最精美的亚麻布。这些特制的亚麻布被送到距此不远的皇宫里去，用来做国王们婚床上的床单。新婚之夜过后，这块床单就被庄重地向众人展览，以证明王后是不是处女。然后，这块床单被就被归还到修道院。这块中间印有血迹的床单，“一个王后名誉的证人”在修道院里被装裱好，镶上框，挂在一个长长的陈列室中。这陈列室里的每块床单下面都附有一块刻着王后名字的薄金属片。无疑，床单上那“褪了色”的痕迹是那些到这偏僻的修道院来朝圣的人们最感兴趣的，“因为每一块底下标有名字的床单都隐藏着一段神秘的故事。而每个故事也由这‘血迹斑斑’而带上一层忠贞的色彩”。但朝圣者和嬷嬷们对一条底下未标明名字的床单最感兴趣，那床单一片雪白，像一页空白的纸，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苏珊·格巴从这个“空白之页”的审美意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血染的符号对女性的自主和创造问题提出至少两点看法：第一，许多妇女把她们自己的身体作为她们艺术创作的唯一可用之媒介，由此，女性艺术家和她的艺术品之间的距离常常令人吃惊地消失了；第二，女性身体所提供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鸣的隐喻就是血，由此，创造这一文化形式也就被体验为一种痛苦的创伤[16]。这就是说，《空白之页》之中亚麻布床单之上的血迹就是女性的艺术作品，它是一种“身体写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西方女性主义的一种文学艺术表现的审美意象，也是一种特殊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话语策略。在迪尼森的小说《空白之页》之中，作者颠覆了男权主义。“空白不再是纯洁无瑕的被动符号，而成了神秘而富有潜能的抵抗行为。这条床单的展出无疑说明无名皇后在公众中拥有某种程度的容身之处。从字面上看，空白床单可能包含着许多其他的故事：这个无名皇后在她的新婚之夜已不是处女？或者她从婚床上逃掉，保护自己的处女之身不受玷污？或者她像山鲁佐德那样，用给国王讲故事的办法消磨掉这段时光，逃避前面那些可怜的女人们的悲惨命运？或者这个无名氏的床单讲的是一位年轻欲盛的女人和一个无能丈夫的故事？或者是一个虽结了婚，但仍像修女那样洁身自好的女人的故事？对这条空白床单的解释就像那个无名皇后一样，神秘，无以穷尽。”[17] 的确，在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的权力政治的情况下，在妇女受到压迫、压制和没有话语权的情势下，或者在经过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妇女已经争取到了部分政治上平等权利的境遇中，女性作者以具有女性特征的审美意象、审美符号、审美语言，如“身体写作”、“母性意识”、“妇女时间”、“女性之花”等等“审美意识形态”来对抗和反抗男权主义和父权制，争取妇女的话语权，比起第一浪潮和第二浪潮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许可能更加有效地达到目的和更加广泛地传播女性主义的影响，甚至可能使得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向纵深发展。因此，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之中大声疾呼妇女写作——身体写作：“我要讲妇女写作，谈谈它的作用。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8]法国女性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一译茱莉亚·克里斯多娃)也提出了“妇女的时间”。她指出，男性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妇女的时间则是一种循环的和永恒的时间，“人们惯于将两种时间(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与女性主体相联，并将后者必然地视作母性的，这一事实不应使我们忘记这种重复和永恒在众多文明和经验，尤其是在神秘经验中，也被视为时间的基本的——如果说不是唯一的——概念。现代女性主义的某些趋向在此识别自身，这一事实并不使它们与‘男性’价值基本相违。”男性的时间概念是：“计划的、有目的的时间，呈线性预期展开：分离、进展和到达的时间；换句话来说，历史的时间。这种时间内在于任何给定文明的逻辑的及本体的价值之中，清晰地显示其它时间试图隐匿的破裂、期待或者痛苦，这已经得到充分证实。另需补充一点：这种线性时间也是语言的时间，语言被视为语句(名称+动词；论题——评说；开章——收尾)的发出。这种时间止于自身的阻碍——死亡。”由此显示出两性之间的真正基本差别。“这些差别是：女性主义拥有表现痛苦的长处，也即在文明之中更富于惊奇和象征生活，而这种文明是靠交易所和战争支撑着的。”这也就形成了新女性主义或后女权主义：“一方面与1968年5月以后倾向女性主义的年轻妇女相联结，另一方面，又与那些拥有审美或者心理分析经验的妇女相联结，线性时间几乎被整个拒绝，结果产生了对整个政治层面的严重怀疑。如果女性主义的这个新近趋向关涉它的前辈，并以争取妇女的社会/文化认同的斗争为主要关切，那么，这个新近趋向似乎视其自身属于另一代——在其主体概念以及这种时间概念上——本质上与前一代不同。这些妇女对女性心理及其象征体现颇感兴趣，试图赋予那种过去文化充耳不闻的内在主观性的、有形的经验以一种语言。作为艺术家或者作家，她们真正致力于对‘符号动力’的探究，至少在期望的层面上，这种探究将这种倾向导向审美的及宗教叛逆的所有主要计划。将这种经历归于新一代女性主义，并非仅仅意味着其它更为精细的问题已被附诸先前对社会/政治认同的要求；而且意味着，这种女性主义要求认可不可减损的个体，将自身置于通过计划和重证进行交流的个体的线性时间之外。这种女性主义一方面与古代的(神话的)记忆结合，另一方面与边缘运动的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结合。因而，欧洲的和跨欧洲的问题同时保持均衡，从而形成女性主义的新阶段，这并非偶然。”(《妇女的时间》)[19]克里斯蒂娃所主张的这种后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母性的女性主义，社会/文化的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女性主义，的的确确使得西方和欧洲的女性主义思潮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凸显出女性特征，并且注意妇女的审美符号、审美象征、审美语言的差异性、独特性，给西方和欧洲的女性主义文学艺术和女性主义文论带来了新的局面。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者露丝·伊利格瑞(一译露丝·依利格瑞)也特别强调了“性别差异”，以“女性之花”来彰显女性主义的新发展。她在《性别差异》之中说道：“两性差异应当体现为一种完美的关系，但这种思想却未得到表达和传播。在女性历史的沉默之中，似乎尚有未吐之言；也许女性世界总有一天将展现出它的能量、它的结构，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或是它繁花似锦的面貌。女性之花使未来向着我们开放。正是由于这奇异的景观，世界才始终使人捉摸不透。”[20]这些新女性主义者的分析、阐述和呐喊，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如果把女性差异、女性特征、女性写作、女性阅读、女性的身体写作等等强调到某种高度的地步，甚至把这些东西当作对抗甚至反抗男性、男性世界、男性特征、男性写作、男性阅读等等的武器，那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不可能达到胜利的彼岸，而且只会加深矛盾，扩大矛盾，甚至会导致男女两性的尖锐冲突，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新女性主义者所提出来的一些口号，诸如“身体写作”，“妇女时间”之类的观念，我们也应该有所反思，有所分辨，有所取舍，以有利于社会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 关于“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如前所述，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有其重要作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曾经把女性主义的“妇女写作”当作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抗形式。她在《何谓今日之反抗？》一文中如此说道：“我坚信，在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提出了那么多具有一定希望的方案和口号之后，女性走到道德和社会前台的结果，将是对感性经验进行重新评价，以此作为没完没了的技术性空论的解毒剂。考虑到人类的生存问题——如何在确保我们子女最佳生活条件的同时我们自身的自由？——女性对自己巨大责任的履行应该与恢复感性的价值同步进行。对于这种探索及其最大限度的交流而言，小说是个特别有益的领域。与图像文化的诱惑力、速度、冲击力以及肤浅性质相比而言，词语文化、小说叙述以及它为沉思保留的位置，在我看来乃是进行最低限度反抗的一种变体形式。”[21]克里斯蒂娃把符号性、象征性的文化批判作为新女性主义的主要特征，对于妇女写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殊不知所谓“妇女写作”，特别是“身体写作”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反抗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然而，如果舞弄不当或者挥舞过度，也可能伤害到妇女自身。其一，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是以写妇女自身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为主要方式进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这种描绘女性身体和女性经验的审美对象，不仅仅提供在女性读者面前，而且也必定被男性读者所阅读，因此，它除了能够反抗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权力以外，同样也把自己放在了“被看”的地位，仍然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正如法国学者让—克鲁德·考夫曼的一本书的标题所示：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22]。只要男人的目光带着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就有可能把妇女及其身体沦为男人的感官刺激和肉体快感的对象。英国学者索菲亚·孚卡的《后女权主义》之中这样写着：在艺术和通俗文化中，女性躯体是作为景观而存在的，女性将其躯体提供出来供人欣赏。正如20世纪60年代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所称：“男人观看女人，女人观看被观看的自己。”[23]当然，把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审美化、诗意化，坚守纯粹审美的尺度，可以防止这种感官刺激和肉体快感的倾向，但是，那样的话就离开了女性主义文论的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的初衷，无法达到反抗父权制和男权主义的激烈效果。其二，在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之中，消费文化、商品文化、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必然会导致媚俗和低俗，以获得最广泛的传播和最大程度的利润，也就必然使得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庸俗化、低俗化、欲望化、色情化，反而会伤害妇女本身及其身体。其三，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历史阶段之中，比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之中，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和男权主义意识形态，不会轻易地被消灭，它们同样会渗透到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之中，使得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不仅不能成为反抗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的武器，反而成为社会上大男子主义传统观念的帮凶，把妇女写作和身体写作蜕变成为贬低妇女，丑化女性，妖魔化女人的手段。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中曾经出现过典型的事件，比如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人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就是一种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事与愿违的中国妇女写作的败笔，尽管它们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曾经起过一定的先锋作用，比如在“性解放”、“性自由”等等方面曾经起到过先锋解放作用，但是，它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它的正面作用。 关于“母性意识”和“女性语言”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及其文论之中是两个相关而比较重要的概念。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但是，她对女性主义及其文论有着重要贡献，这就是把女性特征与符号学、语言学和母性意识联系起来，把女性主义及其文论推向一个新阶段。因此有的研究者，比如日本学者西川直子把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思想称为“与意义生成相联系的新女权主义”。并且认为，“她的女性论不是自我封闭于所谓女性论的领域中，它同时是横跨文本论、政治论、精神分析论的状态。”“将处于表述、书写、热爱、生育的交叉点上的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重新进行探讨的克里斯托娃的女性论，就是以搞清在与‘母亲’的关系中自己同一性主体开始生成的机制为目标的工作，同时尤其又是论述在自己同一的逻辑的传达的意义作用与那种异质的他者之间的对话的诗歌语言论，她的论点给予未来女性论以很多启示。”[24]克里斯蒂娃认为，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上得到实现，因此，对于第三代新女性主义者来说，性别平等就是显得更为本质了，而且她们更为强调“差异和独特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新一代女性主义者遇到了象征问题。性别差异——生物的、生理的、与再生产相关的——被解释为或者解释着主体与权力、语言和意义之间关系的差异[25]。这样就导致了新一代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女性语言”的态度和研究。“这种态度导向积极性研究，尽管为数不多，颇显迟疑，不过时发异议；人文科学领域的妇女从事着这一研究，尤其是那些以现代艺术为榜样，试图打碎符码，摧毁语言，寻觅与身体、与情感、与被社会契约压抑的无以名之之物更为贴近的独特话语。在此我并不是在谈论一种‘女性语言’，这种语言(至少，句法)的存在很成问题，而且它的显而易见的词法独特性比之性别/象征差异，也许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妇女的时间》)[26]换句话说，像克里斯蒂娃这样的特别注重母性、符号、语言、意义之间关系的新女性主义思想家也感到了所谓“女性语言”的困难。克里斯蒂娃以她个人的术语“符号态”(semiotic)与“象征态”(symbolic)的区分重新规范拉康的“想象”和“象征”的区别。她极大地超越了索绪尔的观点，即符号学仅仅是关于符号和意义的正式研究，而在她看来，符号学与前俄狄浦斯的原始冲动、婴儿在与母亲深密接触中最早的力必多驱动(Libidinal drive)联系在一起。言说中，尤其是在诗歌中，不可预料的破坏性力量能够追溯到主体形成中的第一阶段。而象征态却与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和指示性的法则法则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就是母性意义的符号态，它作为对于父权象征的破坏创造性力量而活着[27]。克里斯蒂娃把精神分析论与符号学结合起来分析人的人格成长，突出了母性、符号和语言在人的成长和主体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她仍然感觉到要创立一种与男权社会完全不同的“女性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次题为《亲欧洲与敌视欧洲》的讨论会发言中谈到她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时，克里斯蒂娃说：“我对‘符号表达’和‘象征表达’(即‘符号态’和‘象征态’——引者按)所作的区分不带有任何政治的和女权主义的意图。进行这种区分是为了尝试将意义理解为‘过程’或‘进程’，而不是‘结构’。为此一方面要明确属于符号及其句法、逻辑联系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明确属于跨语言的表达方式。我这里强调的是跨语言，因为说前语言会造成歧义：符号表达并不独立于语言，它和语言相互作用，并在语言的控制下组合出其他非意指行为的意义机制，例如节奏、旋律等。”“此外，前面提到的符号表达也代表着母亲—孩子间的古老关系，因此我得以把女性—母性文明的特征引入到某些语言形态中，这种特征被弗洛伊德称作‘黑暗的大陆’或‘米诺迈锡尼文明’(希腊古典文明之前的早期文明)。女性—母性文明所具有的‘另外一种逻辑’是对标准表现方式的挑战，它与崇拜男性生殖器的表现形式以及把崇拜男性生殖器作为女性本质与政治性事物联系起来、并借助于神圣之物进行思考，这‘另外一种逻辑’的提出也许是我个人所能尽的一份力。”这样，克里斯蒂娃就以“符号态”与“象征态”颠覆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的父权制的文明发生学，把人类文明的发生建立在女性—母性文明的“另外一种逻辑”之上。他说：“在我看来，依赖于母性文明的符号表达(符号态——引者按)是最为遥远的天际，当思想试图越过身体反思自身、潜入自身时，它就会走进那个遥远的天际。按照这一理解，我认为符号表达作为‘意义的显现’有助于激化形而上学的种种二元对立(身体—灵魂，身体—心理)，这意味着我对‘神圣之物’的关切最终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关切，只是在派生的意义上，它才是女权主义的。”○28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是要建立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女性语言”，而不是要建构一种不同于一般语言的“女性语言”。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一种与“男性语言”相对立的“女性语言”。尽管在语言的具体应用之中，也就是在言语和话语之中，完全可能形成某些女性特征或者女性气质的风格和方式，但是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于整个人类社会之外的独特的“女性语言”。人类的语言，可能有民族差异而形成民族语言(汉语、藏语、法语、德语、英语等等)，也可能有地方差异的方言(粤语、吴语、闽南语等等)，甚至还可能有某些特定社会团体的行话(黑话、江湖话等等)，但是，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妇女专用的“女性语言”。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男女性别差异并不是一种利益完全对立的差异，而是一种利益根本一致的“和而不同”的差异，仅仅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之中私有制的产生才产生了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男女两性的对立和冲突，而随着私有制、劳动分工、阶级对立的完全消灭，男女两性的关系也就会回归于和谐统一。既然如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过程中，当然就不能够像某些矫枉过正的女权主义者那样，去建构与男性相对立的“女性语言”，而是在充分发挥语言运用的言语和话语之中的女性风格或者女性气质的前提下，以完成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建构一个包括男女两性的和谐在内的社会成员和谐协调相处的人类社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要强调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建设在解放全人类(包括男女两性的解放)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伟大作用和独特意义，那主要也只能是在民族共同语的范畴之内充分发挥各种不同差异之间，包括性别差异、阶级差异、阶层差异、民族差异等等之间的和而不同与对立统一，最终是要通向一个一切差异的协调统一与和谐融会的“大同世界”，也就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文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7—99页。 [2][3][美]詹尼特·A·克莱妮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封底。 [4][5][9]张玉能等著：《新实践美学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8页，第100—101页，第110—111页。 [6][德]弗里德利希·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7]《席勒散文选》，张玉能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8]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10]《老子庄子》第25页，[魏]王弼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2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张玉能等著：《新实践美学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2页。 [13][14[16][17[18[19[20][25][26]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256—258、161—166、177—178、188、350—353、385、355、358页。 [15]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下的女权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3页。 [21][28][法]于丽娅·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黄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第101—104页。 [22][法]让—克鲁德·考夫曼：《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裸乳社会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3][27][英]索菲亚·孚卡文/瑞贝卡·怀特图：《后女权主义》，王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第60页。 [24][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299页。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