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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原是与西方女权运动兴起相伴随的一种带有妇女觉醒意识的新的文学理论。早在1949年，西蒙娜·波伏娃就开始了女性形象的讨论，在《第二性》中，她提出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由人的地位被贬降到了物的地位，她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了六十年代，遂有大量的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书籍出现，李丝丽·费德勒就提出：男性作者所写的女性，总是或将之美化为美梦中的女神或扭曲为噩梦中的女巫，而这两类形象都不是现实中真正的女性。进而在八十年代，玛丽·安·佛格森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了三种类型：“传统的妇女形象”、“转型中之女性”以及女性的“自我形象”。 一、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语言 公元940年，中国历史上五代时期，后蜀词人卫尉少卿赵崇祚编纂了《花间集》，该集收录了温庭筠以下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尽管历代主流文学评论往往认为该派词风浮艳，多写情爱，但它标志了词体正式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而花间词对女性形象和爱情的大量描写，也是这个此派的艺术特征。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花间词，可以发现花间词的产生和发展与女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类词的产生是文人为女性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文人一直有着“诗言志，文载道”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文学史始终存在着“言志载道”和“缘情绮靡”两个对立的基因，擅长小令的花间词就是“艳科”之词的代表。当文人忽然面对是歌酒宴席上的歌女，要为她们填写词曲时，就要考虑这些歌女的思想和感受了，而这些歌女不承担社会中诸如妻子的道德身份，所以词人甚至可以不考虑“言志”和“载道”了，当然不排除一些词的“俗艳”的词和逢场作戏的结果，可是花间词的出现，打破了诗言志的局限，使文人尽情抒发对美好的向往。 但是仅仅因为花间词的作者可以暂时不受“言志”和“载道”的禁锢，我们就可以断定，花间词中只有些层峦叠嶂的浓情蜜意和女性音容笑貌的描写了吗，笔者认为这也是个缺乏深入探究的论断。 首先《花间集》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受到传统伦理家庭关系的约束，女性不仅仅是带有伦理道德光环的“淑女”、“贤妻”和“良母”，而是成了单纯的爱与美的对象。中国的传统诗歌由于其言志与载道的特点往往为有心托喻的作品，其意象与寓意间，有着一种明确的被限定的“象征的”作用关系。而花间词中所写的女性形象，作者创作时，其显意识中没有托喻用心，使其具有了一种象喻潜在可能性。正是这种女性描写使花间词具有了一种可以令人产生非现实之想的潜在的象喻性，其文本中的意象还未被加以任何限制性的实指，所以常常保持在一种不断引人产生联想的运动之中。 其次是花间词所具含的语言特色，从女性主义看《花间》词的特质，我们还可以发现女性语言的特质。“什么叫女性的语言？一般来说，男子说话时比较注重理性和逻辑，而女子说话则比较注重感性和形象。小词里边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有逻辑，不是把事情说得清楚，但却有深刻的感受在里边。这就是一种女性语言。”而花间词打破了“载道”和“言志”的文学禁锢，以女子心态叙写作者的情思，其语言应当属于女性化语言。且词的语言富于长短错落之韵，较之语言比较整齐的诗歌，词的语言较为混乱。而词的这一语言特色并非意味着词较为低劣，正是这种具有女性化特点的不规则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词曲折幽隐、引人产生言外之想的特殊之美。 花间词的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着女子的美貌（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美女梳妆（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美女对爱情的期盼与等待（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这些女性的一招一式，一笑一颦都被赋予了美好的感情，把女子日常起居中的仔细，珍重，爱美的感情都传达了出来，多么美好！除了美好之外，词作者们潜意识里又有什么寄托呢？“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什么把“士”和“女”作为对比呢？女子修饰自己的容貌，为了得到男子的宠爱，男子则修养自己的才德，为了得到君主的任用。词中女子的那种专注，那种美好，那种执著的用情态度实在有一种献身的味道，爱情需奉献，做学问，从事某一事业，或者追求一种理想和信念也需要执著的奉献，这样看二者是相通的了。所以花间词和诗有很大不同，它虽并非专职写伦理道德，或者言志载道，但是这些男性作家们确实在潜意识支配下流露了某种更高尚的旨趣，从而使得浓情蜜意的小令也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蕴。 二、明清女性的作品中的女性主义 当男性在文学的领域中策马扬鞭时，女性对文学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只不过常常不公正地被文学史忽视。其中明清时代的女性诗人成果尤为突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今人胡文楷的《历代才女著作考》著录了近4000位作家的著作，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明清两代的，而明清两代中，清代女作家有3500余人，而且，明清两代的女作家，有百分之八十是江南女性。胡文楷的著录虽并不完全，却基本描摹出事实。”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些女诗人都出身邑中望族，尤其是沈、叶两氏。沈氏以吴江派戏曲的领袖沈臻为代表，叶氏以文学家叶重第及其子叶天寥为代表，人才辈出，科第不绝。这些名门互为姻娅，一时闺门之内，父兄、妻子、母女、姊妹，莫不“握铅椠而怡风月，弃针管而事吟哦”（陈去病语），不啻结成了一个互相唱和的业余文学团体。她们莫不雅擅词藻，各有佳作虽然她们作品的艺术水准还无法与同时期的男性诗人相媲美，但在短时期内集中了这么一群才华超众的女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尚属罕见。 仕女阶层的崛起为女性文学作品的兴起提供的强大的作者群和充分的读者群，大量的女性需要阅读，大量女性的作品也需要被阅读。不过时过境迁以后，如此丰富的作品被保存下来还归功于同时期的男性文人的提携和支持，他们有的还是女性作品集的收集整理者和诗集出版的赞助者。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女诗人的作品能够在当时的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认同呢？她们的作品有什么特色呢？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这样认为：一方面，女性作者会更注重女性自身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会努力超越男权社会的种种价值标准，且专注于开掘为以往历史所忽视而现实生活中大最存在的妇女题材，女性作家不强迫自己回避这一领域，以求与男权主义文学准则相认同；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力图避免直白的飞流直下创作方式，而是侧重深入挖掘女性经历和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使得自己的创作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如明末女诗人商景兰在丈夫祁彪佳以身殉国后，赋悼亡诗云：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此诗先以“垂千古”表明了诗人对丈夫以身殉国的称颂之情，而另一方面，作者也解释身为臣妻，未能伴随夫君舍生取义也不是贪生怕死懦弱之举，完全处于“儿女亦人情”的考虑，所以诗的末尾，作者大胆提出了“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的论断，即认为殉国之贞节与守寡之清白是同样可嘉可许的。“这首诗彻底表达了一个亲自经验到寡妇困境的女性所发出的真实感悟”，其长处就在于它是用女性自己的声音来写的，“女诗人在生死抉择之间，敢于承认‘吾犹恋一生’，而且肯定了活下去的意义，寡妇活下去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一种坚强的表现，它表示对艰辛生涯的信心”。 这种纯净的文我合一的写作正是女性的作品与男性的作品在女性文学上最大的区别，当男性在忘我于在美女与爱情的作品中掺杂着潜意识的志与德的因素时，女性作家们大胆的用自己的声音述说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的情感。“由于缺乏吟诗属文的严格训练，反而保持了诗的感性；由于在现实生活领域的局限性，反而有更丰富的想象；被隔离的处境反而造成了她们在精神、情感上的单纯、纯净。这一切都使她们更接近‘真’的境界”。 总之，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性别的天然隔阂，使得男性作者在从事描摹女性的时候，多将叙写对象作为一种“物”化的观察和描写的对象来对待，从而出现了诗学史上的宫体诗和花间词中部分“艳”诗那样的流于表面的女性叙写，或者由于难以移情换位的方法来揣测女性的心理，而普遍出现了干脆将男女关系和君臣，上下关系交融的托寓，从而很难写出深刻表现女性的真正心理，感情的作品。但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站了出来，其中以明清女诗人集团这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女性作家为代表女性作者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注重女性自身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力求“逍遥”于男性社会种种价值标准之外，以“真”的眼光来看自己，看社会，填补了许多为男性文人的触角无法触及到的妇女题材的空白，并深度挖掘诸如女性自我经历和感受这些感性认识背后的理性成分，历史证明女性的这种探索和开拓对文学的完整性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史需要女性的声音，需要和谐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说词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4]孙康宜.词与文类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邱江宁.江南女性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A].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赵文君（1983-），女，安徽六安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原载：《今日南国》2008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