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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 想来初涉《倾城之恋》时，委实分不清白流苏和范柳原哪一个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而哪一个又是男主人公的名字。 又或者说，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男女主人公从一开始身上的标记就不是特别明显，他们有着那个时代淡淡的寡然的气息。 引起我注意的一点便是白流苏，葛薇龙这些带有中性色彩的名字。 似乎，在张的创作中，整个中国文学蒙昧了许久的一种新视角开始崭露头角，并且给我们揭开了文学的另一扇窗户。 中国的历史很特别， 尤其女性的历史，颇具考究性，她们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长久的闺阁春怨使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只能心理上进行较量，这点《红楼梦》很有代表性，虽然说现在文明的发展，现代女性的生理解放远远快于心理的解放，但不可置否，或多或少的在文学上还基本处于所谓的“唠嗑”的阶段，男人们很难去享受这种女人们的心思，当然这不是主张女性文学男性化，那也是不可能的。 “女性写作”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与 80 年代的“女性文学”概念有相承关系，它强调“性别差异”论，“试图将‘女性’从统一的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寻求其独特的文学表达传统、特定的女性美学表达方式”。 应该说，女性写作在 20 世纪取得了重大的创作实绩， 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 同时又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表达方式显示出对于女性文化建构的重要意义。 毋庸讳言，“女性写作”命名的凸起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当然，这里指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命名”，而并非指女性写作本身。 因为，女性写作并非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 而是溯源久远。 自从五四运动对“人”的解放的强调、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以来，许多女性就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邃的思想走在了时代创作的前列， 独领一代风骚。 仅以小说领域来说，本世纪从老一代的丁玲、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等等， 有许多女作家都以各自的文学实绩，展现了女作家与男作家同样卓越不凡的力度，而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甚至令男性作家也稍逊一筹。 大凡优秀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哲学观念。 这些思考和观念在他塑造人物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熔铸到人物身上，成为人物的骨骼和血肉，使形象更具立体感和思想性。 实际上，风月女子这类女性形象是背负着原罪的，并一直为此付出着代价。 女性的悲惨命运久已有之， 自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以后，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 她们没有经济支撑，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唯有依靠男人。 她们没有能力与男人抗争，除非她们不想生存。 也正是这无能为力，导致了她们的悲剧。 王安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 ”的确，都市与女性的关系自现代以来就纠缠难解。 张爱玲，固然由于潮流的热度现在的人不乏了解，她的文学天赋和地位以及生活经历不必再赘述。 她的人生道路的局限以及带来的以前内地读者的隔膜是不难想见的，我也以为当前的“热”有心理反弹的成分在内。 她是极其骄傲和聪慧的，这是才女的资本。 在建国初，她也参加了第一界文代会，尽管我们可以预见她如果留下将有什么样的结局，但假设也仅仅是假设。 张的文字极其冷俏，透着一股超然而幽邃的气息，甚至有时在提示一种不忍揭露的悲凉的真相；触笔细微处可抵毛孔，描画传神处可如工笔；拿傅雷先生的话说就是“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 她的才力包括其深厚古典文学素养，已是极难得了，因此我估计她根本不愿意费什么神去考究什么艺术手法；她的性情如她自己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更不消去考虑什么社会功用；她只需率性而写，为自己而生活。 文如其人大概是最适用于她的批语。 看一下她写苏青的话“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 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 ”，又焉知不是在说自己呢？ 读张爱玲，从来就不缺新奇，她是有着锦心绣口的；但她不讳言自己的俗，我就时常觉得那样精致和典雅中总也有些絮叨的烦琐。 同时，“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这样的清醒在今人却往往遭到曲解，我的理解是她根本没有警世的念头，“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然而这“懂得”不过是“人所能得到的眼泪”罢了。 女性个性化的叙述方式时常表现在题材 （如家庭、两性）的局限上，也有“嫁与东风春不管”式的清高与哀矜。 张爱玲是个奇才，和她身世一样传奇；如果说是一个高峰当然未尝不可。 内在思想有传承的因循，也有个体的局限，脱离历史情境来牵强附会文学史和人物，既无趣也显得没出息。 峰峦是林立的，也是等待被超越的，否则女性文学就是僵硬枯燥的物事，对才女而言更有唐突佳人的嫌疑了。 陈染曾经强调过女性作家中的“超性别意识”，但男性作家就肯定不会。 作为女性和女性文学，在她们成为自身前，用功利的迫切去度量去前瞻什么苛求，自然显得刻板。 伍尔芙说，女人更需要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当然，她还说过“一个人，如果是个纯粹的男人或是女人，那将是天大的不幸。 无论任何人，都应该是个具有女人味的男人或具有男人味的女人。 ”文学属于人，女性文学当然不例外；懂得，是需要明晓我们所在的女性文学能够给予世界什么。慈悲，不妨深思社会应该给她们什么样的外在助益，以及可以寄予遥远希望的未来。 张爱玲对女性弹奏的是悲悯与痛惜的音调，对她笔下的女人自身的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进行人性探视。 她把女性放在世俗人生此岸，而不是理想世界彼岸，让她们于人生荧屏前敞开没有一个“完好”的灵魂，展露她们各个不同的缺陷和变异，意在启示人们懂得：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不去剔除积存在深层意识中的锈斑，带着一颗扭曲的灵魂，不去改变已经长期习惯了的性格的平庸，也就没有独立人格的追求、没有本体素质的提高，女性就无法解放自己，也无法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对于张爱玲来说， 人性是盲目不可理喻的，人性中存在着恶的成分，因此表现在她的女性形象上，是几千年的封建道德观念造就的生生世世附庸男性的女奴，她们被男性所控制的宗法社会统治，受到来自外界的封建势力的摧残，也受自身“原罪意识”的摧残。 “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自甘为奴的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为男人哭泣，做男人牛马，或者力争去做牛马，则是女性解放自身的障碍。 ”这些女性“骨子里都惊人地一致拥有一颗女奴的魂灵。 ”这老老少少的女性全被一只巨手遏止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世因袭的女性本来就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 “卑弱的女奴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 ”张爱玲对这类女奴的揭露是毫不留情面的。 她在散文《有女同车》中写道：“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 ”这种女性的存在，使曼桢一类试图摆脱命运羁绊追求自由独立的女性的前途布满陷阱。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独具的艺术气质和方法，呈现了女性存在的历史真实，展现出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沉沦，并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 张爱玲对女性的被奴役地位以及自身的弱点是否定的。 但她不习惯严肃地呐喊，她总是让她笔下的形象在她貌似漫不经心的描龙绣凤中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上。 如果说，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的“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 则是她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 她是出身式微的旧家庭的小姐， 她离过婚——虽是哭哭啼啼的，没有娜拉的洒脱漂亮，并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但她仍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鲁迅毫不温情主义的给出走的娜拉们指出这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流苏不愿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张爱玲只得仍让她去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 波伏娃曾说：“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 ”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女性正是男人的依赖者，她们缺少自主的意识和力量，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心理上、感情上都无力摆脱对男人的依附。 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作为换取婚姻的本钱，以一桩靠得住的婚姻为人生最高目标。 “只要哪个男人的父母在她手指上戴上戒指，她就成了那个男人的奴隶。 ”正如流苏所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 ”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来下注，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战。 流苏因此被历代评论家定格为以婚姻为职业的恶俗者。 白流苏寻求依托的归宿意识，可能也为了有一个精神的家园，然而在现实中她并未真正见到爱情的霓虹。 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女人在为男人活着，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白流苏视“被爱”为最大的人生追求，“被爱”了就会有一种终生可靠了的安全感，所以小说中的徐太太劝告白流苏，“找事， 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 ”又如流苏自己所说，“一个女人 ，再好些 ，得不到异性的爱 ，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 ”然而虽难得的在范柳原的嘴里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流苏却疑惑这是一场梦，一场抓不住的无凭无据的梦。 她更迫切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是婚姻的保障。 婚姻有了保障，也就是生存有了保障。 流苏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的那两条路， 娘家无法回归，剩下的只有“堕落”：如果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一个人孤零零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房里“没有影儿。 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没有脱俗的理想，没有过人的理性。 她们只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而旧的一切正在滑坡沉沦，因此，她们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她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知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 只是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明明知道挣扎无益， 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枉然，便舍弃了。 最后以致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 张爱玲在这些女性形象上所展示的人性的丧失过程，正是她一以贯之的关怀着女性的命运与女性自我意识的着眼点。 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从女性心理的深层，透视了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华丽影沉》之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3]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英]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5]柯灵.《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的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7]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召霞，山东省·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7级文秘三班。 ） 原载：《山东文学》2010年S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