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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至巨，但经过漫长的流传与辗转抄刻，难免错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史记》一书的校勘研究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纪推出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是目前最为通行的《史记》读本，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瑕不掩瑜，仍难免疏误。笔者近年校读《汉书》，时与《史记》相比勘，偶有所获，辄撰为札记。兹以点校本（1982年11月第2版、1999年11月北京第16次印刷）为据，刺取12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标点、校勘等问题试作校理，略加考辨，求正于方家，希望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部典范之作进行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 卷7《项羽本纪》：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页330） 按：依原标点，或有歧义。“使人辱之”宜属上句断，“不出”后句号改为逗号，文意始畅。考上文云：“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页329）可知项羽早有所料，并与曹咎有约在先，嘱其坚守成皋“十五日”不出；但曹咎后来却经不起汉军的多次挑战、羞辱，未能坚守几天便贸然出击，导致兵败自杀身亡。故此“五六日”宜单独属下，专指曹咎而言，与上文“十五日”相呼应，更能突出曹咎的轻率盲动，文意显豁。 卷8《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页347） 按：“醉因卧”之“因”，《汉书》卷1《高帝纪》作“困”，《太平御览》卷87引《史记》亦作“困”。按“困”、“因”二字形近，必有一误。考朱一新《汉书管见》卷1云：“醉困卧，殿本、监本、评林本‘困’作‘因’，《史记》亦作‘因’，恐误。”[①]又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1云：“瞿鸿机曰：‘前云“高祖醉”，此复云“醉”，又曰“因卧”，是卧因醉也。何不因于前而因于此乎？’寿昌曰：据文义，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数里，醉困卧’，是言醉后行数里而困，故卧也。‘困’字似较‘因’字为胜。”[②]按朱说非，周说有理，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叔岷《史记斠证》等皆从周说。考此“困”字非“困乏”常义，乃极、甚之义，“醉困”亦即酒劲上来、醉得厉害之意，故不得不“卧”也。细味文意，高祖先是喝酒，接着喝醉了，但尚能坚持赶路，待“行数里”后酒劲上来，醉得厉害而坚持不住，遂不得不“卧”。正如周氏所说，三种事态层次分明，且合情合理。又，古书中屡见“困”、“因”二字相乱，例多不赘。综上所考，似以《汉书》作“困”为是，可据以校改。又，“醉困”二字应连读，“卧”字单独为句。 卷9《吕太后本纪》：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页410） 按：日餔时，《汉书》卷3《高后纪》、《通鉴》卷13《汉纪五》叙事皆同。考《汉书》景祐本[③]无“日”字，与宋祁校语[④]所云“越本、邵本并无‘日’字”合。按古人计时有不少特殊的名称，如隅中、日中、日昃、餔时（亦作“晡时”）、黄昏、人定、鸡鸣、昧旦、平明等，其中餔时指日昃之后、日入之前这段时间，相当于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在“餔时”前多一“日”字，不合古人计时的表达习惯。考“餔时”一词载籍屡见，如《汉书》卷63《武五子传》云：“其日中，贺发，餔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同书卷99《王莽传》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餔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又《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云：“朝已食而入汤中，到餔时出休，病即俞（愈）矣。”皆作“餔时”，无“日”字。古人叙事既无于“餔时”前加一“日”字者（明确指称某日者除外），亦无于干支后加添“日”字者，例多不赘。据此，景祐本异文于义为长，“日”字疑为衍文。 卷53《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 （页2019） 按：从行文来看，上文已言“何病”，则下文不当再重出一“病”字，用了两个“病”字，语意重复；而《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叙此下“病”字作“疾”，亦有叠床架屋、语意累赘之嫌，盖有脱讹。按《汉纪》卷5《孝惠皇帝纪》叙此作“何病，上自临，问：‘百岁之后谁可代君者？’”又《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叙此作“酂文终侯萧何病，上亲自临视，因问曰”，皆仅用一个“病”字，言简意赅，盖荀悦、司马光二人亦有见于此而作删改也。考之史籍，类此记载帝王探视臣下之病，诸书多于“上（或作‘帝’）自（或作‘亲自’）临视（或作‘临’、‘临候’、‘临问’）”句式前交待某人“病”或“病笃”、“病甚”等情形，鲜有于该句式后赘加“病”字者。《汉书》中亦不乏其例，如：卷66《陈万年传》云：“及吉病甚，上自临，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卷97《外戚传》上：“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皆其比。又卷74《丙吉传》云：“五凤三年春，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吉辞谢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无所能识。’”遣词造句，简直与此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此处未在前面交待探视对象的病重情形，只是简单著一“病”字，而在后面加以补充说明。考《汉书》敦煌残卷伯2973B号（题“汉书萧何曹参张良传残文”）“疾”字下多一“困”字。如上所述，“困”字极、甚之义，《广韵·慁韵》云：“困，病之甚也。”可见病得厉害、生命垂危亦可谓之“困”。“疾困”即“病困”，与上引“病笃”、“病甚”等意思相近。按残卷多一“困”字，层次分明，语意完整，了无窒碍，只是标点应略作改动而已。正确的标点为：“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困]，因问曰……”从上下文意来看，萧何此次患“病”非同寻常，而惠帝可能仍如往常一样前去探视；待发觉萧何已经病得不轻，亦即到了“病困”的地步，遂以后事相问。如果是一般的“疾病”，探病的惠帝便不应以后事相问，否则即与情理不合，故此“困”字似不可少。传世刻本脱漏“困”字，盖因与其下“因”字形近而误删，或“因”字即“困”字之讹。 卷53《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页2019） 按：“何置田宅必居穷处”句，《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作“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置”作“买”，多一“辟”字，各本同，而伯2973B残卷“买”上多一“置”字，“辟”作“僻”。考《汉纪》卷5《孝惠皇帝纪》叙此作“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叙此作“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前者“买”字与《汉书》同，后者“置”字与《史记》同，两“僻”字则与残卷合。按载籍中屡见“置田宅”、“买田宅”、“置买田宅”等连文，例多不赘，故此处作“置”、“买”或“置买”，义皆可通。而辟、僻二字乃古今字。师古曰：“辟读曰僻。僻，隐也。”盖师古所见本即作“辟”。《汉书》喜用古字，故当以作“辟”义胜。残卷作“僻”字，与传世敦煌抄本好用今字、通假字或俗字的风格正相符合。而《史记》作“穷处”，文义晦涩，疑有脱漏，可据此残卷等校补。 卷53《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页2020） 按：群臣，《汉书》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补注本等皆与《史记》同，而伯2973B残卷与景祐本、大德本、汪文盛本等皆作“群后”。按作“群臣”或“群后”虽皆可通，但从上下文意来看，则以作“群后”于义为长。“群后”指众诸侯，《汉书》卷73《韦贤传》有“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云云，师古曰：“庶尹，众官之长也。群后，诸侯也。”而“群臣”则指众臣子，其中当有未封侯者。考高祖以萧何“功第一”，故得先封侯，位在众诸侯之上，此即所谓“位冠群后”也。又，载籍屡见“位冠群后”连文，而鲜见“位冠群臣”连文。如：《太平御览》卷562引干宝《晋纪》云：“四月，太尉鲁公贾冲薨。……及议谥，博士秦秀曰：‘冲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礼溺情，以乱会伦。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冲宜谥“荒”。’上弗从，赐谥曰‘武’。”又《梁书》卷1《武帝本纪》云：“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南史》卷6同。又《周书》卷19《达奚武传》云：“或谓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盖世，出入仪卫，须称具瞻，何轻率若是？”《北史》卷65亦同，皆其证。据此，颇疑《史》、《汉》通行本之“群臣”二字乃后人所妄改。 卷89《张耳陈馀列传》：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壻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页2583） 按：礼甚卑，《汉书》卷32《张耳陈馀传》作“体甚卑”。按体、礼二字繁体（體、禮）形近易讹，或谓此“体”乃“礼”之误，实非。细玩文意，“体卑”即卑躬之义，赵王卑躬屈膝与高祖“箕踞”骂詈适成对比，皆为体态动作。若作“礼甚卑”，则与“有子壻礼”句语意重复，故班固改“礼”为“体”未必有误。《资治通鉴》卷11《汉纪三》叙此作“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仅用一“礼”字，盖亦为避《史记》两“礼”字重复之嫌。 卷92《淮阴侯列传》：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页2613） 按：“合齐、赵共击楚”句，《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作“令齐、赵共击楚彭城”。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王念孙曰：‘令，当依《史记》作“合”，谓汉与齐、赵合而共击楚也。先谦曰：《西汉年纪·考异》云：‘楚方击齐于城阳，齐安得助汉入彭城？意“齐”字后人妄加耳。’先谦案：《史记》作‘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各为一事，未尝不合；若击楚彭城，则齐不与，是班氏改并《史记》偶未及检处。”[⑤]按王益之说是。考之史实，此处《史》《汉》二书皆有讹误。若“令”字为“合”字形近之误，则其下“彭城”二字当衍，而“汉兵败散而还”句亦无根，王念孙说未确。史载汉王二年“劫五诸侯兵”，遂有楚汉彭城之战。按“五诸侯”之说，据颜注及《补注》所引凡9说，此外又有梁玉绳、赵绍祖等不同说法。上文所载魏、河南、韩、殷四者皆无疑；齐尝与汉共抗楚，却未助汉入彭城，故齐当不在“五诸侯”之列。其时常山王张耳兵败归汉，手下无兵，亦非“五诸侯”之一；而是时陈馀遣兵助汉，兼“赵”为“五”耳。据此，则此“齐”字当为衍文。 卷99《刘敬叔叔孙通列传》“方今樱桃熟，可献”《索隐》：“案：《吕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蔫寝庙’。”（页 2726） 按：此《史记索隐》所引《吕氏春秋》之文出自该书《仲夏记》，“仲春”当是“仲夏”之误。含桃即樱桃，成熟于初夏，此处正文云“方今樱桃孰”，可见已非仲春之月。考《礼记·月令》云：“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通典》卷49、《艺文类聚》卷3、卷86、《齐民要术》卷4等引《礼记》皆作“仲夏”，是其证。又《淮南子》卷5《时则训》叙此“羞以含桃先蔫寝庙”之事亦在“仲夏之月”，可为旁证。点校本失校。 卷106《吴王濞列传》“卒践更”《正义》曰：“践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月，亦各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给戍者，是为过更。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后改为谪，乃戍边一岁。”（页2824） 按：此《史记正义》所云“更有三品”以下一段文字实为引《汉书》如淳注，同书卷124《游侠列传·郭解传》《集解》亦引之（页3186—3187）。考此如注，《汉书》卷7《昭帝纪》颜师古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李贤注、《文献通考》卷10《户口考一》注、卷150《兵考二》、杨侃《两汉博闻》卷3等皆引之，互有异文，可资参校。如“是为”，《汉书》作“是谓”，“为”、“谓”二字古时通用。又，“亦各为更”，诸书所引皆作“亦名为更”，见此“各”字乃“名”字形近之误，其下“所谓”正承上“名”而言。又，“后改为谪，乃戍边一岁”句，《汉书》、《文献通考》等作“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改易”者乃“更”法，文意明白，于义为长，疑《史记正义》所引有脱误。 又按：“古者正卒无常人”句，“人”字当属下与“皆当迭为之”连读，否则便有歧义。原文是说担任“正卒”（师古曰：“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者没有固定对象，人人皆当轮流为之，下文“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可为证。 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集解》：“苏林曰：‘二人相倚，引绳直之，意批根宾客也。弃之者，不与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绳以持弹。’”《索隐》：“案：刘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绳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结反。批者，排也。《汉书》作“排”。排根者，苏林云‘宾客去之者不与通也’。孟康云‘音根格，谓引绳排弹其根格，平生慕婴交而弃者令不得通也。小颜根音痕，格音下各反。骃谓引绳，排弹绳根括以退之者也。’持弹，案《汉书》本作‘抨弹’，音普耕反。”（页2847） 按：以上《史记集解》与《史记索隐》所引苏林、孟康等注，与《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颜师古注所引略异，各本互有脱误，异文较多，可资参校。细味文意，注文“弃之”当作“去之”。考景祐本（百衲本）、元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等与《汉书》各本所引苏林注皆作“去之”，《索隐》所引亦作“去之”，明苏林所见本即作“去之”。按“弃”、“去”二字义近，此处苏林注乃以“去”释“弃”，意谓宾客先慕窦婴名而来，待见其失势，则又弃之而“去（离开）”，文意明白。《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云：“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即其比。而殿本、局本等作“弃之”，当系后人据正文妄改，遂至版刻相乱。究其致误之因，盖缘“宾客”二字下衍“也”字，致使“去之者”三字无根；后人不晓，误以“不与交通”四字乃为注解“弃之”二字而设，遂据正文改“去之”为“弃之”以求一致。事实上， “不与交通”的主语是婴、夫二人，非宾客也。 又按：苏林注“引绳直之意批根”六字当作一句连读，点校本腰斩之，不知所云，明显误标。如上所考，“不与交通”的主语是婴、夫二人，故“宾客”下“也”字亦当移至“交通”二字后，与颜注所引相合。此注宜校改为：二人相倚，引绳直之意批根（也）。宾客（弃） [去]之者，不与交通[也]。 又按：原标点将“小颜根音痕”至“排弹绳根括以退之者也”一段皆统入“孟康云”下，变成孟康注语，大误。按孟康乃三国时魏国人，如何能言及“小颜（师古）”与“骃（裴骃）”？故当于“令不得通也”后引断，其下当为裴骃注文无疑。 卷120《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页 3105） 按：弘大体，《汉书》卷50作“引大体”。考凌稚隆《汉书评林》云：“隆案：《史记》‘弘大体’，《汉书》改‘弘’为‘引’，是。”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5引凌稚隆说，盖亦以作“引”为是。而王先谦《补注》云：“引，《史记》作‘弘’，疑形近致误。”按王说未确，《通鉴》卷17、《太平御览》卷241、《册府元龟》卷622等引皆作“引大体”。考之典籍，屡见“引大体”、“持大体”之文，而鲜见“弘大体”之文。按“大体”指有关大局的道理，而“弘”有“大”、“光大”等义，与“大体”义复，亦与“无为”相矛盾；引、持则义近，乃取用、执持之义，此处“引大体”意谓汲黯处事皆从大处着眼、从把握大局的原则出发，正与“务在无为”、“不拘文法”相应。《宋史》卷337《范镇传》云：“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阔略不言。”即其比。按《史》《汉》二书爰盎本传皆有“盎常引大体慷慨”云云，而此处下文云黯“常慕傅柏、爰盎之为人”，既慕之，则学之，明此亦当作“引大体”无疑。今人犹有“做事要顾大局、识大体”之语，盖即从“引大体”发展而来。 注释： [①] 朱一新《汉书管见》，《二十五史三编》本，岳麓书社，1994年，第337页。 [②]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续修四库全书》单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③] 按：“景祐本”系沿用旧称。该版本经赵万里等专家考订，定为北宋刻递修本，理由详见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等。《中华再造善本》收入时即题作“北宋刻递修本”。 [④] 按：宋祁校语首载《汉书》南宋庆元本，其后蔡琪本、白鹭洲书院本、殿本等亦详录之，校勘价值极高。 [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933页。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