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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好几篇文章中读到周公周姥的掌故。大意是说，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不许其纳妾，颇好声色的谢太傅很觉不便，家族侄甥便不时在刘夫人面前称《诗经》之“《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以微讽之。刘夫人知其意，故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才这么说，“若使周姥撰，应无此语也”。 这一掌故之所以被今人一再提及，大概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很具现代感的命题，即“谁在说”。问题一旦这样被提出，任何观点或理念就都不再能回避言说者的立场而自诩为客观真理。而周公周姥之区分，则又增添了一种性别主义的视角：作为记录者、阐释者或传播者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决定了言说的倾向。 “诗三百”之变为“诗经”，就经历了“周公”化的过程，即从田夫村妇的声口，经各代（男性）“解经”权威的阐释而转化为儒家的伦理经典。很多民间文学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沉积下各种不同的倾向：男性的和女性的、民间的和正统的。 我一度对巧媳妇和呆女婿这两类民间故事很感兴趣，它们之中似乎交织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方面是鲜明的女性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女性主体性似乎又被另一种男性话语所消解。 在这两类故事中，女性通常以强于男性的角色形象出现——巧媳妇们以机敏的智慧和伶俐的口舌解决各种难题；呆女婿的妻子在故事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她通常是以丈夫的调教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出现的。还是先从这两种故事类型中各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窥全豹吧。 先看巧媳妇的故事。话说王老汉有四个儿媳妇，他年纪大了，想选一个儿媳妇来接替他当家。他问四个儿媳妇元宵节是否要回娘家，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和三儿媳妇都说要回，只有四儿媳妇愿意留在家里服侍公公。四儿媳妇还帮三位嫂子解决了公公给她们提出的两个难题：在娘家待的时间和要求带回来的礼物（“纸包火”是灯笼、“篮担水”是油箩、“蔑带风”是竹扇）。后来四儿媳妇又用一盘韭菜炒豆腐解决了公公提出的用十文钱置十样菜的难题（“韭”谐“九”音，加上豆腐，共为十）。之后，公公宣布以后由四儿媳当家。 再看一则呆女婿的故事。说呆子和媳妇两口子要去给丈人拜寿。妻子先行。呆子第二天穿了身纸衣服，担着作为礼物的鸭子、鸭蛋、寿面和枣出发了。半路上呆子放鸭子到河里去喝水，结果鸭子游走了。他先朝鸭子扔鸭蛋，然后用寿面结网捕鸭，最后自己跳入河中去抓鸭，都没有成功，反而泡坏了他的纸衣服。他上岸吃光了带来的枣，就这样赤身空手来到了丈人家。妻子从后门迎之，给他穿上衣服，将他引入席中坐下。怕呆子不懂礼节，妻子就与他约定“拉线举筷”的暗号，即每当妻子拉动拴在呆子腿上的线时，呆子就举筷夹菜。开始时一切正常，后来妻子有事离开，一只鸡绊在线上，鸡不停挣扎跳动，呆子随之挥动筷子狂吃起来。 这两类故事的发生场景通常是在亲属群体尤其是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所呈现出的家庭关系不同于父系家庭所规定的规范秩序，不再是男尊女卑、夫主妻随。在这里，妇女往往被表现为家庭的核心人物，而她的丈夫在故事中要么是隐退的，要么是被嘲弄被否定的角色；在夫妻关系中，妻子不仅不是丈夫的依附者，反而常常充当了他的保护者。比如在上面那则呆女婿故事中，妻子就是丈夫的保护者，她在场，丈夫的状态多少能保持正常和体面，她一缺席，丈夫就陷入失败和混乱的境地。而呆女婿则毫无丈夫的规范角色所要求的“御妇”之“威仪”，而是事事听从妻子的吩咐。 这种优越和强势的女性形象，多少可以看作是现实家庭生活的反映。正如不少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尽管中国的亲属制度乃至社会长期以来被定义为父系、父（夫）权的结构，并且从国家政治生活延伸到家族层面，但是这种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其实并没有贯彻到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的日常生活层面。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单位内，规范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往往体现出很强的主动性，她们（妻子或母亲）在家庭内部生活和亲属关系维护等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乃至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女性常常是自己小家庭的主导角色。而民间的口承文学往往是生活化的，它们比典籍文化更能真切地反映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人情世故，因此，民间文学中那些聪明、能干、主家的女性往往极不同于众多正统文献如“闺范”“女训”中所倡导和描述的沉默、被动、殉节的女性。想想四大民间传说中的祝英台、七仙女、孟姜女、白娘子，哪个不是光焰万丈地衬得对应的梁山伯们暗淡无光？ 但是——总是还有“但是”——男主女从、家长权威等支配关系从来都没有缺席，即便是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那个主流的、掌握话语权的男性权威声音从来没有喑哑过。 例如在“巧媳妇”故事中，巧媳妇的“对手”通常是男性，这些男性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巧媳妇的公公，这类故事的内容通常是难题解答型程式，巧媳妇解决了公公提出的各种难题，最后通过考验，从公公手里接过当家的权力。在这类故事中，作为正式家长的公公可以看作是女性成年仪式（如果我们把这些难题解答看作是女性的一种“通过仪式”的话）的主持者，因为他是权威的出题者、裁决者和权力的授予者。巧媳妇故事的另一类内容是解决外来者的挑衅，而这种解决的出发点和最后结果大多是维护公公或丈夫的尊严、保全家庭的名声。男性的权威在这些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而在呆女婿故事中，虽然从故事内容上看，前台的丈夫总是被嘲弄的对象。但若从文体形式上看，呆女婿故事一般是作为笑话来讲述的，而笑话本身的戏谑性消解了内容的严肃性。男性愚呆、不谙世事的形象作为游戏性的夸张而被减弱了反映现实的力度。这与茶余饭后男人们讲的怕老婆笑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虽透露出家庭生活中女性占主导地位之信息，但同时，“笑话”这一戏谑性的文体形式又消解了对女性支配性地位的肯定。 如果这两类故事的讲述者和倾听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据我自己有限的田野调查经验而言，也确是如此），那么我们不妨设想，在它们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女人们的乐趣在于借此张显自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掌控地位，男性则在嘲笑他人（弱势的男人）和自嘲中仍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优势。——在对传统性别角色之颠覆和维护的较量中，我们总能辨听到两种性别的“言说者”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声音。 延伸阅读： 《呆女婿故事》，林兰编，《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 《巧女故事》，康丽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李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返回目录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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