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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1909年9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从祖父习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古书。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黄节、陈垣等先生处获益较多。1931年拜黄侃先生为师。给教益最多的，还是其叔父杨树达。193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期间，已基本完成了《列子集释》的初稿。1953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编撰《论语译注》。该书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编撰《孟子译注》。该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晋书》点校本编辑工作。同时受命《春秋左传注》的编著。历经二十年的努力，该书于1981年出版，于1990年出修订本。1985年出版《春秋左传词典》。 在长期实践中，他创建了一套富有自己特色的古籍整理方法。具体来说，选定一部影响大、价值高的古书，在充分收集、吸取前人成果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首先撰作注释，接着将原文翻译为现代语体文，同时编出该书的词典。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论语》、《孟子》篇幅较小，便将注释和译文以原书的章节为单位穿插在一起，书末附以词典。《左传》份量较大，便分别作成三部书——他编著的《春秋左传注》、沈玉成译的《左传译文》、他和夫人徐提编的《春秋左传词典》。这种注释、译文、词典三位一体的古籍整理方法，无疑是一个创新。运用这种方法整理出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左传译文》，至今不断重印，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百年中华出版资源的一个部分。 分析、研究杨先生独到的古籍整理方法，作为今天的借鉴，应该是件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首先，杨先生对于古籍整理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所说的：“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应该说，杨先生给自己定的读者面是比较宽泛的，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如果说注释、词典更多照顾到有关专业人员及有志研究者需要的话，那么译文则更多考虑到一般读者浏览古书的实际需求。正确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个尚在不断摸索中的问题。杨先生的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古书的注释，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范围。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摸索和体会，将注释的内容重点大致定为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这一规定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依照具体古书的特点，又有所侧重。例如《春秋左传》，杨先生认为其中所载礼制最难，便比照《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记载，结合《国语》和其他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的相关资料，从中探求春秋礼制，加强了这方面注释的份量。对注释中的难点、重点，尽可能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的工作。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六条指出：“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古籍的今译，杨先生早已注意到它与注释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把译文的作用称为“桥梁作用”、“手段作用”。在具体今译过程中，借鉴严复翻译西方作品时所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力求译文的准确、流畅、通俗。在中华文化全面走向世界的今天，经典古籍的今译已经成为最基础的一个环节，而杨先生的实践及其成果，也就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在整理《论语》、《孟子》、《左传》中，杨先生编出了《论语词典》、《孟子词典》、《春秋左传词典》。关于编写的缘起，他在《论语译注》《例言》第十四条说道：“著者在撰述‘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作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放弃。最近吕叔湘先生向我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把‘词典’未定稿加以整理。但以为另行出版，不如附于‘译注’之后，以收相辅相成的效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注释’未备者，‘词典’便补充之，对读者或者有些好处。”专书词典的编写，不仅有利于提高古书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对于编撰一部贯通古今、内容齐备的汉语词典，也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和积累。 中华百年，成绩辉煌，是几代人努力奋斗、踏实工作所铸就的。认真回顾、梳理前人的业绩和理念，有利于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去创造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1月11日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