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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在“文学的正视”之前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那个久远久远的年代起，人类的历史的性别大战总在上演，女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文学中女性的主体价值的被遗忘。“男人写下的历史布下的罗网，全部的精华都在于教女人如何做好女人，男人说生存需要必得用恶战胜恶，因此善和美的职责就只有让女人来承担了。”（1） 甚至于在当代文学前十七年和“文革”的创作中，政治的显著作用，这个时期里，除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及孙犁、王愿坚、徐怀中等作家的某些作品，轰动一时的小说人物形象世界里女性的位置微乎其微。因此，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塑造是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价值的，因为文本的中心价值中，女性价值并不在其表达的意图之内。 这一时期普遍被用以区别于“男性”性别的语词是“妇女”。“妇女解放”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群体特征，因而在“种族、阶级、性别”三要素中，它突出阶级斗争，淡化性别特征。此外，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形象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和人类最崇高的信仰物，代表了人类品质上和精神上的最完全的意义和形式，因而必须淡化其生理属性与性别特性。同时，这更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人们心底的狂热的革命激情促成了一个想象共同体，他们认定，是英雄给人类带来的梦寐以求的政治的成果和触手可及的好日子，现实的一切无一不生动展现了英雄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的限定和文化心理的规定下，这些小说要么谢“女性”而不谈，若谈，也必谈“革命妇女同志”——其重点是“革命同志”，不是“女性同志”，是革命视角的忽略性别的（或可视为“逃避性别”的）泛概念称谓，具强力而无性别美，更多强调的是“英雄”的政治属性，而非性别特征。“性别”被政治忽略，“女性”在此被异化成超性别的“沉默的他者”。 对此，孟悦、戴锦华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中亦有所指出。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浮出了“历史地表”，但五四所开创的女性解放，后来却迷失于男性化的民族国家主体的追求中，女性意识遭到了放逐。到了解放区及建国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但以从属民族主体为代价的女性独立，其实是女性意识更为根本的丧失。因此“问世不久的女性的历史，在与民族群体历史进程的歧异、摩擦乃至冲撞中，走完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在这一个终点上，女性必须消灭自己以换取允诺给女性的平等权利。”（2）所以，这一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异化现象实际反映了这一时期男性主体意识的若隐还现，“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3）这旧有的意识经验为女性设置了一个“暧昧”的性别归属，且安排在一个民族解放和民族强盛的集体话语中“降生”成为大众话语的现实。这样的文学气息甚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继续氤氲蔓延。 从《西线轶事》中陶珂到《兵车行》里的秦月，从《高山下的花环》中玉秀到《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中的周忆严，从《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李倩到《三角梅》中的荔生，再从朱苏进《炮群》中的叶子到柳建伟《突出重围》中的江月蓉、方怡 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几乎概莫能外，成为映衬英雄刚性特质的类型形象。美丽贤淑是她们必须的外在与内涵，是英雄品质匹配的最佳良伴；但她们又不是个性自我的，她们是小说中批量生产的平面符号与修辞要素。 由此可见，新时期这类小说中“女性”比例的不断增加，女性描写在军旅小说中的日益彰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对人的基本情感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肯定：“这至少在认识层面恢复了文学应有的人性幅度，开始打破思想蒙昧主义所造成的虚伪的禁欲主义。”（4）但与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尝试揭示的作为统治形式的性别模式，让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凯特·米利特《性政治》<KateMillett·Sexual Palutics>）浮出水面，成为经验现实的创作实况相比，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还是徘徊在男性镜像的状态。 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GayleRubin）认为：“（原始的）女人的交换”是个有力的要领，它提示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是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而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则是派生的，第二位的。（5）如果说建国初的军旅小说创作的“女性缺席”更多地表现为在政治狂热的背景下旧文化观的惯性行为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无主”倾向则暗示了当代这类小说仍沉湎于全方位的以男性为表象的文化本体——历史、语言、欲望——的文化生态定势中难显突破。在这样的文化生态定势的支配下，女性群体在文本中数量的增加非但动摇不了男性主体的绝对地位；相反的，诸多姿态各异——绝大部分被设置为兼具外审美价值和内审美价值的女性形象的加入，不仅使得原本被强化得近乎冷峻神圣、近乎匪夷所思的刚性英雄具有了充满柔情、温情的人性美和亲和力，为英雄的人性化合理性及走向更多被接受的可能创造了便宜条件；更富于意味的是“英雄美人”的当代复活，女性的完美在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中集合成一道至阴至柔至美的背景，温婉地铺陈于男性构建的至阳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之后，成为英雄雄性风范最美丽、最生动、最铁性的证明。伍尔夫曾在《自己的房间》里说：“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 镜子的视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担负着维持生命的责任，它刺激兴奋着神经系统 ”（6）这个视点就是男性本位。 二、裂变：从“底层”的求进与苦难到“身体写作”的激进与迷惘 并行于“去女性中心”的当代军旅小说发展，更多的当代文本使女性从“沉默的他者”中摆脱出来，渐渐成为书写的目标，形象群立，个性饱满；尤其在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80年代后的当代书写，文化层面的“女性”渐渐复活，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的女性主义写作，更是典型的“性别写作”的另一个极端。铁凝、王安忆、张抗抗、池莉、方方、张欣、张洁、毕淑敏、陈染、徐坤、林白、卫慧、棉棉 一位位女性作家前赴后继；“私小说”、“身体写作”、“新新人类写作” 一个个创作热点此起彼伏。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坛，可谓是因易卜生的“走出去”、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樊篱的娜拉而掀起的女权运动的巅峰世纪的明证；更有甚者，在妇女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的获得——甚至较之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后，女性主义的文本极端地表现为向“一切意识形态的约束”开战的咄咄状态，不管这些文本所生成的女性主义写作是否值得尊崇，也不管其中所展现的或精神或生理的女性之间本身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别，不可否认，其间所体现的张扬的个性甚或是赤裸裸的女性性别特征及在当下受众中引起的热购效应，而成为当代文学无法忽略的次文化现象，从而使女性形象完成了从传统书写到现代性观照的初步裂变。 这个裂变最深刻的发现之一是对女性传统品质经典价值的当代诠释。当代文学对女性主体的认知不是来源于某些小众精英女性，而是对底层女性的普遍生存意义的书写。 男权中心的历史中，不唯男性书写，即便是女性书写功能也透露着统治结构的天经地义、无可质疑所加于女性的压抑、牺牲乃至自我毁灭的悲恻。贞女与烈女的时代，是女性以男性价值来进行自我衡量自我裁夺的时代。而在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往往蕴含着天性的道德敏感和道德执着，而不是作为权力的对象物应和着权力或抗拒着权力；故而，当代文学的女性生命书写，更多的是带有生命本源意义上的震撼而不是来自于为他人的牺牲，不仅具备道德的感人，更具备审美的意义。 《高山下的花环》中玉秀的十年如一日地甘于有内容（家庭属性）而无外容（自我发展的可能）的生活态——等待，令人刻骨铭心。等待，这是一次千古共鸣，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因此在文学中成为了表率，成为后续的贤妻们的可默会的可鉴之镜。中国的传统文学中的女性人格之美，“等待”是其中的要素之一，“等待”中包含着这样的伦理意义：三从四德、忍辱负重、囚禁情感、顾全大局、牺牲个性自我。中国古代文学的众多女性，正是以这样的自我牺牲而留名文学与青史的，悲壮而令人摧怀。 同样的“等待”，在余华的《兄弟》中则有不同的叙述与表达。“在我们刘镇，丧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发，最长的半年不洗。李兰自从宋凡平死后，再也没有洗过头发。没有人知道李兰对宋凡平的感情有多深，那是比海洋还要深厚的爱。李兰七年没有洗头发，她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又黑又亮，梳理的整整齐齐，然后昂首走上大街 李兰的嘴角始终挂着骄傲的微笑，虽然和宋凡平只有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的夫妻生活，可是在李兰的内心深处比一生还要漫长 她希望人们时时记得她是宋凡平的妻子。”对死去的丈夫的缅怀是生命的等待，李兰在这样的深度的爱与悲痛中等待死亡。李兰的道德不是封建传统的道德，因为她守孝的对象是宋凡平，是她再嫁的丈夫，而她的第一任丈夫，“那个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淹死在粪便里的”男人，当儿子李光头希望填写自己亲生父亲的名字的时候，“李兰脸色一沉，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另外的爸爸。’”李兰绝不是一个墨守教条的女性，她没有从一而终，但她的忠诚与坚贞分明又袒露着传统的真善美。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爱看得很清楚的女人，这个爱不是封建社会那个“夫者妻之天也”之下的愚忠，她对那个身为自己的丈夫却显然有着恶劣习性的“偷看女人屁股”的男人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她以她骄傲的“昂首”颠覆了世人对于贞节的统一界定，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向与宋凡平的向死而生。 而林红，这个同样也被书写为“等待”的女性，作者给她安排的结局是令人既恨又悲的。宋钢在市场经济下的远走谋生使得林红成为留守妻子。李光头对林红的垂涎和一直以来的相较宋钢在知识和爱情上的挫败感这时有了伸张的可能。林红没有守住她对宋钢的承诺，当自己的丈夫再也无力保护林红，无法给她以安全感时，已是刘镇首富的李光头突然温柔的一句“你还好吗”让林红的脆弱的心理堤坝彻底坍塌。而李光头那超乎常人的男性本能，让年近四十的林红有了在与宋钢的生活中从所未有的快感，这种非理性的的欲望让林红有了疯狂的三个月。余华对林红的剖析是分裂又复杂的。“林红悲哀地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清心寡欲，为此她仇恨自己，可是她对自己又是无可奈何。”“她想到宋钢的时候就会眼泪汪汪，让她觉得自己是在犯罪，于是她不再那么强烈地渴望李光头了。她觉得和李光头有这样的三个月应该足够了，等到宋钢回来后，她就会加倍地去爱护宋钢。”她并清醒地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肯定会有报应。”当宋钢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时，她痛苦地闭上眼睛，在心里对化成灰烬的宋钢说：“无论我做过什么，我一生爱过的人只有你一个。”最终林红的归宿是无止境的自我道德谴责。林红的“等待”与“不等待”，实然是非理性的欲望和道德的爱的激烈质辩，其中呈现出人性底质更为深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余华在文本中塑造的这两个女性无一例外是处于村镇的底层女性，她们受过最基础的教育，却不是高等教育，这样的境况决定了她们不能拥有充分的进入城市的资本而只能在城市文明之外的经济空间里受到当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挤压与拷问，这样的身份或许也更适合表现女性在当代文明中的自然反应，从而为读者呈现出更为赤裸而本真女性价值观的裂变状态。 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文明的资本的先天不足迫使她们不得不用区别于城市文明的方式进入城市。“乡下人进城”由来就是一个丰富的话题，它“把现代社会人的空间转移引出的诸种可能性都包含在内”（7），于是当代文本给我们呈现了贾平的《高兴》中的孟夷纯，阎连科的《柳乡长》中的槐花，她们共同的身份是身体的出卖者。孟夷纯进城是为了积累金钱解救入狱的哥哥，槐花进城是因了新上任的柳乡长“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的死命令，这个命令最后使得椿树村的贫穷落后得到了改变。我们很难去认同肉体的出卖者这样的女性身份，但孟夷纯和槐花的确让我们受到震撼，她们身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8）这两个女性是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农耕文明的朴素原核，还是现代性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的侵略性，对历史的当下，仍是一个颇费争议而富于探索意义的论题。 如果说之前的女性形象更多的还是基于现代性的对传统伦理道理的一个挣扎与反思，“身体”的表演也只是增加传统伦理道德批判的张力，那么，随着解构主义“去中心”理论以及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发展，“妇女”概念逐渐受到质疑，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妇女”已不仅是区别于“男性”概念的女性意识本质化、女性独立、女权主义的概念要领；更重要的，它意味着结构丰富的女性群体拥有平等于男性的促动人类发展的能力和职责——它实际上更富于现代文明人性主义的内涵。 于是，以棉棉、卫慧、春树、张悦然、蒋离子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不可避免地出现，这诚然是女性观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女性在身体认识上的激进与迷惘。 卫慧与棉棉沉醉于对身体本能的尊重，而张悦然、蒋离子们则把身体的破坏作为冲破现实的武器。蒋离子《俯仰之间》描述了一个因为社会出身的不平等而走向悲剧的爱情故事。柳斋是一个高干千金，郑小卒则有一个“婊子和混混”家庭。柳斋爱上了郑小卒，她以为自己的出身妨碍了他们的交往，于是试图以付出身体代价的方式来打破她与小卒间的现实距离。六年里，小卒不断和女人发生关系，柳斋不断和男人发生关系，但两人最终并没能走在一起。这个对女性身体的悲剧性书写显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身体书写所具有的性别文化意义上的深刻含意。女性身体所承载的性别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或屏蔽了。 事实上，今天，当一些作家去探讨“身体”之于女性书写的意义的时候，就已深陷男性中心中陷阱不可自拔，他们默认了女性身体代价在女性书写中的意义，认为身体写作是女性书写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实际写作中，关于女性身体的书写与意会，正是以女性的被损害为认可前提的，是以男权传统女性书写观为参照的，因此，此时，身体书写非但没有成为女权的胜利的标志，却恰恰成为女权的消解另一种呈现方式。 反观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颠覆蕴涵着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和二元论逻辑的形而上学传统， 她们对女性特质、女性意识、女性身份认同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 极力提倡女性书写。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把女性在文学上的创作与阅读看作是女性自我精神拯救的一种途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哭声》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涵义，她说：“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9）将写作与女性的身体作类比，视为女性的一部分，以此强调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别认为文学创作和作者的生命经验是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文学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是靠“经验”而幸存的“孤儿”。女性的经验来自其特有的生理、心理构造和审美意向，来自女性独有的个体经验。 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书写物，我们赞赏女性文本的独特魅力和身体写作的特别意义；但当作为一个“人”进入作者的表达视野时，《生死朗读》《女钢琴教师》等一批国际文本的“女性”是高于性别意义的，她们的独特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她们的存在，直接对女性文本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是否是女性书写的最高选择？ 三、生长：女性书写的理性立场与自由仰望 八、九十年代，被近代哲学奉为圭臬的“理性”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及其哲学中被不断地“弱化”，首先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觉醒。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写作、新新人类写作 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学狂飚，可谓是一次对来自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非此即彼的“两极化人性”的单一化标准的声檄，是“无女性”时代的终结。然而，这种以“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129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和“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却使当代人类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10）之中：泛个性的声音四处叫嚣，无节制的身体写作出现了，极度个人化的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甚而至于军旅小说的世俗化甚至是媚俗化倾向也顺势诞生。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1）颠覆一切重组一切的同时，文化，也付出了理性缺席的惨重代价。个人化的“人性”的过度张扬开始消解统一的伦理范式。文化在八十年代的高热之后，悄然滑向沉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铁凝、王安忆、张洁、毕淑敏、陈染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文学呈现显然具备了更多理性思辨。这样的理性使得女性文本呈现有了新质生长的可能。 “张洁是女作家中最重理念的一个，她的思想深处同样是把社会的人当成理念发展的最后、最高阶段即绝对精神阶段性，是理性的实现或现实的理性，她对真正的人无比崇尚，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12）死亡在张洁那里获得了哲学的意义，它不是身体与精神的最后毁灭，而成为朝向理念的救赎，因此，曾令儿在死亡里获得的不是女性天然的悲伤与绝望，而是生命的理性与新生的启示。 邓一光《想起草原》以一个女性革命者“小姨”作为中心形象，传统文本中被男性观赏的“美貌”在文本中是被处理成第二性的、却是为小姨带来经历四次婚姻的支离破碎的一生的“祸首”。与此同时，女性的英雄特质傲然崛起。她是战争中不逊的英雄战士，是党堪为表率的好干部；但小姨没能从一而终，她“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太多的改变着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她似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她把一切都弄乱了，弄得不可收拾。”（13）小姨的一种源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的“动”的特质决定了她与众不同的一生。 在反“男性中心”和“男性救赎”之外，《想起草原》更为深厚的内涵影射着耐人寻味的复杂“人性”。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或者说，个体对于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的把握和决择决定了人真伪美丑善恶忠奸之质地，所以人性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进一步说，在一个宏观调控还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中，个体的“人性”的浮出水面有赖于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的选择。因而可以这么认为，小姨的决择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决择，也折射了一种文化的决择。 E.O.威尔逊言，人类的第一个困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因此，唯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14）那么，“小姨”是突破当代人性局限的无畏者，她不仅是军旅小说中个性女性之第一，亦在人性物化、精神低迷、充斥了阿Q式精神自慰的文化群落中别具风格。从大文化的角度说，它更体现了对母系氏族文化的重新确认和张扬，是对文化积淀的一次反省和清理，更对女性主义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铁凝曾说：“我就是希望寻找一种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写出世俗中人情的美，世俗生活中生活的具体情趣。也就是希望写出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她的《大浴女》正是这样一个对世俗生活中的具体情趣与精神空间认真探寻的作品。尹小跳、尹小帆、唐菲是“原罪”感很强的三个女子。私生女唐菲是混乱的典型，她情欲躁动，不安本分，少女时代就与白球队长纠葛不清。尹小帆，自私，自恋，她先是与尹小跳一起制造了尹小荃之死，后又在与尹小跳较劲中度过她好强的一生。尹小荃是尹小跳内心摆脱不掉的罪恶来源，她戴着伦理道德约束的枷锁，追求“无罪”的“本初”的爱的欢乐，但是，头顶“波斯菊”的尹小跳，只能痛苦地离开自己的爱情。铁凝借《大浴女》不仅仅是展现世俗女性的情爱困惑，更重要的是告诉世人：世俗中的最美最快乐的情爱是什么。她借尹小跳和陈在的情爱体验，呼唤着俗世中一种无罪的本初的爱。那样的爱是没有任何束缚和条件，那样的爱最原始，最真实，最欢乐。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这些作家所思考的问题，不再是关于社会权力的性别归属的功利性，不再狭隘的男女性别战争，而是从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去思考作为“人”的女性，应该如何面对生死，如何面对生活现实，如何取舍实利与理想，如何完成责任又完满人格。这些作家的思考的大境界实然指出，人类的性别之战可以休矣，人类社会的胜利，获胜的不应该是男性，或者是女性，而应该是作为男性的尊严，作为女性的尊严，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五四时期，我们曾经为“人”发现而欢呼，之后，便陷入性别的反攻倒算，直至今日还在性别之争中难以摆脱。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说：“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 男人胸膛中的心灵与女人胸膛中的心灵以同样的方式感受世界。”（15）这正指出了长期以来被国内许多女性书写者误读了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本质：“躯体写作”真实的内涵决非是一种纯粹生理上的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16） 而与此同时，关于女权运动，法国现代社会思想大师鲍德里亚亦提出“象征交换”概念，他指出，“象征交换”具有非实在性、互惠性等特征，其诱惑概念也具有上述的特征；鲍德里亚还赋予了诱惑以不同于象征交换的特征，即恶的计谋性和娇柔的女性气质特征。鲍德里亚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两极划分时代，走向一种超性别的时代，并以此为基础反对当代女权主义的性别观。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所标榜的女权仍深深地受制于男权中心论的对立逻辑。（17）而西蒙·波娃从唯物史观角度考察妇女问题，她绝不相信“妇女有其天性”的说法，认为女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而不是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对男女两性的定义。 如果执意要对西苏的女性主义观点作一种纯粹身体欲望的阐释，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具动物性和非理性，女性写作便有可能重新落入女性主义学者极力回避的男性中心文化将女性本质化或本质先于存在（essentialism）的性别歧视的陷阱。（18） 由此可见，以欲望和本能为叙事目的的躯体写作，以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为精神旨归的身体写作，能否成为女性书写和女性价值的最高选择，还有待历史与文学的进一步甄别与选择。 源于古希腊悲剧意识的西方文化体系，对生命尊严的追求首先来自于对身体性的肯定，无分性别：天后赫拉高大威严，狩猎女神阿乐忒弥斯即使站在仆人身后也不会被挡住；特洛伊公言主卡珊德拉站在战俘车上比其余的任何人都高 这是古老的对于生命力的崇拜。中国女性的历史，许可划分为两个时代，《诗经》前的女性是女神，是没有喜怒哀乐的；《诗经》后的女性是女奴，她们喜怒哀乐是被压抑的。人类当下的女性文化还未能完全走出长期男权的阴影，然历史的愿景决不可能是女性文化在女权运动中走向一个性别反攻倒算的反压抑时代，中国的女性文本的女性书写，仰望一种具备真正现代性精神的理性自在自由的状态。 注释： （1）张抗抗：《女性话题：如今谁甩谁》，冯骥才、张抗抗、贾平凹《大江逆行》，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3年1月版。 （3）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5页。 （4）李雪梅：《没有翅膀的天使》，《解放军文艺》，2001年第3期。 （5）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等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第42、65页。 （6）伍尔夫：《自己的房间》。 （7）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107页，第107-108页。 （8）[美]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9）[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原载《新女性主义》（New?French?Feminisms.New?York.Schocken?Book?，1981），黄晓红译，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10）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载自新浪网。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 （12）刘巍：《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第30-34页。 （13）邓一光：《想起草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 （14）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一章《困境》，载自新浪网。 （15）[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原载《新女性主义》（New?French?Feminisms.New?York.Schocken?Book?，1981），黄晓红译，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16）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第36页。 （17）孔明安：《象征交换、诱惑与女权主义的社会批判》，《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76页。 （18）董之林：《女性写作与历史场景》，《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第36页。 原载：《文艺争鸣》20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