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辽大康五年，夏大安五年，论干支为己未，属羊，原本是历史上平淡的一年。 这年的三月，蜀人苏轼由徐州徙知湖州，苏轼上表以谢。这种谢表，本是例行公事，无非略叙臣子政绩的了无可言，再叙陛下皇恩浩荡云云。也是文人的陋习，这位苏长官作文时，堂皇正经之外，偏要夹带几句不合时宜的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所谓“生事”，其来有自。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新法的领袖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曾有此二字，于是成为新法的替身——自然并非褒扬意义的。至于新进云云，取法也是一路。 那时候，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章和朝廷政事，是会被抄入邸报的。所谓邸，本是郡国藩镇设在京师的机构，用以通奏报、待朝宿，相当于如今的驻京办事处。邸报就是这类机构抄发的官方文书和政治情报。大约在宋代，有人抄卖邸报以牟利，几乎类似手抄本的报纸。因而，邸报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这篇夹带牢骚的谢恩奏章，自然也不能幸免地录入邸报。作为文名卓著的人物，苏轼的文字，向来惹人注目，于是该牢骚自然四处流布，传播了调侃或者讽喻，也埋下了把柄。不久，几位御史挑出这几句牢骚，又搜集苏轼以往诗作中可资媒糵的地方若干，弹劾他讪谤，所谓“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作为监察机构的公职人员，劾按公卿章奏，自是御史当然的职责。实在话，那些被挑剔的诗句，原本大约也是以诗托讽的，譬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譬如“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种种。不过，将“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的文艺片段，深文周纳，罗织成罪，并且锻炼不休，欲置之死，其中动力，当然来自党同伐异的派系之争。 当年七月，苏轼被罢官；八月，被投入御史台狱。诽谤朝政的结局相当莫测，所以预先得知消息的苏轼，在入京路上，曾经想到过规避蒙羞的投水自杀。好在神宗皇帝对苏轼一向赏识，宫中每读苏轼文章，必叹曰奇才，以致忘记了吃饭。加上连罢相王安石和重病在身的太后都为之说情，而宋太祖也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之罪，一概不杀大臣。这是有宋一朝对士大夫的体恤，因而这桩文字狱的结局，迥然不同于清风不识字的时代。年末，诏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一场大狱，就此了结，史称乌台诗案。这一年终于不再平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汉代御史台种植柏树，常有数千乌鸦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鸟。于是御史台被称为乌台或乌府。当然，由此也不妨将御史们谑称为乌鸦嘴。 苏轼的厄运，既非由此方始，自然也并未至此而终。苏轼仕途上的起落，算得上是曲曲折折。此之后，他虽然曾被召还朝，任为翰林学士，当过尚书，却也因为种种原因，屡屡外放各州。哲宗亲政后，又迭遭贬斥，形同逐客，甚至被赶到天涯海角的琼州海南。那时的海南绝非今人印象中绮丽的博鳌，而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蛮荒烟瘴之地，远恶军州，“魑魅逢迎于海上”（《到昌化谢表》），所以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知名度一如同时期的沙门岛和后来的宁古塔。到了这里，人生的曲线，算是落到了谷底。 中国古代，一向有“文章憎命达”以及“诗穷而后工”的说法。惯常的定式，则是庆幸某文艺人士的命途多舛，因为由此方造就了一位不同凡响乃至不世出的奇才。这样的论断，自然是后世著书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偏执。这也是所谓励志思维强直的根源所在。按照这个论断推广之，大约就该是镇日期盼着那些旷世奇才们都成为倒霉蛋了。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吊诡思维，算得上是一种变态心理导致的强迫症了。 从真实的人情常理上说，没有人喜欢磨难，即便这磨难能够赢得不世之名，也没人伤得起。人生终究不是泡沫剧，由不得随意随性随机安排情节结局，赚取不相干人的眼球眼泪。况且，在经历磨难者而言，不世之名其实是镜花水月式的虚拟，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没人猜得准上帝的安排，万一赌错了，不是好耍的。再者，作为非常重视现世生活的民族，渴望功成名就是因为那些尚在视野所及的范围之内，假如一切都是不确定，大约没人愿意以命相博。 叶嘉莹先生在谈到传统诗学中“穷而后工”的理论时，就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她以为：“一个人的身世中的忧愁患难，常常会使人变得深刻起来，但是，这要看他对忧愁患难怎样对待，也就是说，忧愁患难固然可以成就一个英雄豪杰，成就一位伟大而深刻的诗人，但也同样可能毁灭一个诗人，一个英雄豪杰。无论是成就或是毁灭，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否经历了忧愁患难，实在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只要你果然是一个诗人，那么你就应该是有诗人的锐感。”（《晏殊词赏析》）果然不愧大家，这样的妙论，的确令人闻之怦然心动，不免抚掌拍案。 譬如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乃至文艺巨人的苏轼，途穷或许会增加其作品的深沉味道，但未必是其文学乃至文艺成就的必需。也即所谓的“工”，未必是“穷”所缔造的，起码“穷”不是“工”的必然添加剂。当然，历史不方便假设，从叶先生的立论引申而言，也可以说，苏轼是没有被穷愁困顿击倒乃至毁灭的幸存者。这是值得额手称庆的。 和某些不合时宜的文人才子往往不为普罗大众所记忆因而声名寂灭不同，苏轼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老少咸宜妇孺通吃的大文人，简直可以说是本土知名度最高的诗人了。具有同等规模声誉的，大约也就是较之更早的屈原了。然而后者作品在民间的亲和力度，却与前者有着天壤之别。 有趣的是，这两位名诗人，居然都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比之来历多元不免迷离的粽子，东坡肉的归属更其不容置疑。按照《竹坡诗话》的记载，东坡在黄冈，曾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无疑便是东坡肉的来历，就中也约略可见苏轼诗乃至宋诗的风韵。 “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如你所知，作为不世出的天才，文人本色的苏轼，作品并不止于“明月几时有”和“日啖荔枝三百颗”。譬如“不识庐山真面目”，“春江水暖鸭先知”，“淡妆浓抹总相宜”，以及“左牵黄，右擎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都是收进课本的看家名篇，尽人皆知乃至熟稔，因而人人得而诵之。此老的诗词文名，一向卓著：文称“欧（阳修）苏”，蔚为北宋名家；诗称“苏黄（庭坚）”，开有宋一代风气；词则有“苏辛（弃疾）”之誉，乃豪放派开山，于后世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此之外，其书法则为“宋四家”之一；绘画则擅竹石，在画史上颇有影响，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之谓。因此即以当时诉诸笔端的文艺样式而言，苏轼可谓无所不能。 出于对这样一位旷世才子的爱戴，搜罗其诗文作品，乃是书业一贯的致敬姿态。他的作品，当时即有印行。《东坡七集》，影响深远。尽管徽宗朝曾诏毁苏集印版，却依然难以遏止“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这位自诩“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的诗人，其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刊刻、印行，自宋朝而始，历元明清各代而长盛不衰。 早在苏轼生前，就已经有人为他的诗做注。“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而苏诗更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种种名目，这固然与苏轼“以才学为诗”不注不足以读得明白相关，而由此也更可见其作品风行流布的烈度，书肆射利，断不肯以保存文化遗产而赔本刊行。而苏文与苏词的注本虽然不及其诗那般众多，却也自南宋就已有刊行，各代迭有增益。 而上世纪80年代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的孔凡礼点校之《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以及近人龙榆生所撰商务版《东坡乐府笺》，的为晚近所出苏轼诗词文作品总集之善本。然而，汇总苏轼所有文学作品的全集校注本，此前尚付阙如。 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志烈、马德富、周裕楷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即以上述三个善本为基础，填补此前阙如，并在诗文辑佚、底本校正、注文增益、编年考订、前代集评诸方面，多有用力。在阅读者而言，名家的笺释，是得以“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捷径。因此，这种在已有善本基础之上进行的升级，省却许多案牍劳形，果然是一个富有智慧的简捷方法，也当视为时下古籍整理的要义所在。 在上述方面之中，本书又以编年考订作为重点。作品的编年考订，于作者写作的心路、作品的主旨诠释、作者作品的存在环境，有着廓清脉络提纲挈领的作用。而其中的要害，推究起来，反而不再执著于是否做到所有作品的穷尽。于不能确认处不去硬做确认，正是圣人阙如精神的所在，也是学术良心的体现。至于由此而及的多有发现，譬如不失为断代文人交往录云云，则是具有延展意义的收获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11月30日10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