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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从2009年到现在，新发现的唐代文章大概有3000—5000篇。 贾二强：收藏领域鱼龙混杂，需要有大量的版本学人才以鉴别真伪。 吴敏霞：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比，其文献基础不足是普遍性问题。 杜文玉：现代技术与古籍整理的结合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学术延展的必要。 近年来，国内唐代文献整理成绩斐然，除了正史外，其他如《唐六典》、《唐律疏议》、《通典》、《册府元龟》、《天圣令》、《元和姓纂》、唐宋史料笔记以及大量的唐人别集等，都已有校点本问世。可以说做到了发现、整理与出版的同时态。一系列大型集成性著作所采文献的截止年限即是明证：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截止到2000年，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截止于2004年，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截止到2007年，陈尚君所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截止到2009年。“从2009年到现在，新发现的唐代文章大概有3000—5000篇，相信不久也会有大型汇编问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说。 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黄金时段之一”的唐代，在诗歌、散文等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相关文献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古今学者在唐代文献整理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如今，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内学者正在尝试将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以开创唐代文献整理新局面。 文献整理学者集群凸显中国气派 “《杜甫全集校注》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规划的唐代文献整理项目之一，由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主编。经过近30年3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完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杜泽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唐代文史研究，按大的学术版图来说，可以分为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日本和欧美4块。就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中国大陆学者居于绝对领先地位。 “没有人可以对话”的苦恼，陈尚君感受颇深。台湾地区学者的学术研究，在吸收、运用西方研究方法，追求用新观念、新方法开拓研究视野，以及在学术规范遵守和学术水准保持方面，有许多值得大陆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就基本文献研究来说，仅在古籍数字化工作方面成绩显著。“在基本文献的校订、辨别、笺注、汇辑等方面，则因学术认定标准的局限，明显滞后于大陆学者。”陈尚君说。 日本学者以其精细缜密、科学系统的基础研究工作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平冈武夫曾著《唐代研究指南》12种，以供检索唐代研究基本文献；又作《唐史史料稿》，力图还原唐文献本来面目。池田温作的《唐代诏敕目录》，将《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全唐文》等书中的诏敕加以编年条列，可以作为补充《唐史史料稿》的唐史年表来使用。陈尚君表示，日本年轻一代学者的学风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前辈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沿传下去。 “相对而言，欧美学者在唐代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和缜密性这方面欠缺一些”，据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介绍，欧美学者除了敦煌文书、西域文书有所整理外，仅对两唐书部分内容进行过少许整理研究。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吴敏霞认为，谈论国外汉学研究的“深度”及对我们的“挑衅性”影响也要适度，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比，其文献基础不足是普遍性问题，且还有无法回避的文化情感认同。 颇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唐代文献整理学术队伍，在中外学者日趋密集地对等互动中，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努力发挥我们的优势，也应积极吸取海外学者的优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所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一书，就全面介绍和综合分析了中日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成果，展示了中日学者的研究历程。 现代数字技术接榫于传统文献研究 数字技术在唐代文献整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数字技术将使古籍文献的整理更为方便、精准。书目数据库、全文检索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次第出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唐诗》、《全唐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南京师范大学的《全唐五代宋词》检索系统，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贞观政要》综合检索系统等。另外，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主持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袁林开发的汉籍文献全文电子版检索系统、北京师范大学开发的古籍整理国学网等也受到学者的推重。 陈尚君认为，现代技术将唐代文史研究带到了一个新高度。杜文玉也表示现代技术与古籍整理的结合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学术延展的必要。 尽管如此，当前唐代文献整理还需要沿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这套方法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西北大学教授李浩说。 计算机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主要是文本扫描识别、建立数据库等。可是要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待文献整理专业人士与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如陈尚君所言，一方面，目前各类检索系统在学术层次上还不算太高，距离学术前沿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另一方面，文献的数字化不仅是单纯技术水准的考量，更牵涉到资金、资源、版权等一系列问题。 重建基本文献是提升唐代文史研究的重大工程 据了解，有些重要的文献，如《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都未经过系统的校勘整理。同时，近年来新出文献的整理工作也亟待深化。据陈尚君介绍，编定于清代的《全唐文》收文2万篇，但此书以外发现佚文已超过2万篇。就此来说，重建唐代基本文献是整体提升唐代文史研究极其急迫的学术重大工程。 此外，若干唐人别集的整理尤显不足，学界专著于整理大家的诗文集，但对一些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公文类文献用力不多。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二强告诉记者，譬如中唐名相李德裕，其作品集《李文饶文集》，收录了他任宰相期间所撰大量公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很多这类文集尚未得到精雕细琢式整理和研究。 文献的辨伪、考订工作是唐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面临着造假的问题，哪个领域的文献有收藏价值，哪里就有造假。面对当前收藏领域鱼龙混杂造假猖獗的情况，更需要有大量的版本学人才以鉴别真伪。”贾二强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文献整理尚需协作 人才梯队建设让学者们感到忧虑，陈尚君表示，基本文献的整理是学术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学者应该对存世文献有全面的把握和过细的深求。文献整理是与古人有意无意掺入的伪作“较劲”，需要有一批经过专业训练、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的文献学学者形成学术团队和后继人才梯队。如何能让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坐得住冷板凳，让版本学、目录学不成为“绝学”，需要各方面反思。 在杜文玉看来，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文献整理缺乏全面系统的组织规划，各地各单位单打独斗的状况比较严重，相互之间不通气，像几十年前那样，由国家组织人力整理二十四史的情况，已经无法看到了。 记者获悉，陈尚君近年致力于宋初以前诗歌的重新辑录和校定，进展顺利，对于唐代存世文章、基本典籍以及基本史料，也有可观的积累，今后几年会陆续贡献于学界；另外，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编撰的暂定名为《陕西历代碑刻集成》的大型图书，已在出版规划中。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的唐代文献基本可信。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前人在一些领域的研究存在不足，需要重新整理。特别是新出土文献的出现会对以往的观点构成挑战，加上学术协作和协调的难度，唐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8日第44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