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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先生在《<琅嬛文集>探疑》中说：“通行版本中存在不少的错误和可疑之处，我在阅读时记录了下来，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得手稿本的印件，得以破解谜团。”不过在我看来，他所举的几个例子，有些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2015年3月27日《文汇学人》刊出柳下风《名同实异的三种<琅嬛文集>》一文，就张岱《文集》的版本问题，作了有益的分疏。其中提及栾保群先生2010年刊于《文汇报》的两篇文章，即《从<景清刺>看<琅嬛文集>手稿本》、《<琅嬛文集>探疑》，栾先生在后一篇文章里，且提及一些校勘的问题。这两篇我以前都读过，有些意见，现在趁这机会，写出来供讨论。又栾先生校注的《嫏嬛文集》，我认为也存在一些问题，一并提出商榷。 栾先生在《<琅嬛文集>探疑》中说：“通行版本中存在不少的错误和可疑之处，我在阅读时记录了下来，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得手稿本的印件，得以破解谜团。”他又说：“从黄文来看（按指黄裳先生《关于<琅嬛文集>》），这个愿望一时还难于实现，那就正好借此机会，把我私认是错误和可疑的地方条列若干，以期能与黄本对校，除了解惑释疑之外，兼能看出黄本的价值高低。”栾先生的这个心情，作为古籍校勘的工作者，自然可以理解。不过在我看来，他所举的几个例子，有些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如所举《嫏嬛文集》卷一《老饕集序》：“我兴，至宣庙，始知有饮食器皿之事。”栾先生认为：“‘我’字下应有缺字，为抄者避祸故意删落者。但所缺的是‘朝’，是‘明’，还是‘大明’，那就希望黄本能提供答案了。”栾先生注的《嫏嬛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于此处也加注云：“此句‘我’字下疑有阙字，是‘明’是‘朝’或是‘大明’，无可查考。”持说是相同的。 为了清晰起见，这里多抄些《老饕集序》的原文：“嗣后宋末道学盛行，不欲以口腹累性命，此道置之不讲，民间遂有‘东坡茶’、‘撮泡肉’之诮。循至元人之茹毛饮血，则几不火食矣。我兴，至宣庙，始知有饮食器皿之事。”按，此疑实不必有，原因很简单，“我兴”的“我”字，并不是“你我”之我，而是“指本国或当朝”，后面可以不跟“朝”、“国”字。换言之，“我”字句，并无不通的问题。谓予不信，请看《左传》《史记》的例子。《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这是《左传》的开篇，是人所熟知的。又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庄公十一年：“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最有名的，则莫过庄公十年、后人拟题为“曹刿论战”的：“十年春，齐师伐我。”这些地方的“我”，均指鲁国，后面不再加“鲁”字。不仅《左传》，《史记》中也屡见不鲜，如《鲁周公世家》：“七年，齐伐我，取郓。”《燕召公世家》：“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又：“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又：“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 “我”字的这种用法，后人作史、作文，每亦仿用之；如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昇元元年冬十月，吴帝禅位乎我。”这里的“我”字，指南唐。又魏了翁《泸州重修学记》：“迨我庆历，设教授之官。”（《鹤山集》卷四十五）黄震《玉皇殿记》：“迨我祥符、天禧间，宫观遂参错天下。”（《黄氏日抄》卷八十七）这两个例子，在年号之前，也都没加“宋”、“朝”字，尤足资比较。不过，喜论史学史法的，有时也不甚以为然；如刘知几《史通·模拟》云：“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丧，必云‘葬我某皇帝’。……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章学诚《驳张符骧论文》云：“史迁于世家、年表，各随本国称‘我’，其为误仍本史原文，失于改易，理甚明显。符骧生于今世，并无张吴旧史可承，而竟称士诚为‘我’，则是自出心裁。”（《章学诚遗书》75页，文物出版社）而这在张岱，是可以不用多管的，他虽著过《石匮书》，但他毕竟首先是文人，史家只是附带做的。 栾文又举《紫袍玉带砚铭》：“碔也藏玉之理，石也发水之光，砚也乃具人之冠裳。譬犹范也，腰有鞶带，是为蜂王。”认为：“‘范也’难通，疑‘也’字有误。或疑为‘匄’字形近而误，亦妄测也。”其注《嫏嬛文集》于此篇云：“‘范也’难解，疑‘也’为‘匄’之误。范匄为春秋时晋国人，即范宣子，事见《左传》及《国语》。”按，此说亦不然。“范”就是“蜂”，不必扯到“范匄”。《礼记·檀弓下》云：“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郑玄注：“范，蜂也。”张岱之铭，正用此字。“譬犹范也”，就是“譬犹蜂也”，如此，“腰有鞶带，是为蜂王”之语，才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的。晋国的范宣子，与“蜂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在栾注的《嫏嬛文集》中，也还有类似问题，而《<琅嬛文集>探疑》又未及的，这里也择其一二，略加辩说。如卷一《史阙序》：“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注：“模，原作‘摸’，误。据苏轼《传神记》改。‘模’即‘摹’字，此言在墙上勾摹其灯影轮廓，不加画五官。”按，所谓“子瞻灯下顾影”，见苏轼《传神记》。问题是，“摸”字并不误，因“摸”即“模”，二字本通借。栾先生知“模”即“摹”字，却不知“摸”也是“摹”：“摹”下之“手”，著于左即为“摸”，本为一字。类此者如謩、谟，擫、擪，皆是其例。最可为此字作说明的，无过韩愈的名文《画记》：“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宋方崧卿、朱熹校本并同）其“摸”即“模”字，可谓彰明较著。《集韵》云：“摹，撫。《说文》：规也。谓有所规仿。或从無。亦书作‘摸’。”是也。其实，凡从手、从木之字，在古人多可通。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录卷三论校挍二字云：“按《说文》手部无挍字，汉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隶体之变，非别有挍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而元朗亦从而和之，傎到甚矣。”不妨参观。 又卷五《水浒牌四十八人赞·没遮拦穆弘》：“出吾跨，揭阳一霸。”栾注：“跨，疑应是‘胯’字之误，用淮阴市井少年令韩信出己胯下故事。”按，“跨”字不误。检《汉书·韩信传》，正作“跨”字：“淮阴少年又侮（韩）信曰：‘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众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孰视，俛出跨下。”颜师古注：“跨下，两股之间也。”不仅此也，《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不作“胯”，而作“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集解》引徐广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疑“跨”为“胯”之误，得非惑于流俗，“迷失真源”了？ 又卷四《王谑庵先生传》：“先生初县令，意轻五斗，儿视督邮，偃蹇宦途，三仕三黜。”栾注云：“刘备为安喜县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印绶系其颈，弃官。”按，所引未切，此实用渊明事。刘备诚有缚督邮事，见《蜀志·先主传》；后来《三国演义》则将此事安到张飞身上，刘备成了忠厚长者，那是乱改历史，此姑不讨论。此处所言，则殊不必扯到刘备；陶渊明的不愿折腰，本也就是为了“督邮”；萧统的《陶渊明传》：“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此自为烂熟之典，注者自然知晓，所未措意者，则可能是“督邮”，故有此失。如用刘备之典，“县令”、“五斗”、“儿视”，哪里搭得上？须知刘备做的是县尉，不是县令，也没说过督邮是“小儿”。《后汉书·儒林传》记赵晔事云：“（晔）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又按同书《周燮传》附冯良传：“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或属一事两传，惟究为谁某，书阙有间，甚难考索也。）在陶渊明之前，为了督邮之故，一气走了的，也还别有人在。必欲“牵扯葛藤”，也该去提冯、赵，“绛灌无文”的刘备，如何比得王谑庵？ 夏咸淳先生的新增订本《张岱诗文集》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在“我兴”二字之间，补加了一个“明”字。这当是从栾说而改的。检1991年版《张岱诗文集》，并无此“明”字，而据前后两版的《前言》，《诗文集》所据底本，均为光绪三年刻本，同时又校以《张子文粃》的；——揆之常理，自非新据《文粃》补出的。又《水浒牌四十八人赞》的那个“跨”字，在夏先生的增订本中，也据栾注改作了“胯”字。这都是耳根太软、误听人言了。不过，栾注也有误从夏书的，如《史阙序》改“摸”为“模”，而判“摸”为误字，就是从1991年版《张岱诗文集》146页校记[三]来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载：《文汇报》2015-05-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