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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背后的编辑故事:字句皆不简单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编辑手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韩结根 参加讨论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终于要正式出版了。这套丛书凝集着中日两国学者的诸多心血,寄托着大家对曾经存在的古琉球王国历史人文的尊重,也倾注着我们对那些如烟往事的深切忆念和复杂情感。
    《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的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的策划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几年前,陈正宏教授得知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教授在研究琉球汉籍,且与冲绳本地学者荣野川敦先生合编了一本《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便建议他们将其中的琉球王国时期的汉文文献原书进行分类、归总与扫描,以“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为书名在中国影印出版。陈正宏教授与我同门同届,都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并在复旦古籍所共事十几年,平时无所不谈。他将此事与我商议,我便立即向复旦大学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先生及常务副总编孙晶女士做了汇报。他们认为,此书与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命题颇相符合,与本社前期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同样都是借助异域之眼重新审视中国的重要历史材料,因此当即给予热情支持。贺圣遂、陈正宏还亲自陪我一起到日本与高津孝教授等洽谈有关合作细节,与日方编委及图书馆工作人员商讨文献扫描事宜。可以说,没有陈正宏教授的精心策划和社领导的鼎力支持,便没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丛书的问世。
    光阴荏苒,从当初我们收到一纸目录和二十几只刻录着原书扫描件的光盘,到今天变成三十六册的丛书,其间整整历时两年。两年来,我们大致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一) 更正书名,恢复原书面貌。在我们收到的文献扫描件中,有些书名的著录是不妥的。如《球阳》一书是琉球王国重要的编年体史书,据其卷首目录,除了正编二十二卷,尚有附编四卷、外卷三卷、外附卷一卷。外卷、外附卷均为《遗老传说》。在名为“《球阳》二十六卷”的扫描件中,只有正编二十二卷和附编四卷,而无外卷、外附卷;但在我们收到的文件中,有一种文献名为《遗老说传》。经仔细比对,我们发现,所谓《遗老说传》即是《球阳外卷》(包括外附卷),不仅其作者与《球阳》作者相同,卷数与《球阳》卷首目录完全相合,而且书中每一卷卷首均题“球阳外卷”、“遗老传说”,仅封面“球阳”正书名下有“遗老说传”四小字,不知何人所加。著录者不察,遂将“遗老说传”误作正书名予以著录。征得高津教授的同意,我们将书名更正为《球阳外卷》,恢复其本来面目。(二) 甄别内容,重新归类。如在我们收到的“琉球人著述·集部”目录中有一种文献《琉球人诗歌集》,原书收藏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亚( Manoa)分校。陈正宏教授阅读时发现,此书所收录的并不是诗歌,而全部为对联。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吧,辑此书者不知汉文对联与诗歌有别,遂误将对联当作诗歌,并书“琉球人诗歌集”于书皮(封面)。我们便将其按传统分类法改置于“子部”,仍保留“琉球人诗歌集”的手迹以存其旧,但于原书皮前另页加书名“联语”二字以示更正。又如,集部文献《毛世辉诗集》中所收内容仅后面部分为毛世辉所作诗歌,前一百余页均为无名氏抄录的《酬世锦囊正家礼大成》,属子部类书类;我们细检其内容,判定为琉球人著述,因将其析出,置于子部之末。(三) 考订文献作者,补署姓名。在我们所收到的文献目录中很多未署作者姓名,但根据文献本身考察,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是有作者姓名的,或署于全书卷端,或置于各卷之中,只是著录者不明书的体例或没有翻检原书,所以未予著录。我们整理时凡发现该书作者有姓名可考者均将其一一补上。经我们考订出作者姓名的文献计有《球阳》、《球阳外卷》、《琉球国旧记》、《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琉球诗集》、《琉球官生诗集》等。(四) 检查漏页错简,改正装订次序。这是我们用力最多也是最耗时间的一项工作。如是刻本还好,我们可根据书口所标书名、卷数及页码进行辨别;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很多都是写本,既无书口,也无页码,这样我们便只能根据内容进行考察,只能一页挨一页地审读,根据上下页文字衔接情况而判断。检查的结果,漏页的情况还算好,仅蔡温本《中山世谱》缺一页、《中山诗文集》缺一页、《四本堂诗文集》缺两页(《中山世谱》缺页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漏拍,已补入;其余两种则系原书有缺页);但错简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书甚至一卷有多页羼入另一卷中。检查漏页错简所花时间占去我们全部整理文献时间约百分之五十以上。(五) 复核版本,规范完善版本著录。我们在高津教授提供的版本目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复核诸书扫描件,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规范地著录版本,并区分各书刊刻或抄写的年代与地域。这项工作全部由陈正宏教授负责。除此之外,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撰写了《凡例》,还根据琉球文献《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球阳》、《中山世谱》和中国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及其他有关材料,编制了《琉球国中山王府职官表》和《琉中历史纪年表》,以供读者阅读文献时参考。
    这套丛书原计划要在所收各种文献卷前均附“提要”一篇,内容除书名、卷数、版本、册数、收藏单位外,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及该书内容。由于日本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是丛书第一主编,他要求“提要”全部由他聘请日本学者撰写,由丛书另一主编陈捷女士负责翻译。但最终“提要”没能在商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而且我在审读交来的部分稿件时发现,作者对某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与文献内容颇有抵牾。作为责任编辑,我无权擅自对提要内容做实质性的修改,而与作者沟通往返则需较长时间,且对方不一定能马上接受我的建议。何况还有部分“提要”没有收到,其情况如何尚不得而知。经反复权衡,我向编委会提出,由于时间紧迫,丛书出版时只简单交待各种文献的收藏单位及所据版本,“提要”中的作者介绍及该书内容概要暂不收入,待日后稿件全部交齐且由作者修改符合出版要求时,再另行单独出版。非常感谢高津孝教授的理解和支持,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读者如对此书不收“提要”一事有所诟病,责任完全在我,与丛书主编及编委会无关。
    我们要感谢前琉球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冲绳县副知事的高良仓吉先生。高良先生不忘古琉球王国与中国的历史因缘,汲汲于琉球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并利用其在冲绳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为我们《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丛书的编纂出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古琉球王国尚有许多优秀的文献没有发掘整理出来,我们准备将自己的工作继续下去,将来还要仰仗他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还要感谢冲绳县的许多朋友们,他们对琉球文化的执着态度,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时刻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努力工作。直接参与我们这项工作的先生们姑且不说,即便是我们所接触过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言行也足以使我们感动。记得我们初次到冲绳访书,因星期天没有工作,大家相约去看海。中午在海边的一家小餐馆用餐。餐馆老板得知我们是为编纂琉球王国汉文文献而来,他非常兴奋,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他告诉我们,他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退休前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每年都到中国旅游,到过北京、西安、敦煌、厦门、杭州、苏州,甚至新疆的吐鲁番。他还告诉我们,他们这里的一些知识阶层都非常热爱本土文化,前些年有人将中国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译成日语,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可藉此而了解琉球历史,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告别离开小店后我们突然发现少算了餐费,赶快回去补交。当时老板已不在。服务员告诉我们,餐费没少算,有两个菜是老板特意关照为我们加的,不收费。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使我们很受触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勤勉工作的动力。两年来,我的眼前不时浮起那位长者的身影,这使得我在文献整理工作中不敢有一点马虎和怠惰,生怕有负那些挚爱琉球传统文化者的期望。
    总之,这次《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丛书的编纂出版,大家的合作非常愉快,尽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结果令人满意。这也说明,只要是真心为了学术,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便能克服各种障碍而取得成功。我们并由此而感悟: 中日间其他领域的问题,只要相互有诚意,或许也能通过反复协商沟通、通过双方运用智慧而最终得到解决。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8月07日06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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