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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东英寿教授，在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中发现中国传本没有的九十六封佚简，在不久前的日本中国学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以《欧阳修书信现东瀛》为题作了报道，新华网11月15日也以《国宝级文物欧阳修九十六封书信现日本》为题予以介绍。东英寿介绍研究论文及全部佚简，经陈翀博士翻译，已在2012年第一期的《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我认为其可靠性无可置疑，且对欧阳修与宋代政治、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乃就初读的感受略申所见。 欧阳修平生交游广泛，来往信件数量巨大。他晚年自编《居士集》，书信仅存八封。后人续编《居士外集》，收录四十七件。是皆选择最重要者。其后续编《书简》十卷，收四百五十三则。南宋中期周必大在庐陵邀集乡贤编次欧阳修除正史和《诗本义》以外的所有著作，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八卷，历代通行。天理图书馆存宋本欧集，早经著录，学者也颇有知闻，一般认为就是周编欧集的善本。 东英寿教授在仔细比读存世的几个宋本欧集后，发现元明以后通行欧集源自周必大所编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藏宋本则为第一次增补本，前者所收书简，较初刻增加十九篇，而天理本则为更后的增补本，较国图本又增九十六篇。由于该本流传较少，未为元明后刻本继承，而天理本在日本被定为国宝，很少为学者所知，因而长期湮没不闻。其实同一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藏残本，书简十卷仅存四卷，佚简有三十六篇，可惜一直未被重视。 这批佚简在周本《书简》十卷中，凡原书有收信人者，皆存于该卷之后，故各卷多寡不一。如卷二增三十九件，卷九增二十二件，卷五增十四件，卷八增十二件，而卷四、卷六仅增一件，卷一则未有增补。而新增各简下，都说明佚简来源。如与吕公著三十一帖，来自公著元孙伯寿；与孙元规四简，引汪逵说来自外家；与韩维、丁元珍、陆经帖说真迹在汪逵家，与韩绛帖注真迹藏吕家；与王素帖，真迹在三衢范侍读家。还有不少来自石刻，所引有《履常斋石刻》、《荣今堂石刻》、《豫章卷雨楼续帖》、江西运司石刻等。因此，这批佚简的真实可靠没有问题。文学史上一流大家有如此诸多的佚文发现，确实难能可贵。 与范仲淹关系的新史料 范仲淹景祐间因言事贬谪，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不负言责，但起而直言，坐贬夷陵。范仲淹起复后主管陕西军事，念及欧阳修的奥援，推荐他任自己的掌书记，欧阳修拒绝了，并告诉梅尧臣，范“直以见召掌笺奏”而不去，是为二人最初之隔膜。庆历新政间，欧阳修建议时任枢密副使的范仲淹与参知政事王举正职务对调，使范归朝主持改革。但范在遭遇挫折后主动请辞，导致追随者多遭累贬逐，欧、梅颇有不满。朱东润先生曾评价范仲淹是行政官气味较重的人物，在考量如何做好事情的同时，先考虑自身的安全；而梅尧臣、欧阳修则书生气味较重，只是按照书上的准则提出要求，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为再次隔膜。这些矛盾在范去世后爆发。欧阳修撰范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引起欧与范仲淹子范纯仁等剧烈的冲突。现在一般认为吕夷简是保守派的领袖，范即因他而被贬。其实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范西行经洛阳曾专程看望吕，吕对其举措得失颇有指点。吕家保存范《上吕相公书》，南宋时由吕祖谦收入《宋文鉴》。信中范特别提到唐代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以比况二人为国家利益可以弃前嫌而合作，正可以为上引碑中的这段话作注脚。佚简中所收与吕夷简子吕公著书信达三十一封之多，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显示欧与吕家关系之密切。在与孙元规的佚简中，欧阳修谈到听闻范病危时的感慨：“哀苦中，又闻希文病，病势不好，元料恐难起。希文材行高，忌嫉众，若非圣君仁明，朝家以忠厚为治，不能保此始终。今年过六十，官爵不卑，于希文不少，所惜用于时者，万不伸一，为国家惜耳。”“保此始终”，正是范上吕书“今擢处方面，非朝廷委曲照临，则败辱久矣”的意思。而“材行高，忌嫉众”，指范有能力但得罪人也多。欧感慨他虽亦至参政，官职不卑，但平生抱负未能施展，总是国家的遗憾。 在致同人的另一简中，欧阳修提到范临终前的遗言：“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事皆托明公矣。”范仲淹临终遗言要求与母亲同坟域而葬，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似乎欧阳修也不至于虚构事实。欧在范碑中讲到范的家世：“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其父范墉早卒，母谢氏再嫁朱氏，仲淹也随母冒姓朱，直到二十三岁始知家世真相，于是发愤以求自立。至二十八岁进士及第后，方改姓归宗，并接母侍奉。有关情况，司马光在《涑水记闻》、梅尧臣在《碧云騢》中都有详细记载。范仲淹临终前想到母亲，希望去世后仍能随侍在母亲身边，正是他孤儿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感情归依，是最真实的流露。虽然欧阳修受限于世俗礼数的规定，认为是他临终昏迷之言，难以遵从。但留下的这段记录，则极其珍贵。刘永翔教授告，现知范墓即与其母墓相邻。 范碑是欧阳修最用心撰写的文字。他在母忧服除后即黾勉撰文，累年方竣，初稿后请韩琦多处修改而定稿。但主持范后事的富弼先致不满，认为没有“使为恶者稍知戒”，“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所作范墓志，欧阳修认为“嫉恶之心胜”（《与渑池徐宰无党》），范纯仁更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墨庄漫录》卷八），在刊碑上石时坚持将欧文中的前引一节文字刊落。这样就出现同一碑文的两种文本，欧集所收碑保存原稿，范集附录和范氏祠堂所存碑则删去一节。欧阳修对范家做法极其恼怒，存世文献中多有记载，佚简中两则涉此。一是十年后与苏洵谈此，将全碑录示，并云“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曾节引此信，佚简中存原篇。到临终前两年，又与人云：“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亦如此而已耳。后闻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损，深可疑骇。别纸所喻甚善。如范氏子弟，年少未更事，愿以此告其亲知。”仍耿耿于怀。 范碑风波虽然涉及当事诸人之性格冲突，但大背景则是欧为范撰碑时，吕党失势而韩、富等人用事，政治情势完全不同于庆历时期。欧阳修主张弥合分歧，共同为国，以范、吕和好为典范，真正做到“君子无党”。而不容于诸人，其后党争愈演愈烈，直到北宋灭亡而未息。 与著名文人相关的新资料 欧阳修为庆历、嘉祐间文学盟主，所存佚简也多涉与著名文人之关系，以下略择重要者予以介绍。 在向吕公著推荐王纮时，他提到苏洵之文：“洵之文，权变多端，然辞采灿然明白，恨未得拜呈尔。”所谓“权变多端”，正指出苏学纵横家之权变为文，但词意晓畅明白。他认为王纮“所存甚远”，但“不及苏洵”，其答策“语辞有深识，遂置之上等”，并推荐吕给以提携。可惜王后来未有作为，有负欧之期待。 尹洙是北宋提倡古文较早之一人，早年在洛阳与欧阳修来往密切，还曾有同修五代史之议，但两人后来好像并不太密切。尹洙去世后，欧阳修作墓志，评价云：“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引起轩然大波。先是尹妻怒其简略，进士孔嗣宗为此找欧阳修辩论，逼他改换文字。范仲淹为此致信韩琦，认为欧志“固可传于来代”，但“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遗憾欧“不许人改”文，要韩在墓表中弥补（《范文正公尺牍》卷中《与韩魏公》）。欧阳修为此专门写《论尹师鲁墓志》长文，认为“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所作评价“皆君子之极美”，并无不当。又曾感叹“朋友与孝子用心常异”。佚简中怀疑是给范仲淹的一帖，增加了此一事件的新史料。信稍长，不全录，可以看到的是孙甫（字之翰）为尹洙作行状，分别提交欧和韩琦作墓志和墓表。尹洙侄尹材逐条批驳行状，以致韩琦大骂孙甫。欧阳修则认为尹材是后辈，不应对父执如此不敬，并认为孙甫最多“文字不工”，“必不故意有所裁贬”。而尹材效其叔好议论，但“学问未精”，又“率然狂妄”，所驳皆不当，要范“戒勖此子”。措辞都很激烈。此信应作于墓志写成以前，通篇虽然都是痛骂尹材，但其实包含了在尹洙评价方面，欧、范、韩三人的潜在分歧。与前述墓志写成后的纷乱比照而读，可以知道同为名臣的三人之间的龃龉。 王安石早年即以文学受知于欧阳修。佚简中的与曾巩书云：“辱示介甫鄞县新文，并足下所作《唐论》，读之饱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估计作于庆历末，大约是欧最早谈到王安石的文字，虽然与曾文一并称许，但侧重是王。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可能即因此故。直到至和初，两人方见面，已是六年后事。至和、嘉祐间欧、王交往密切，佚简多有记录。与王信云：“修近见耿宪所作《杜子美画像》诗刻题后之辞，意义高远，读之数四。不相见多年，根涉如此，岂非切磨之效耶！修当日会饮于聚星堂，狂醉之间，偶尔信笔，不经思虑，而介甫命意推称之若是，修所不及也。”所指为王安石所作《杜甫画像》一诗，首数句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为欧极度推崇。欧在聚星堂所作即《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韵得丰字》，王也亟加称赏。在与吕公著的佚简中，欧也数次提到王。 梅尧臣是欧阳修一生最密切的诗友。佚简中有两帖与其有关。一是致梅信：“修平生不欲夺人奇物，惟度其人不贤，不足以畜佳玩者，或一留之。若吾兄，岂不足畜邪？砚，聊领厚意；余二物，谨以奉归，幸无疑也。”帖末附蒋之奇跋，谓奇物为翡翠鼎。此帖可见二人君子相交的真诚。另一札致杜郎中，谈梅身后事称：“其嗣子孤弱，未堪家事，虽相知竭力，未知果不失所否？”朱东润师著《梅尧臣传》，认为欧阳修撰梅墓志，叙其为人失实，是为家人请恤考虑。得此信可得证实。 晏殊是欧阳修考取进士的座主。佚简中有致张洞信，因其入晏殊长安幕府，欧阳修称“某亦临淄门生，乐为诗也”。诗今存其文集。 刘敞长于博物，曾多助欧阳修搜罗金石。佚简中有致其一信：“兼蒙惠以《韩城鼎铭》、《莲勺博山盘记》，不意顿得此二佳物。修所集录前古遗迹，自三代以来，往往有之，独无前汉时字，常以为恨。今遽获斯铭，遂大偿素愿，乃万金之赐也。”此二器跋见《集古录跋尾》卷一，且附有刘之说明，可以参看。 宋四书家之一的蔡襄，与欧阳修既是进士同年，又曾同为庆历四谏官，在诗书等诸多方面都兴趣相同。佚简中与蔡书达十二则之多，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涉及内容包括与尹洙之友谊，《集古录目序》内容之改动，阅蔡《茶录》之愉快，为韩琦写《昼锦堂记》的考虑，等等。如《集古录目序》写成后，欧阳修托蔡书后上石，但其间因为收到新的器物，将《石鼓文》的年代由周宣王改为周穆王，请蔡改正，可见欧临文不苟的态度。 佚简所见欧阳修之家事与病况 佚简中大量涉及欧阳修的日常细节，包括给他家人的几封私信。特别重要的是前所未知的有关他母亲去世前后家事和他的濒死心情，以及他晚年病况的记述。 皇祐三年（1051）中元日致张洞信云：“某自夏秋，老儿不安，调理方似平愈。偶一小婴沉剧，因此惊忧，又却发动，方营理，未暇他事。”七月二十二日：“老儿久病经年，近又一小儿（自注：在颍生者）患，日夕不保，老母用此忧伤。方患少药，得此，万金之贶也。多荷多荷。某自此儿病困，日忧老儿增疾。医者盈门，公事亦未暇管勾。”以上两信，应该即周必大《益公题跋》卷四《欧阳文忠公与张洞书》所跋者。欧阳修有八子，而成立者仅四人。此处所称“老儿”，未知即长子欧阳发否。“小儿”生于颍州，这时还不到三岁。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这时已经年逾七十，以往仅知本年得病，佚简则知因二孙病重而忧伤致病。此外，与王珪的佚简还有为其母请医治疗的记录。 皇祐四年（1052）三月郑氏病卒，欧阳修立即归颍州丁忧。他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母亲去世的悲恸，存世文献记载较多。佚简则提供了他当时忧伤重病，身体极度衰弱，以至认为大期将至的记录。与孙元规书云：“修自亲老感疾，以至不起，整一周年，心绪忧惶，日夜劳迫。今髭已三分中二分白，发十分中四分白，恐亦不久在世。然事亲已毕，复何所求？昨于哀迷中，就近来颍。其实四海无所归，欲只就颍，趁明年卜葬。汲汲如此，欲于自己生前了之耳，岂复有意人间邪？”另简云：“修病暑目昏，绝无生意……但体病，皮骨形骸不复类人矣，必非久在世者也。事亲毕矣，何必延生？”我相信这些记载虽有夸张，但基本属实。他作《醉翁亭记》时还不到四十岁，有“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自述，乃至司马光质疑“公年四十号翁早”。前信写于五年后，述其髭、发半白，应是写实。他所述“四海无所归”的孤独感，以及自感将“不久在世”的凄绝，都是以前没有记录的。 嘉祐末已“百疾交攻，尤苦牙车，饮食艰难”（与杜郎中）。稍饮酒后，“中夜忽觉旧患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与范镇）。熙宁四年春为渴淋即糖尿病所苦（与直讲寺丞）。夏间，“以道中暑毒，发动齿疾，旦夕始仅能饮食，未任饮酒”。又“以病足为苦，艰于步履”。入冬，“十余日左车牙痛，一两日方能常食，滴酒不曾入口，寒中甚苦之”。又称“病齿尤苦于前，食物甚艰苦”。“病目不能自书。”至次年春，“以口齿复发，皆新阳方盛之致也”（以上均致吕公著）。 上述琐碎的记录，大致可以还原欧阳修最后二十年的个人病历。对研究他的晚年心态和文学活动，也大有助益。 最后，录一则他饮酒的趣事。《履常斋石刻》一则不知致何人的书简云：“前日饮酒殊欢，遂至过量，醉中不能相别，还家遽已颓然。小儿生六七岁者，未识乃翁醉，皆惊呼戏笑之。凌晨食肝生，颇觉当年情味犹在，但老不任酒力矣。” 2011年12月15日初稿 2012年4月9日修订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