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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与这一庞大的数字相对的是文学的失语。“打工文学”是近几年我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2007年年底，深圳、北京两地都举行了“全国打工文学论坛”。郑小琼、王十月、柳冬妩、谢湘南……一批“打工作家”渐受关注，已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他们的名字和作品频频出现在《人民文学》等大型的文学刊物上。尽管相对于农民工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来说，这批作家在数量上还远不够多，从文学性这个层面上讲他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成熟。但是，从他们的喉管里发出的未经文饰的粗放朴直的呼喊，带着他们在都市漂泊劳作的真切的疼痛，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使得他们的真实处境以文学的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目光，显示了这个通常被认为身处边缘、底层的群体的文化创造力和表达自身精神诉求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不再处于失语的状态。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却有着一个真正沉默的人群——农村留守儿童。多达1.2亿农民工奔赴城市，造成多达2000余万的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家中，由爷爷奶奶或亲戚朋友代管，在亲情与家教双重缺失的情况下，在成长的最关键的岁月里自生自长。他们内心的孤独与悲伤，他们的生存困境，也许更值得我们探究。因为少年儿童指向的是一个民族的明天，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前些年，以农村留守儿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可谓寥若晨星。 一、农村留守儿童没有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农村留守儿童自我言说的缺席，使他们更多要依赖成年作家的代言，这对成年作家尤其是以少年儿童为写作对象和接受对象的成年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就笔者目力所及，过去几年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自身还没有出现一个文学的代言人。因而我们无法通过他们提供的文本去触摸他们真实的心灵律动。在这一点上，和成年的打工者以及都市的少年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是处于劣势的。和成年打工者相比，留守儿童由于年少和知识的欠缺，还没有完备的文学表达的自觉和能力。比如，打工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事实上，“打工文学”是与打工现象相伴而生的。早在1984年第3期的《特区文学》上，就发表了林坚的小说《夜晚，在海边有一个人》，当时，林坚是一个深圳的打工仔，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全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打工文学”作品。而和都市少年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无论是在教育资源还是在文化资源上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一直方兴未艾的“低龄化写作”的热潮，在一大批当时活跃的少年写作者如郁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方舟、张牧笛……中，很难看到农村少年的影子。这并不是说农村的儿童写作禀赋不足，只是，都市少年儿童所受教育更为良好，他们又身处城市，更容易得到出版社的关注，因而不但能把“自己写自己”的愿望付诸实施，而且对传统的出版市场格局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强势的咄咄逼人的文化现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都市化的倾向。前些年以当下农村少年儿童为主角的儿童文学作品非常稀少。我们吃惊地发现，虽然我国3亿多少年儿童有2亿多在广大的农村，但他们的形象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是缺席的，更不用说留守儿童！儿童文学创作的都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过于都市化也会给儿童文学带来种种弊端。首先它破坏了题材的生态平衡。都市文学的一枝独秀，使广大的农村少年儿童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儿童文学本应该是最具同情心的一种文学，它关怀弱者，抚慰人生，而儿童文学如果不关心弱者，只供一部分孩子消费，满足他们的消费的欲望，那么，儿童文学必然丧失了其敢于担当的天性。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说过：“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若干年后，读者(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因此，成年作家尤其是成年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应该把自己悲悯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 二、两部反映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现状的作品，反映了空巢环境下留守少年儿童心理和精神成长的状况。值得欣喜的是，2007年和2008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两部反映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现状的长篇作品，使得这一问题慢慢引起了作家们的注意。一部是阮梅的长篇报告文学《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北京文学》2007年第7期，近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是牛车的长篇小说《空巢》。《空巢》一书部分内容自2007年4月16日在搜狐、新浪、腾讯连载以来，迅速受到各大网站及网友、媒体关注。最后由重庆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单行本。这是儿童文学界最早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长篇作品。这两部作品并非由出版社或其他组织有意扶持，完全是作者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自主完成的。阮梅自2003年3月开始，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利用节假日和双休日，自费对这些留守孩子及他们的父母、学校老师进行采访调查，她走农村、到学校、进看守所，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家访、对话等形式，接触学生老师1600多人，留守孩子1900多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在亲情的缺失、家庭教育的缺失之下，留守儿童令人忧虑的生存状况。因为它来自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因此，这部作品还留有生活的体温，它的疼痛是那么真切、深挚，它的思考令人信服、深思。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面对目前我们中国普遍存在着的家教问题，农村留守孩子生存困境问题，关注中学生心理健康，关注农村留守孩子，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对他们的关注与帮助，是一个握笔从文者的责任与义务。报告文学对比散文体裁来讲，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快捷地直面社会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起到干预生活、牵制生活的作用。” 《空巢》的作者是来自三峡库区的教师，他就生活在留守儿童的中间，这种亲身经历使得他的作品颇具现场感和真实感。小说着重反映了空巢环境下留守少年心理和精神成长的状况，对留守少年在亲情缺失、贫穷、疾病、及弱势群体心理作用下产生的孤独、忧郁、自闭、自卑，甚至性格扭曲，作了一定程度的开掘。对家庭教育缺失下部分留守少年中存在的早恋、网瘾、看毛片等行为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尤其是这部作品还描述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他们本应该在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安享晚年，可是，却在风烛残年之际又担负起了抚养隔代人的重任。这让一个更容易被忽视、更为边缘化的群体——农村留守老人在文学中呈现了他们的艰辛、悲喜和尊严。不过，作者在把生活经验转化成为文学经验的时候还有所欠缺。本书采用通俗文学的路子，近乎原生态地呈现生活，在揭示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不自觉地又有渲染的嫌疑。在以喜剧的方式处理悲剧的时候，由于分寸把握不够恰当，也容易出现较为俗气的艺术趣味。不管这部作品在文学技巧上有什么缺陷，作者在生活现场所捡拾到的丰富的细节，因为其本身所天然具备的厚重感，仍然会时时给人以震撼。 三、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也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心灵图景。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孩子孤独地留在乡村，少有依靠。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亲情缺失之下，内心的孤独与创伤，使很多孩子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害羞、不善于表达的自闭倾向。监护权的缺失，使得他们缺少监管，在他们和外界一些不良影响之间缺少一道保护的屏障，使得他们过早地面对成人世界的色情和暴力，有些孩子染上了吸烟、酗酒、打架等不良嗜好。甚至他们的基本的健康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外界的人身伤害、患病不能及时医治和意外伤亡事件也是困扰着这些孩子的一些大问题。他们的父母，为了养家糊口而进城里赚钱养家，他们在物质上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如果物质上的积累是以孩子的精神上情感上的荒漠化为代价，换句话说，物质上的富足是以孩子的精神的贫困换来的，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有点过大？有点得不偿失？亲情和家教的双重缺失给这些幼小心灵带来的损害，他们的精神的、道德的、情感的要素究竟流失了多少，还是一个有待时间去揭开的谜底，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因素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隐患，也有待于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展示出来。 文学虽不能直接去解决社会问题，但文学具有干预现实的功能。感时忧国，为弱者呼一直是我们国家文学的伟大的传统。无论是从道义、良知的层面，还是从扩展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说，“农村留守儿童”都不应该成为被文学遗忘的角落。但是，相对于以都市少年儿童生活为主的作品来说，反映农村少年儿童的作品的市场前景也许并不那么诱人，因此，关注这一题材的出版社，更多的就不能从利润的角度，而要从责任感出发。所以，所有美丽的期许与愿望，不但需要作家，更需要出版社的参与、奉献与合作，才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原载：《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 原载：《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 (责任编辑：admin) |